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河北省损失人口548万，占全国损失人口比例高达15.6%还多。是损失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抗战时期唯一人口负增长的省份。
这其中还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河北划拨给京津地区的16个县。
河北损失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牺牲在战场上。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总兵力超过100万，而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数量，并没有确切的说法，有人说估计是40万左右，显然这是不准确的。
河北平山县在抗战时期有12065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9300多人没能看到鬼子投降。
灵寿县当时只是个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县，其中5377人参加了八路军，最后只有1600多人看到抗战胜利。
冀中根据地素有八路军“兵库”的说法，饶阳县面积只有530平方公里，总人口7.8万，就这样一个县，参加八路军的人数超过万人，最后只有2800多人活了下来。
当年八路军在河北，有个硬性指标，“大县走团，小县走营”，大县每年向八路军补充一个团（1500人）的兵力，因为牺牲太大，新兵只能补充进老部队。
这种现象，在冀中、冀南、冀东、冀鲁边区各根据地比比皆是。
除了八路军，在卢沟桥事变中，打响全民抗战第一枪的西北军第29军，所部士兵也是清一色的河北子弟。
当世人目光都被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所吸引，孤军奋战的第29军，面对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且战且退，将日军拖在河北整整四个多月。
大家只看到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池峰城等抗日名将的绝世风采，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将成名万骨枯，第29军十万燕赵子弟血染疆场。
其实无论是八路军，还是第29军，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幸运的，最起码他们有个烈士的称号，每到清明节就会有人去为他们扫墓。
而在战争中，面对日寇侵略，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强敌普通民众，他们使用最原始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寇殊死搏斗，牺牲更大，也更惨烈。
只是这些人，不但牺牲了生命，姓名和籍贯也都牺牲了。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超过千人以上，自发的抗日起义就有384次，起义人数超过200万。牺牲人数难以统计。
最让人唏嘘不已的，组织抗日起义的近千名负责人，大多数以身殉国，有人被错杀，也有人叛变，只有一人善始善终。
小编参考了上百份有关资料，整理出一份流水账式的文章，用来缅怀那些已经被忘记，却不应该被忘记的抗日先烈。
河北是坚持抗战时间最长的省份，有人反驳说应该是东北三省抗日联军。
东北抗联条件很艰苦，也取得了许多堪称辉煌的胜利。但是在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的联合绞杀下，最后一支抗联队伍于1941年春天离开东北。
在以后的四年多时间里，东北地区再也没有一支有组织的抗日武装。
而自发的河北抗日民军，几乎是与东北抗联同时出现的。
从东北进入华北，需要横穿燕山山脉，传统上有四条路径。
沿潮河河谷过古北口。第二条路是沿滦河河谷攻击喜峰口。第三条路是穿越青龙河谷后走冷口。另外就是大名鼎鼎的辽西走廊了。
其实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军就试图染指华北。最利于大兵团作战的辽西走廊，因为秦皇岛有英租界，所以日军没敢轻举妄动。
古北口和喜峰口两条路线，也因绕行热河路途太远而暂时放弃。
只有冷口方向，距离沈阳路途最短。也成为日军侵占东北后，进犯华北的唯一路线。
随着日军在冷口方向不断增兵，河北第一支自发的民间抗日武装：迁安县抗日义勇军第23路军，于1931年11月，在迁安县的杨各庄、青山院、徐留营等几个村正式成立。总指挥刘振邦。
河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是与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一脉相承的。
三个月后，在冀东地区，“民众自卫义勇军”已经从开始时第23路，迅速发展到58路，合计人数将近20万人。
河北抗日义勇军从规模上，已经超过了东北地区。
3月底，刘振邦率领抗日民军20000多人出冷口关进入东北，一路畅通的抵达朝阳县羊山乡肖家店村。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长高体干接洽后，抗日民军声威大震。
日酋司令香椎震怒，在天津向蒋介石提出抗议。
刘振邦奉命入关，被国民党军用计抓捕后，押解到北平后失踪。剩下的25个“民众自卫义勇军”指挥官，在以后不到一年时间，除了围场、丰宁两地的指挥官被日军特务暗杀以外，其余的都被国民党军冠以“通共”罪名，逮捕后予以处决。
1932年8月30日。高阳和蠡县农民发动起义，宣布成立河北红军抗日游击第1支队，支队司令湘农。
五天后，起义部队北上抗日，途中遭国民党军白凤翔骑兵第六旅的围攻，湘农以及四十多位组织起义的核心人员不幸遇难。
