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两年来受到众多地缘政治变化冲击最大的一个国家，当属德国。在俄乌冲突、能源价格高企、新一轮巴以冲突等等因素影响下，对德国未来出现了普遍的迷茫情绪，德国总理朔尔茨以“时代转折”描述德国需要做出的政策调整，这种调整虽然暗示与延续至默克尔时代的新东方政策分道扬镳，但是实践中“脱钩”使德国承受更大压力，经济表现在G7国家中垫底。在两难局面下，德国未来方向何在？
回顾历史，德国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战略选择：西德总理阿登纳上世纪50年代的“西向政策”使德国完全融入西方，上世纪70年代勃兰特总理的“新东方政策”促使西德对苏东集团转向缓和政策，以及90年代科尔总理在德国统一后投入欧洲一体化。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出现了“经济政策至上”思维，而德国的成功在于将“安全需求外包给美国、能源需求外包给俄罗斯、经济增长外包给中国”。作者认为，这种有利条件让德国误以为可以协调其商业模式和价值观政治，而俄乌战争的爆发摧毁了后柏林时代德国的上述核心假设。
作者对后柏林时代的德国政治做出了严厉批判。然而，将当今地缘冲突的灾难后果（不仅是俄乌冲突，作者也隐晦暗示了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重蹈覆辙），归因于德国尤其是默克尔时代的政策是否公正？归根结底，正如作者所言，德国并不具备改变重大地缘政治结构的能力。更深层的思维结构并非经济至上，而是西方在达时诉诸于普遍的“文明使命”、穷时则转向具体的“文明冲突”的二元认知范式。不跳出这个范式，就无法思索超越冷战和对抗的新道路。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由“法意观天下”编译，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大德国”，路在何方？
文｜蒂莫西·加顿艾什
翻译｜周欣桐
来源｜法意观天下
▲ 德国现任总理朔尔茨与前任总理默克尔。图源：互联网
后柏林墙时代已经结束，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在问，德国——欧盟中最强大的国家——将何去何从。
与人类不同，一个国家既可以很古老，也可以很年轻。1900年前，塔西佗就写了一本关于这个迷人的民族——日耳曼人的著作。在 15 世纪的论文《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中，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皮科洛米尼（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教皇庇护二世）称赞日耳曼城镇是整个欧洲“最干净、最赏心悦目的”。但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在今年5月23日才迎来它的75岁生日。它目前的领土形态可以追溯到不到三十四年前，即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后，西德和东德于1990年10月3日实现统一。
然而，后柏林墙时代已经结束，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在问，德国下一步会怎样：不仅仅是它会做什么，还有它还会成为什么。德裔美国历史学家赫尔穆特·瓦尔泽·史密斯在的《德国：时代中的国家》（Germany: A Nation in Its Time）一书中提醒我们，自 1496 年皮科洛米尼的《日耳曼尼亚》首次印刷以来的五百年间，德国经历了多少变迁：不仅边界和政治制度一再变化，德意志民族的主要特征也是如此。
有时，德意志的主旋律是文化：是所谓“诗人与思想家”之国；在1813年的《论德国》（De l’Allemagne）中，斯塔尔夫人把德国称作“思想的故乡”；对乔治·艾略特来说，德国“为思想自由进行了最艰苦的斗争，产生了最伟大的发明，对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神圣的诗歌和最神圣的音乐”。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的种种恐怖之后，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将德国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但史密斯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普鲁士和德国的军费开支实际上一直像坐过山车一样徘徊。然而，德国的民族性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联系。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在柏林墙倒塌那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德国人的身份》（A German Identity）的书中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詹姆斯深刻地指出，历史的缪斯女神克里奥“应该警告我们不要过于信任墨丘利（经济之神）”。
后柏林墙时代德国信仰经济之神。在赫尔穆特·科尔总理领导下的西德出人意料地实现了以西方条件统一的目标后，新联邦共和国将其首都从小城波恩迁至曾被一分为二的柏林，并安顿下来，成为一个满足于现状的大国。在那个时代，经济力量占据了支配地位。
