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北伐全面展开，作战双方是蒋介石与张作霖。
蒋介石为第一路军、冯玉祥为第二路军，阎锡山为第三路军，李宗仁为第四路军，蒋、李部“沿京浦线”北上，冯、阎部沿“陇海线”东进，总兵力接近70万；张作霖坐镇北京、天津，拥兵40万，由张学良率领，另外几十万分别由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率领，把守京津门户。
北伐军从徐州出发，进攻山东的张宗昌。4月，张宗昌大败而逃，北伐军即将进驻济南。此时，日本人慌了。山东，日本人眼里的“第二日本”。日本人妄图以东北之张作霖和山东之张宗昌控制这两个省。
4月中，日本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由，派遣第六师团五千人马在青岛登陆，经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保护帝国臣民”。随后，日本政府又派步兵进驻济南，修筑街垒，建设电网，等等，等待北伐军的到来。
南京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日本人不理不睬。
蒋介石要和日本人较量一下，也只是较量一下。
5月，北伐军和日本人开火了，具体地说是日本人率先向北伐军开火了。结果北伐军不堪一击，近万名官兵被缴械。日本人嚣张起来：这就是蒋介石的实力。蒋介石的胆量又如何呢？
日本人要给他一个下马威，也要给他出一个难题。
5月3日，日本人开始屠城。血流成河！平民、士兵、学生、商人一个个惨死在日本人的刀下，甚至连外交官蔡公时也被挖眼割舌、残忍杀死。蒋介石从前没有遇到过此种难题，他以后要一直面对这个难题。现在看看他是怎样解决这个第一次的。日本人也想看看，以摸清楚他的底细。
一面是北伐军几十万军队，一面是日本人不到一万的兵力。蒋介石选择了“绕济南而行进”！然后，让张群从南京赶赴济南，与日本人谈判。日本人得寸进尺，叫嚣要国民政府赔偿损失。双方经协定签署《议定书》，曰：“中日两国所受之损害问题”，俟双方“实地调查决定”。笑话，日本人何来“所受之损害”？“
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支配了蒋介石后半生的信条，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北伐是打张作霖的，他不能耽搁。同时，蒋介石似乎畏惧日本人。
客观地讲，蒋介石的这种思想是他的性格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共同决定的。
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一切太不可思议了。长久的混乱让蒋介石决定作为一个征服者首先必须完成征服，其他一切皆可让步。而后来，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也与后来同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混乱（中原大战）有关。
与此同时，面对举国震惊的“济南惨案”，张学良却在北京电告“息内争御外侮”！公正地说，张学良的确是爱国的，张学良对日本人极度厌恶，他是军阀，在和蒋介石打仗，但是他更是中国人。国为大，民为先！张学良十分明白，也是这样坚持的。他担心的是如果再打下去，“济南惨案”会在东北上演。
蒋介石打日本人不行，但是，打中国人确是毫不手软。继张宗昌之后，吴佩孚、孙传芳也被他三下五除二地扫平了。挡着他“安内”之路的只有张学良了。而张学良并非好战者，事实上，他对战争心灰意冷。
随后，北伐军白崇禧部跨过铁桥，进驻郑州。郑州已经成为一座空城，张学良弃城而走，但绝非胆怯投降。白崇禧意外地收到张学良留下的一封信：
我未破坏黄河铁桥，因系中国最大建筑之一，如果破坏，一时不易修复，不忍伤国家元气，非我撤退仓促不及破坏也。我军在郑县仍存有给养甚多，非我忘记焚毁，频年战争，豫民流离可惨，何必火以灾黎渴望之粮食，我们同系中国人，假如贵军不急需，请你们把它散给灾民，这算补一补我们的罪孽。我有些重伤患的官兵，不便移动，请贵官本人道的观念，请加以医救，不胜感激。恐我们总会有见面的一日，到那时再谢吧！
不久，张学良低沉地对张作霖说：“父亲，这个仗我不打了！”