1932年10月，以王维刚、唐寿山为首，在磁县举行起义，“直南工农红军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正式成立。几个月后，起义部队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围攻，起义失利。
王维刚、唐寿山被捕后失踪。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2日，康翁夫在迁安，组建了一支1500多人的“迁安抗日义勇军”，在冷口关与日军展开血战。
4月15日，冷口关失守，死战不退的康翁夫，以及他的“迁安抗日义勇军”全部壮烈殉国。
在喜峰口，由韩东征、高机先、韩绍丰等人组建了“抗日自卫团”，与日军展开激战，韩绍丰壮烈牺牲。一九七三年韩东征含冤而死，高机先殒命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1933年6月1日，吉鸿昌、方振武、邓文、李忠义等人在张家口张北，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兵力12万人。
7月7日，吉鸿昌亲率敢死队，经过5个昼夜的血战，成功收复由4万日军拒守的多伦城，成功将日寇逐出察哈尔。
与此同时，同盟军还成功收复了沽源、宝昌等战略要地。
日军再次向蒋介石提出“抗议”。
蒋介石随后命令。庞炳勋的第四十军，冯钦哉的第七军，孙德基的25师，以及孙德荃，关麟征，冯占海等各部，进驻下花园、沙城，怀来、延庆、土木堡、康庄一线，日寇联手，对“同盟军”形成夹击之势。
“同盟军”腹背受敌，在大、小砀山（汤山）一败涂地。
吉鸿昌被国民党军处决。方振武、邓文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心灰意冷的李忠义叛变投敌。
12月，孙永勤在兴隆县黄花川举行抗日起义，称“民众抗日救国军”，起义部队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护，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
总队长张福义、年焕兴、关恒利、李连贵都身经百战，作战机智勇敢，打了不少漂亮仗，歼灭日伪军1.5万多人。
无奈之下，日酋梅津美治郎再次向蒋介石提出抗议。
1935年2月25日，在遵化茅山，“民众抗日救国军”遭到国民党军和日军的联合攻击，全军尽墨，孙永勤以及四位战功赫赫的总队长，血染沙场。
1934年1月22日，樊永春、樊顺在迁安县上梨树峪举行起义，成立“红军京东抗日游击队”，总兵力1500多人。
数日后，起义部队在青山口，遭到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包围，最后只有30多人成功突围。
1940年，樊顺和樊永春，相继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1935年1月13日，高志远在滦县举行抗日起义，起义部队1300多人，主要活动范围在滦县南部沿海和乐亭交界处。
2月21日，高志远、陈宇寰在马城举行起义，胡各庄等168村联庄会积极响应，参加起义的部队有一万多人。
日军以及伪军刘佐周部三万余人，试图围歼起义部队，起义部队避敌锋芒，转移到渤海岸边，利用遍布芦苇荡的滩涂，与日军展开游击战。
同年五月，朱建华等人在冀南的巨鹿、广宗、威县、尧山、隆平等14县举行起义，起义部队7000多人，称“红军平汉线抗日游击队”。
在国民党军疯狂打压下，起义部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生还者不足300人，朱建华等人壮烈牺牲。
几个月后，起义部队残部东山再起，迅速扩展到1100多人，起义部队改称“华北人民抗日讨贼救国军”，国民党军动用三万多人进行围剿，起义部队再次失利，生还者寥寥无几。
1936年2月17日，任丘县牛文昌、牛文昌、牛文良兄弟三人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遭国民党保安团围攻，三兄弟相继牺牲。
1936年6月，张北、沽源、宝昌、丰宁等地百姓，不堪忍受日伪政权的剥削，毅然发起抗日起大义，组织“国民抗日自卫军”，编有七个l军，总兵力1.7万人左右。随后起义部队遭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袭击，起义部队全军覆灭，十几个起义组织者，全部战死沙场，名字都没能留下。
8月5日，在冀东各县，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支名为“反殷自治军”的抗日武装，公开反对大汉奸殷汝耕。
“反殷自治军”实力不俗，兵力过万，军长名叫王道，军部设在马兰峪。
不过这十有八九是个圈套，因为清东陵就在马兰峪，日军顾忌伪满皇帝溥仪的面子，也不敢在清东陵里大动干戈。
在当地关于“反殷自治军”的传说很多，可是一直到日本投降，也没人见过那位传奇军长王道。就仿佛清初的朱三太子一样，让日军如鲠在喉，却又无能为力。
1937年3月，华北伪军张世英部1500多人，在万全县通告反正抗日。反正伪军被国民党军遣散，张世英被枪决。
5月27日，张北县和崇礼县4000多人举行起义，起义部队捣毁了日军特务机关。杀死日军特工多人。数日后，起义部队被国民党军缴械后遣散，起义负责人吴天昊被枪杀。
一个月后，张北、崇礼、康保等地一万多当地百姓举行起义，称“国民自卫军”三县境内的伪军、土匪尽数被起义部队歼灭。起义负责人李少英等人两年后战死沙场。
卢沟桥事变以后，安玉林、唐朴农在定县率领1600多人举行起义，起义部队称“抗日义勇军第8支队”。1944年安玉林战死。支队司令，八路军冀中军区第22团团长唐朴农，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后，转业到天津，担任红桥区图书馆副馆长，虽然得以颐享天年，可终究让人心意难平。
十月，无极、深泽、藁城等地3000多民众，在翟晋阶、刘洪涛、马玉堂等人的率领下成立抗日自卫军，全称“抗日义勇军第5支队”。
翟晋阶、马玉堂在抗战时期牺牲。刘洪涛被追认烈士称号。