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恩将其称为“经济政策至上”，但更具体地说，它是“商业至上”。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说过：“美国的生意就是生意”。如果有人说，在后冷战的柏林共和国里也是“德国的生意就是生意”，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涉及到德国企业对德国政府的直接影响，而西德特有的被称为“共决制”（Mitbestimmung）的工业合作关系体系则加强了这种影响。如果打电话给总理府的不是汽车或化工企业的大老板，那就是工会领导人，他们都在敦促达成一些有利可图的商业交易(事后，老板们和工会领袖们还会为如何瓜分这块蛋糕而争论不休）。
到2021年，德国GDP的47%来自商品和服务出口，增长速度惊人。最引人注目的增长是与中国的贸易，德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虽然它自称是一个民用大国，但它在2013年至2018年间向韩国出口了大量德国制造的武器，包括近300枚金牛座导弹——这正是朔尔茨总理顽固拒绝援助被围困的乌克兰的导弹。2019-2023年，德国占全球武器出口的5.6%，领先于英国，尽管仍落后于法国。玛尔斯（Mars，按：罗马的战神）为墨丘利服务。
随着欧盟和北约的东扩，德国不再有前线国家的不安全感。正如前西德总统魏茨泽克所说，这让德国摆脱了东西方之间命中注定的历史性“中间位置”（Mittellage），因为它现在被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的西方国家所包围。因此，2005年，其国防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
尤其是在2010年欧元区危机加剧时，在南欧和北欧之间的激烈争论中，德国人倾向于将他们的经济成功归功于自己的技能、努力工作和美德。毕竟，他们没有像那些无能的南欧人那样，把债务堆积如山。德国工业确实有非凡的实力，谁都知道开车要开宝马，洗衣服要用美诺（Miele）洗衣机，做饭要用博世（Bosch）烤箱，袜子要穿福克（Falke）。在21世纪初，面对德国统一的巨大代价，格哈特·施罗德政府与商界和工会领袖合作，推动了一系列艰难的改革，在南欧劳动力成本飙升的同时，德国劳动力成本保持在低水平。
然而，经济上的成功也是外部环境独特有利的结果。许多德国人认为，统一欧洲货币是对他们珍爱的德国马克的痛苦牺牲，但它却为德国带来了相当大的经济优势，因为德国公司可以不冒任何货币波动的风险地向欧元区其他国家出口，并且能够以比强大的德国马克更具竞争力的汇率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与此同时，欧盟的东扩使得德国制造商能够将生产设施迁往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拥有廉价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同时在整个欧盟单一市场上自由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自由帝国主义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在 1915 年提出的将中欧（Mitteleuropa）作为德国主导的共同经济区的愿景的实现，但这完全是在欧盟更大的法律和政治结构内，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大部分是为了双方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欧洲以外的外部条件。华盛顿的德国评论员斯特尔岑穆勒用一个尖锐的公式总结了这一点。她写道，1989年后的德国将其安全需求外包给美国，将其能源需求外包给俄罗斯，将其经济增长外包给中国。
虽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民族的演变仍表现出深刻的连续性：法国人渴望普世主义；英国人倾向于经验主义。德国人在15世纪就非常擅长制造东西——例如美因茨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机——他们现在仍然如此。德国另一个更深的连续性特质是德-英社会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所定义的，对融合的渴望。
然而，随着这些外部依赖的增加，融合不仅成为一种智识偏好，而且成为一种政治诉求。一切事物不仅要与其他事物相联系，更要相和谐。德国的利益也必须是欧洲的利益。在欧洲之外，德国必须与美国成为朋友，同时也要与俄罗斯和中国成为朋友。德国以出口为基础的商业模式也必须与其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模式相协调。德国人试图在做好事的同时也做好人。
就联邦共和国而言，“做好人”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从纳粹的过去吸取教训。因此，德国人始终主张和平、人权、对话、民主、国际法以及我们与自由国际秩序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其他美好事物。德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另一本大作：弗兰克·特伦特曼的《走出黑暗：德国人，1942-2022》。这是一部探索道德史的著作，结论十分复杂。特伦特曼曾写道：“当道德原则为德国利益服务时，它们就会被炫耀，当它们阻碍了他们的前进，它们就会被忽视。”
这些融合的主张是在更宏大的历史观中建立的——在后柏林墙时代，在西方的大部分地区都很普遍，但在德国最为普遍。“历史的终结”是美国人的想法，但这种新黑格尔主义的梦却是德国人在做。
所以历史大势就如我们所愿。德国、欧洲和西方都相信其他国家最终会与自己的发展模式趋同。全球化将促进民主化。诚然，俄罗斯和中国看起来并不像西方国家，但随着它们的现代化，它们会变得更好。西方的投资和贸易将帮助他们沿着历史的预定轨道前进，而经济相互依存将支撑康德式的永久和平。
因此，推倒柏林墙的国家享有后冷战时期最大的功勋，但也沉湎于欧洲后柏林墙时代最大的幻想。