张作霖大吃一惊，问他怎么回事，张学良伤感地说道：“今天你打我，明天我又打你。比方你和曹三爷，还有吴子玉（佩孚），这些仗打个什么意思？结果受苦受难的还不是老百姓？我们这是在作孽，倒不如退到东北，好好把东北管理好，让老百姓过点好日子。”
此时，他是真的不想打了。张作霖思量良久，也不想再打了。眼下这场战争他是输定了，不如和北伐军和谈，然后带领军队返回关外，自己仍旧是“东北王”。
1928年，战事很不利于张作霖。“济南惨案”更是让人心疼，尤其心疼的是张学良。他们准备和谈了。南京方面也派人来和谈了，张学良和杨宇霆接见了南京的客人。和谈还未有结果，张作霖要回东北，留下张学良善后。
此时，日本人又不高兴了。放弃北京等于放弃华北，也等于把东北全部暴露在北伐军面前。同时日本人又想趁机控制东北。张作霖不听日本人的话。实际上，那些年张作霖一直在“不做卖国贼”“不让东北”这个底线上与日本人周旋。许多事情张作霖口头上表现得答应了，但是，一旦日本人真的要动东北，张作霖便敷衍了事，总之没有签字画押，一切都不生效。这一次日本人没有耐心了。
1928年6月3日，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了犹疑不定的张作霖。这声爆炸震动了整个中国。张学良忍着痛，迅速秘密返回东北，接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接着，东北军撤到关外。此时，张学良已经准备归顺南京政府，“改旗易帜”。
1928年7月，蒋介石进驻北京。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在孙中山墓前举行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对待东北问题。张学良从沈阳派王树翰等为代表赴会，表示愿意归顺南京政府。蒋介石大喜，决定停止对东北动兵。
冯玉祥却说：“东北军军备甚丰，须缴出步枪若干万支，炮若干百门，尔后方能谈到投降的问题。”
王树翰徐徐答称：“我本文人，对于军事内容不甚知晓，不过听说，像冯先生所索要那个数目的武器，可能是有的。但车辆缺乏，交通现在不大方便，运送如许的东西，有点困难，还是请冯先生自己到关外去取吧。”
冯玉祥当真不信张学良。可是那个时候谁对谁可信呢？蒋介石就赌张学良了，后来证明他赌对了。
其实，蒋介石清楚张学良是何许人也，他也清楚张学良当前是什么状况。不归顺“中央”，他就只能对日本人言听计从，张学良又绝对不是卖国贼。反观之，如果现在还要追到关外去，情况可能就糟糕了。关外之地是张学良的，不易抢夺，加上还有日本人，太复杂。蒋介石不想惹日本人，冯玉祥也不敢。“济南事件”才刚刚过去，真的追过去，他们和张学良几人谁遭殃还不知道呢。说不准他们当中就有谁叛变了，山海关两边发生的类似故事太多了。
后来，蒋介石单独约见王树翰，说：“你不要听冯焕章的无谓言词，政府大计，乃我负责主持，我们需从长计议。”
东北易帜的事情随即被提上日程。蒋介石派何雪竹、张岳军、吴铁城先后来到沈阳，组成东北政治分会，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分会主席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并选其为国民政府委员。
东北易帜原定在7月份，蒋介石又希望张学良在“双十节”完成统一，可是都不得不推迟。诚如蒋介石所看到的，张学良目前的状况只会选择，也正由于现在的状况让张学良不可能那么快“改旗易帜”。张学良面临的是什么状况呢？
一切都要建立在张学良不会归顺日本人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说是张学良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爱东北，爱中国，想中国统一，然后好好抵御日本人。
此时的张学良考虑得更多。首先，他害怕北伐军真的打过来，“济南惨案”重演；其次，日本人杀死了他父亲；最后，他决定对抗日本人，要对抗日本人必须要有支持，至少是形式和感觉上的支持，归顺南京，他不至于沦落到独自与日本人对抗的境地。反观之，因为他想脱离日本人的控制，日本人必然加以阻挠，日本人之所以炸死张作霖就是想夺取东北大权，吞并东北。