1937年11月，赵月舫、樊毅然、曹万祥、邸英杰、刘霭亭、马再舟等13人组织“五县联庄会”起义，起义部队8000多人，起义部队后来被编成八路军第129师新385旅。
起义负责人除樊毅然叛变被处决外，其余或者战死疆场，或者下落不明。
11月，段海州率领8000多人在晋县举行抗日起义，起义部队被编入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两年后，段海洲带领5个人离开部队。
1937年11月。规模空前的冀鲁边区起义爆发，其中包括盐山、沧县、宁津、庆云、乐陵、东光、南皮、新海、吴桥等13个县，起义人数将近14万人，自称“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起义部队由杨靖远、邢仁甫、刘景良、于文彬、马振华、周砚波等27人负责指挥。
这27人绝对是命途多舛，杨靖远、于文彬等人壮烈牺牲，八路军教导六旅旅长邢仁甫等人叛变，周砚波等人或被追认烈士，或被恢复名誉，更无一人善始善终。
卢沟桥事变后，河北各地自发的民众抗日武装呈遍地开花之势。保定一带的民众抗日武装被八路军收编，统称“河北游击军”，全军6.9万人，比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兵力多了将近一倍。
游击军编为三个游击师，以及12路支队，还有一个小八路支队。
游击军中有二百多位发起起义的组织者，其中李晓初、侯平、段士曾、孟阁臣、刘克忠、高顺成等140多人被错杀。
赵玉坤、柴恩波、江东升等30余人叛变。
项修文等十余人被解除职务后下落不明。
游击军参谋长王志等近百名起义组织者，牺牲在战场上。
只有任丘县“48村联庄会”的总头目高士一，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担任陕西省的交通部长。是河北游击军中，唯一得以善始善终的。
创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 赵侗，先是离开八路军，去做了国军少将，后来在战斗中遭日军偷袭，不幸牺牲。
1938年2月衡水景县邵北武率领2800多人举行起义，并成功攻占衡水城，起义部队称“河北民军二路”，后改称华北抗日联军第29支队。
后来邵北武后受特务拉拢，带着二十几人，投靠国军鹿钟麟部，四个月后，邵北武死于同僚之间的内讧。
1938年5月，震惊中外的冀东大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人数超过20万。起义部队称“冀东抗日联军”，攻克9座县城和几乎所有的村镇。
两个多月后，由于错估形势。起义部队开始向平西根据地转移。
这是八路军自东渡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出发时58,000多人，平安到达平西根据地的只有3000多人。
前文提到过的起义领导人高志远被错杀，另外两位主要负责人洪麟阁，陈宇寰战死沙场。
8月，周文彬，节振国，胡志发等人在开滦赵各庄煤矿，率领7000多矿工举行起义。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上述三位负责人相继战死。
1939年1月，孟阁臣以抗日的名义，在易县拉起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后来这支武装被八路军收编，孟阁臣被镇压。
同年六月，来自定县、献县、河间的三个回民大队，合编为回民支队，总兵力2000多人，由马本斋、郭陆顺、马仲三等人统一指挥。
1944年，马本斋病逝。郭陆顺和马仲三，早已牺牲在战场上。
回民支队是河北大地上最后一支自发的民众抗日武装，截止到1939年7月，在河北大地上，几乎所有的自发民众抗日武装，大都被八路军收编。
在河北农村，除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其他地区都是抗日游击区。各地也基本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等完整的战时体系。
1939年以后的几年里，河北各地基本遵循着“大县走团，小县走营”的原则，把优质兵源，源源不断的送进八路军主力部队。
河北地形以平原为主，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地形，对武器装备落后的八路军意味着什么。
八路军在河北坚守了八年，用前赴后继都不足以表达其悲壮。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抗战时期，河北人用实际行动验证了这句话的悲壮。
南皮是冀鲁边区一个不起眼的小县，1949年全县人口也不过九万多人。
抗战时期，这个县有名有姓的烈士有1300多个，无名烈士不计其数。在当地县志中，仔细记录着被消灭的日军，是101个，其中一个是俘虏。
十三比一，这个数字触目惊心，可十有八九损失更大，无名烈士太多了。
前面记述的民众抗日武装，都是千人以上，规模较大的。
其实在河北，几十人，数百人的抗日武装，规模虽然不大，但数量之多难以统计，参与人数更是数以百万计。
十年前去世的作家张磊，在他的作品《永不磨灭的番号》中，记述的就是这段往事，只有有了番号，才是正规军，没有番号，就是抗日游击队。
游击队武器装备落后，缺粮少弹，没有统一的服装，更没有军饷，受伤了也没有可以疗伤的医院。
游击队注定要承受比正规军更大的伤亡，而牺牲在战场上的游击队员，烈士的称号都没有。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那些遍布河北各地的抗日游击队，是多么渴望成为正规军。
当然，也有些抗日游击队，因为出色的战绩，被广为人知，诸如雁翎队，雁北骑兵连等等。
可是这些佼佼者毕竟只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的抗日游击队，在战斗中全军覆没，什么也留不下。
至于无数个抗日游击队的负责人，活下来的寥寥无几，最后善始善终的，更是一个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