在过去的十六年里，这种模式以两种方式崩溃：逐渐，然后突然——就像海明威对以一个人破产的描述。这一进程与2008年开始的欧洲后柏林墙秩序的普遍性危机重合，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格鲁吉亚两个大片地区的军事占领。2022年2月24日，迅雷不及掩耳，俄乌冲突爆发。
事实上，在几乎整个第一个时期中——从2005年11月到2021年12月——德国都由德国现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领导：前东德科学家安格拉·默克尔。对许多德国人来说，这是一段好时光。然而，这个国家今天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在默克尔时代积累的。
直接把商业放在优先地位意味着甚至没有优先考量适当的经济政策，因为这同时意味着比起未来产业，德国人更多关照本国当下的利益，例如汽车和化学工业。因此，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创新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并且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既便宜又更好用的电动汽车的竞争。
财政保守主义的两种极端表现形式——2009 年写入宪法的“债务刹车”和所谓的“黑零”（blackzero），即财政部多年来坚持不出现预算赤字——这使得德国的公共财政状况异常健康，但基础设施投资却长期不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德国铁路股份公司，为了准备私有化，该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削减，但私有化并未实现。根据我的经验，德国铁路的城际列车不是晚点就是取消。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匆忙放弃所有民用核电使得向绿色能源过渡变得更加困难。而绿色能源的使用是应对气候危机所迫切需要的，也可使德国摆脱俄罗斯的化石燃料。默克尔在2015-2016年从叙利亚和中东的其他地区接纳约100万难民的决定体现出令人敬佩的人道主义，且大多数新移民已成功融入德国经济，有助于改善德国技术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但也有人担心这种来自遥远且通常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非法移民“失控”，并将在文化上过快地改变国家，这极大地推动了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崛起。
令人震惊的是，在今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的全国民意调查中，AfD目前领先于朔尔茨的社会民主党。AfD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等东德联邦州的情况甚至更好，似乎很可能成为今年秋天州选举的明确获胜者。同样可能做得很好的还有一个由来自东德的政治家瓦根克内希特领导的新的“左翼保守派”团体，他们巧妙地结合了左翼的社会经济主张、文化保守的移民政策以及倾向于亲俄的对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反对。虽然德国东部得到了巨大的投资、经济增长迅速，但东西方之间的心理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增加——即使总理也是东德人。许多东德人感到愤怒，认为他们被当作二等公民。
通过协商一致进行变革历来是联邦共和国成功的关键之一，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劳资关系上。但随着政治格局分裂为七八个政党，在联邦一级也通过联邦参议院（Bundesrat，代表联邦各州的上议院）体现出来，以及强大的联邦宪法法院的大力干预，达成共识或进行变革变得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许多原本打算向自由民主党理想趋同的国家已经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在德国的近邻。自2010年以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在德国汽车工业投资巨大的邻国里系统地摧毁了民主。
然而，德国公司继续在这些地方进行重大投资，往往对与本国宣称的价值观的任何冲突视而不见。最近，当我向另一家德国大型汽车公司的负责人指出，他刚刚宣布对其进行巨额投资的匈牙利不再是民主国家时，他气定神闲地挥了挥手，将反对意见置之不理。“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术语，”我的笔记本记录了他的这句话，“这没关系的。”
最戏剧性的误判是关于俄罗斯的。作为总理，精通俄语的默克尔在她的办公室里有叶卡捷琳娜大帝——一位有德国血统的俄罗斯统治者的肖像，在与普京打交道时，默克尔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欧洲政治家。或许有人会说，在克里米亚和 2014 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与法国一道在 2015 年 2 月促成了《明斯克协议二》的缔结，这是在乌克兰防线崩溃之际为稳定局势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然而，完全无法辩解的是，德国此后未能改变策略，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估俄罗斯的威胁。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德国非但没有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反而增加了这种依赖：到 2020 年，德国 55% 的天然气、34% 的石油和 57% 的硬煤都来自俄罗斯。