另外，东北内部很多人也加以阻挠，特别是“亲日的”杨宇霆和常荫槐。杨宇霆早就视自己为张作霖的接班人，尽管旁人都知道那是痴人说梦，但是他自己相信。甚至有人怀疑他就是害死张作霖的帮凶，因为在“皇姑屯事件”中常荫槐刚好在张作霖的火车上，而又刚好在爆炸地点的前一站寻故下车。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常荫槐变得有恃无恐，公然想抢张学良的东北保安总司令之职，他们二人勾结，推举张作相主政，然后再取而代之。可是，张作相作为东北元勋，坚决让张学良主政，后辅佐张学良登上司令宝座。此后，杨、常便开始故意刁难张学良，把他看成乳臭未干的小子，处处高声喝令，和他对着干，要求调到东北奉天以外各省任职。显然他们想脱离张学良，自立门户。
张学良为了大局，一忍再忍，以德报怨。然而，这一伙人居然暗中勾结日本人，阻挠“改旗易帜”。最后，他们竟然暗中从欧洲购买了大量军火，俨然要靠着日本人造反。张学良再也不能容忍了。
蒋介石又派张群等人到沈阳，与张学良谈“统一”之事。“改旗易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偏偏此时杨、常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即“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其理由是，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张学良一再推托委蛇，可是杨、常二人竟一再逼张学良，当真以为张学良就是年轻的可以欺负的孩子。
此时的少帅已经不再仅仅是张作霖的儿子，而是新的“东北王”。
他一面牵制他们二人，平息内部矛盾；一面与日本人周旋，排除阻挠。
1928年12月29日，东北党政军领导、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各外国使节（除日本使节外）云集沈阳大帅府。意气风发的张学良身着中山装，庄严宣誓东北易帜，向孙中山遗像鞠躬，沈阳、哈尔滨、长春等东北重镇的大街小巷里挂满了青天白日旗。张学良在易帜典礼上致辞：
民国十八年来，战祸频仍，危象还生，人民殷殷望治，机会虽多，惜皆错过，其唯一之光明，即恃总理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建设强有力之政府，东北各首领矢志服从国府，目的即在于此。语云：人必自侮也，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也，而后人伐之。东北今后，另换一种新的生活，希望同人做事，总要为国为民，不可自私自利。奋起精神，勤黾公务，建设强有力之政府，领导民众经过此训政时期，以达到宪政时期，而将政权归诸民众，如斯则三民主义得意实现，革命方为成功也。
易帜电文曰：
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张学良在演讲中还说道：“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从这段演讲中可以看出张学良的理想。
中国就此统一。总体而言，蒋介石所要的统一和张学良想要的统一是两个概念。而张学良把自己理想中的消除内战、国家统一和从此走向安定富强之中国的心交给蒋介石也是一种赌博。
张学良想的是整个中国的事情，可是蒋介石就未必如此了。
作为东北易帜的后续，张学良在1929年1月处死了杨宇霆、常荫槐。1月19日，张学良邀请二人赴大帅府商谈军务。二人原本因易帜正心有不快，此番他们以为张学良想安抚他们，于是趾高气扬地去了，路上还在商谈怎么教训张学良。此时，张学良正在家中犹豫不定：杀不杀二人呢？
身边的赵四小姐说：“既然你下不了决心就让老天来决定吧！”于凤至也欣然同意。二人都希望张学良处死杨、常。毕竟杨、常此前的种种行为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但张学良仍旧念着东北军的旧情。
张学良说：“那就抛银币吧。如果三次都是人头，那么二人必死。”于、赵二人点头说是。银币抛出，三次都是人头！天意如此，二人必死。杨、常二人走进老虎厅，立刻被捆绑起来，就地枪决。
张学良
中国统一了。可是，中国真的统一了吗？1928年7月。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意气风发，犹如君临天下地站在北京孙中山墓前合影，宣布北伐结束、中国统一时，人们都不相信那是真的。事实上，中国远远没有统一，更大的混乱时代似乎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