提到民国时期的“特工之王”，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戴笠。
他一生最为“耀眼”的成就，就是建立了情报特工组织—军统，在抗战时期派遣特工刺杀大量日本军政大员和汉奸。但是，其手上也沾满了我党同志和爱国人士的鲜血。
有杂志评论说，戴笠是亚洲的神秘人物，甚至将他的特工生涯堪称为传奇，指挥军统刺杀日伪军近2万人，被时人传得神乎其神。
不过，和伍豪先生比起来，戴笠在其面前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弟角色。戴笠见到伍豪先生，都要毕恭毕敬地尊称一声“周主任”！
其实，这位伍豪先生，便是我们的周总理。他是当之无愧的“特工之王”，创立了我党的第一个情报中心组织-中央特科，为我党的革命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这里简单说一下，周总理曾经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所以才有“周主任”的称呼。
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周总理和中央特科的那些事！
1927年，蒋氏和汪氏政府合流（史称宁汉合流），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杀害我党人士，以及其他社会爱国人士等，我党组织系统遭受严重破坏，急需革命力量重建地下组织和反击国民党反动派。
在这种紧急状态下，我党必须要有足够的安全力量，保卫党组织进行指挥战斗，以及完成锄奸任务，中央特科经过党中央授意批复后，便由此诞生。
中央特科，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于1927年11月成立于上海（早于中统和军统的成立时间），下设情报科、行动科、无线电通讯科和总务科，由周总理直接进行领导指挥。
因为中央特科的情报系统，是国内建立最早的，在中统和军统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祖师爷”级别，戴笠见到伍豪先生，自然也是要喊一声前辈或是老师。
同时，周总理也在特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比如有无线电专家李强，军事专家陈赓，经济专家陈云，还有“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人。
就拿陈赓来说（《亮剑》李云龙最怕的386旅旅长），他担任情报科科长后，便在国民党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系统，以及租界巡捕房中，安插了不少特工，建立起了一张巨大的情报网。
在情报搜集和特别行动方面，中央特科在近代情报史上，可以说是先驱者，独有的“三个任务”，“一个不准”规章制度，乃至崇高革命信仰，也非中统、军统这样的流氓地痞之流能够比拟。
“三个任务”即搜集情报、惩罚叛徒、执行特殊任务，“一个不准”即不准在党内搞互相侦查。
比如，提到中统军统之类，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滥杀无辜，刑讯逼供、颠倒黑白等丑闻，老虎凳、辣椒水等臭名昭著的刑具，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中央特科建立时，伍豪先生便明确规定特科成员不许刑讯逼供，不允许制造恐怖袭击，禁止利用金钱或者其他利益品来套取情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央特科不进行刺杀行动。在隐蔽战线中，为了顺利完成任务，特科成员对待敌人从来都是毫不留情。
在中央特科麾下，就有一支专门从事刺杀行动的武装力量，被称为“红队”（也有打狗队和锄奸队的说法，隶属于行动科），其主要任务就是惩治内奸和叛徒，打击特务和营救被押解同志。
这支武装力量，在巅峰时期拥有40余名技能超群（会开车，会爆破，会使用各种枪械和装备），和战斗经验丰富的精锐武装人员（基本上来自工人武装纠察队的骨干），被时人称为“伍豪之剑”。
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从1930年到1934年间，中央特科红队累计消灭100余名叛徒和特务骨干，有特科叛徒熊国华，以及中统特务、上海区长史济美、国民党中央驻沪调查员黄永华等人。
关于中央特科红队，我记得有部谍战电视剧叫做《江南锄奸》，讲的便是红队在上海和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并铲除内奸和叛徒的故事。
当时，要说我党最大的叛徒，便是来自中央特科行动科高层。
他曾是周总理的副手，深得信任，也是特科行动科科长，却在被捕后供出我党所有军事情报，包括上海中央局办公地等，还加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组织，无耻地为反动派效力。
他就是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出卖中央特科同志后，他最终的结局依然是“狡兔死，走狗烹”，被国民党秘密处死，也算是为特科解决掉了心头之恨。
在隐蔽战线工作，中央特科成员的每一天，都可以说是过着刀尖上舔血的生活，也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
所以，作为中央特科的最高负责人，周总理对于特科成员的个人细节要求十分严格，更是严于律己，居所不定（周总理个人居所一般1-2个星期就会秘密转移），行踪不定，姓名不定。
中央特科行动人员，每个行动小组或者每个成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互不接头，以此最大程度保证特科成员的安全。
在中央特科成员的必备技能里：包括熟悉潜伏或行动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水文人情（针对乡野小镇）和街区车流、人群信息分布（针对大中小城市），乃至精于计算、语言方言等。
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就是避免在执行任务时遭遇危机，可以凭借对于地形的熟悉快速摆脱敌人追击，另一方面就是便于长期隐蔽潜伏，了解敌人动向，而不被周边人怀疑。
对于中央特科成员来说，把控好潜伏细节，在关键时刻就是一道“护身符”！
即便如此，也有不少中央特科成员，在执行任务时英勇牺牲，或者被捕后从容就义，他们为革命的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记住他们的名字。
龚昌荣，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担任中央特科红队队长，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5年在南京英勇就义，年仅32岁。
赵轩，中央特科红队组长，1934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35年在南京英勇就义。
孟华亭，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担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队长，1934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35年在南京宪兵司令部英勇就义，年仅28岁。
祝金明，中央特科红队成员，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5年在南京军法处英勇牺牲。
卢志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担任中央特科驻南京特派员，1947年因叛徒出卖，卢志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军警特务逮捕，1948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当然，还有数不胜数的英雄，在这条隐蔽战线上，奉献了自己的鲜血、生命，他们有的可能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2018年1月，中央特科登记在册的最后一名红色特工—姚子健（时隔多年，姚子健才知道自己曾隶属于中央特科），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从1927年11月于危亡中成立，到1935年10月完成历史使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中央特科，出色地完成了情报搜集、惩治叛徒、筹措经费等重要任务，而后余部力量转入其他部门，继续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