为了平衡在欧洲外的三大依赖，德国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美国。即使是唐纳德·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对欧洲北约伙伴的挑战，也只是导致德国国防开支缓慢而不情愿地上调。2017年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中，默克尔确实说过“我们可以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去了”。但德国的国防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所有这些都是默克尔领导下发生的，但在她担任总理的16年中，她领导的基督教民主派有12年与社会民主党结成了所谓的大联盟（Grand Coalition）。与俄罗斯关系中最严重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尤其是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2号输油管道，该管道是在2014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商定并修建的。在默克尔的最后一个任期内，她的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是社会民主党人朔尔茨，后者在 2021 年 12 月的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获胜，接替默克尔成为总理。
普京在2022年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自1945年以来欧洲最大战争的开始减少了对后柏林墙时代德国的核心假设——政治、经济和军事，同时包括道德，一一化为废墟，虽然不像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但同样真实。
在这种恐怖的冲击下，以及朔尔茨在他关于“时代转折”（Zeitenwende）的演讲中引入了一个新的德语单词，有人呼吁德国立即抵制俄罗斯的化石燃料。朔尔茨的联合政府决定不采取这一激进步骤，他提出论点的方式很有说服力。他说，这将使德国和欧洲陷入衰退。“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将处于危险之中，整个行业都处于边缘。”（通过其自己的特殊输送管道，仅化工巨头巴斯夫就消耗了该国每年总天然气消耗量的4%），然后朔尔茨说（记住，一切都必须与其他一切和谐！）：“让我们睁大眼睛，如果将我们的经济实质置于危险之中，没有人会得到好处。”但如果普京突然被剥夺了他的战争机器的主要资金来源，那么还是有人会得到好处的：乌克兰人民。
相反，德国应该要在避免经济衰退的前提下尽快摆脱俄罗斯的化石燃料。这种选择也许可以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来辩护，但乌克兰人却为更幸运的民族过去的错误付出了悲惨的人道主义代价。根据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最谨慎的独立评估，在全面战争的第一年，德国向俄罗斯支付了约 306 亿美元的天然气、石油和煤炭费用。这些钱中有一部分实际上用于这些燃料的生产和运输，但正是由于普京的战争，这些燃料的价格飙升，因此其中大部分纯属利润。由于能源部门是普京政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款项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大量资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俄罗斯 2022 年的军费开支约为 1020 亿美元，高于 2021 年的 660 亿美元。
与此同时，值得称赞的是，德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乌克兰支持追踪器”，德国在全面战争的前两年向基辅承诺了约221亿欧元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仅次于美国。它在提供防空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到2024年，德国总理甚至还在向其他欧洲国家发出倡议，要求他们必须为乌克兰做更多的事情。
然而，在每一个阶段，朔尔茨都对派遣更强大的武器系统一拖再拖，无论是被称为“令人恐惧的升级”的“黄鼠狼”步兵战车、“豹”2坦克，还是在撰写本文时仍在使用的、乌克兰可以用来威胁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补给线的“金牛座”导弹。朔尔茨提出了各种借口，但共同的出发点是担心拥核国家俄罗斯的武装升级。虽然朔尔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样高谈“欧洲主权”，但与法国和英国不同，他的政府紧跟美国步伐，除非美国现任政府也停止对基辅提供军事支持，否则德国不会出现任何变化。
为了理解朔尔茨的立场，人们需要了解他作为1980年代年轻的社会主义和平活动家的谨慎管理个性和形成经验，以及他的党内存在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绥靖倾向和国内政治，他希望通过将自己定位为“和平总理”（Friedenskanzler）来赢得选民。然而，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朔尔茨也可以被视为德国在这个不确定的、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其他地区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左支右绌，比如德国在加沙战争期间对以色列的态度。德国从其对大屠杀的历史责任中发展出了两个国家义务：一是对以色列的特殊承诺，这体现在官方声明中，即以色列的安全是联邦共和国“国家理性”（Staatsr?son）的一部分；二是在始终捍卫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普遍承诺。在过去的十年里，德国提供了以色列30%的武器进口，仅次于美国，并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恐袭后迅速增加了武器供应。但是，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对哈马斯发动战争的鲁莽方式，显然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使这两项义务——特殊的与一般的——陷入了痛苦的冲突。
之后，特朗普有可能在11月5日——柏林墙倒塌35周年前四天——再度胜选并质疑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款“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承诺：保障保卫欧洲成员国。今年二月，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特朗普吹嘘说，作为总统，他如何告诉一个北约主要成员国的领导人，他将“鼓励”俄罗斯对那些没有为自己的国防付出更多的国家“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德国的反应？几天来，媒体上充斥着关于如何建立欧洲核威慑力量以覆盖德国的猜测。因此，一个最近完成退出民用核能的国家现在突然谈论拥有核武器。
旧的确定性已经崩溃；新的方向还有待发现。
大卫·布莱克本的巨著《世界中的德国：1500-2000年的全球史》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德国问题的答案”。然而，该书在结尾处预言，在新的千年里，将出现一个“新的”德国问题。因此，套用汉斯·法拉达1932 年的著名小说《小人物，怎么办？》，我们要问：大德国，怎么办？
由于这篇文章对后柏林墙时代的德国颇有批评，因此必须强调其他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需要被更严厉的批评。德国在国家层面没有犯下能与英国脱欧相比的愚蠢行为。在国家和欧洲利益的交融上，没有人能开始与法国竞争。意大利版的AfD实际上正在管理这个国家，而意大利兄弟党的后新法西斯主义总理乔治娅·梅洛尼与她的联盟伙伴、联盟党的马特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相比都会被视为温和派。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回到其祖父弗里德里希·特朗普的故乡，他在全国大选中获胜的可能性为零，而他在美国连任的可能性却大得惊人。
但我们要讨论的是德国，欧洲的中心力量。它拥有欧盟六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产五分之一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使它成为霸主吗？德国历史学泰斗温克勒认为，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一样，联邦共和国在欧洲处于“半霸权地位”。这句话抓住了现代德国的经典地缘政治问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然而，联邦共和国无疑是欧盟内部最强大的国家。柏林可能并不总能在布鲁塞尔得到它想要的东西，但这种情况发生得很少。在即将出版的一本多人合著的《讨论德式和平：德国霸权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崛起和限制》一书中，曾于2009年至2014年担任欧盟国家领导人欧洲理事会主席的赫尔曼·范龙佩写道，“在我任职的这些年里，只有一次欧洲理事会的立场与德国的立场不一致……”因此，德国向哪里走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未来道路都更重要。
在联邦共和国成立的七十五年里，德国的战略选择有三个伟大的时刻：所谓的“西向政策”（Westbindung），即联邦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决定将新生的联邦共和国牢牢地与大西洋两岸的西方世界结合在一起；维利·勃兰特总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施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即西德对苏东集团的缓和政策（détente）；以及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承诺将德国的统一纳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
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有“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展览的标题。对于公众来说，不是每条道路都显而易见的正确，政府的政策经常遭到激烈的质疑。
每一次转折都有三个要素：领袖、国内辩论和国际环境。引用阿努尔夫·巴林关于西德民主起源的专著中圣经般的开场白，“一开始是阿登纳”，但这位伟大的开国元勋的选择是在欧洲冷战分裂迅速加深的国际背景下做出的。勃兰特是一位鼓舞人心的领导人，但他的东德政策也是美国、法国和英国推行的缓和政策的德国版本。科尔的个人贡献，就像他的身材一样，是巨大的，但他也是在欧洲一体化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响应法国等欧洲伙伴的要求而采取行动的。
遗憾的是，很少有证据表明德国政治家和商界领袖关心这些问题。然而，今天的德国需要开放、批判性的思考，就像一个超重的中年人需要锻炼一样。因为构成这个新德国之问的各个问题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鉴于政党格局四分五裂，如何通过共识实现变革？对于像 AfD 这样拥有大量公众支持的极端政党该怎么办？如果以出口为基础的旧商业模式与该国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模式越来越不相容，那么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或者，正如尖刻的经济评论家沃尔夫冈·明肖所预料的那样，柏林是否会“重操旧业”，为了德国工业而与欧亚国家达成交易？巴伐利亚州领导人马库斯·索德最近从中国之行归来，在推特上对为德国企业充当政治“护航者”表示满意，并补充道：“我们搞的是现实政治，而不是道德政治。”朔尔茨很快跟随他来到北京，随行的还有一个大型商业代表团。
如果德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那么它将拥有世界第四大国防预算。假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大幅削减美国对欧洲的保护，德国将很快成为除俄罗斯之外欧洲大陆的主要军事强国。这些德国士兵和枪支去那里做什么？他们将部署在哪里、如何部署、以何种精神状态部署？玛尔斯将如何与墨丘利并列？
在今年二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大谈乌克兰战士们“站在侵略者面前”的英雄气概，而德国总理则用毫无色彩的记账员语言，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的笔记本记录了朔尔茨的一段话：“乌克兰士兵的活动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德语中，有关于战争的词汇都因与纳粹主义的联系而受到了毒害。
2020 年，德国军队首脑表示，德国军队要“能打胜仗”（siegesf?hig，译者按：Sieg可能会让批评者联想到近代德国的军国主义、纳粹主义的口号），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德国人谈论他们的足球队时并不觉得困难）。国防部长现在说的是，“武装部队必须具备战争能力”。人们需要想象力和判断力，才能找到合适的德语新词汇，来表达“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么难说的话。
德国社会被描述为“后英雄的”。在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只有38%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国家遭到袭击，他们准备拿起武器保卫国家，而59%的人表示他们不会。但随后，与波兰人或爱沙尼亚人不同，更不用说乌克兰人了，大多数德国人仍然不相信他们可能需要这样做。
“德国焦虑”早已是陈词滥调。但是德语中的Angst一词既可以表示恐惧，也可以表示焦虑。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恐惧可以动员——“战斗或逃跑”。焦虑使人麻痹。这是德国目前正在遭受的后一种焦虑。政治和知识领导的挑战将是把焦虑的公众带到一个更现实、道德上一致、地缘政治、经济和环境上可持续的位置，而不会突然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倾斜。
那么欧洲怎么办呢？范龙佩写道：“尽管德国人在谈论欧洲时充满热情和信念，但欧洲不应让他们付出太多。”德国人现在是否准备好，为了他们自己开明的长期自我利益，为欧洲的未来付出更多呢？鉴于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对德国军事力量重新崛起的担忧是有历史依据的，因此德国人有理由成为推动欧洲国防工业更加一体化、北约的欧洲支柱更加强大、欧盟更加重视国防的领导者之一。但这需要在一个比在货币更为重要和敏感的领域集中主权。这对所有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总是会在需要欧洲化的政策和仍然属于民族国家的政策之间遇到深刻的结构性矛盾。
在创造一个更响亮的术语之前，我想把欧洲需要德国采取的战略描述为“全欧政策”（Gesamteuropapolitik），即将过去基本上各行其是的“欧洲政策”和“东方政策”结合在一起。德国能否改变欧盟的平衡，做出真正的战略承诺，将乌克兰、摩尔多瓦、西巴尔干半岛和格鲁吉亚纳入其中？德国能否贡献出改革欧盟所需的大胆创新思维，使欧盟既能再次扩大规模，又能面对危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大国和中等强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美国对欧洲的兴趣已经减少并将继续减少，整个欧洲——包括像自我边缘化的英国这样的国家——如何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德国无法单独做到这些事情，但如果没有德国，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这就是今天的德国问题，唯一能回答的人是德国人自己。
*文章转自“法意观天下”。
Timothy Garton Ash
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以赛亚·柏林教授研究员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专治东欧现代史。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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