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人和一些文章记载的不同，明末农民起义军各部的行动都是相对独立的。他们大都秉持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作风，与高迎祥、李自成等明末农民起义军主要代表人物并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大量的史料证明，把高迎祥描绘成前期的各部义军的领袖，在他牺牲以后李自成又被推举为“闯王”、继承领袖地位的说法，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长时间来各部之间只有偶尔的协同作战。例如起义军早期在大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荥阳大会后十三家七十二营分三路联合作战。以及后期罗汝才和革、左五营分别同李自成、张献忠联合作战过。但是值得说明的是义军之间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统一领导。
然而，面对明朝廷越来越严酷的围剿，起义军不得不联合起来去面对强大的敌人。那么这样下来的话起义军内部慢慢统一起来也变得理所当然。
从大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夏天起，经过长期时分时合流动作战的各支起义军，终于在李自成的周围逐渐走向统一。
在崇祯十五年五月李自成、罗汝才联合攻取开封时，李自成已被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在解决完河南的明军之后，李自成等部义军又移师湖广，一则是为了消灭湖广明军的有生力量，还有就是因为李自成的闯营、罗汝才的曹营以及革、左五营士卒加上家眷人口多达数十万，以当时河南之贫瘠，已经不能满足这么多的人口。李自成等希望就食于湖广，减轻后勤上的压力。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正月李自成等部义军又攻克明朝嘉靖帝生父兴献王朱佑杭的陵寝之地承天府，同时派人拆毁兴献陵享殿并派人挖掘献陵。
嘉靖帝是明兴献王朱佑杭之子，明武宗之堂弟
承天府是明朝嘉靖帝这一帝系的龙兴之地，明朝朝廷设立了承天、显陵两卫驻守。在农民军移师湖广后，明朝廷唯恐承天有失，调本省总兵移防至此，又调他省援剿总兵协防承天府。同时又令湖广巡抚和巡按驻防于此。然而在农民军席卷而来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徒劳。崇祯十六年正月初一，李自成等率部攻克承天府。明湖广巡抚宋一鹤自杀、巡按李振声被俘、总兵钱中选战死、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投降。同时李自成又改承天府为扬武州，预示着李自成已经渐渐放弃了之前流动作战的想法，有了建立政权同明朝争夺政权的念头。
承天府的失守，代表着明朝在湖广地区统治秩序的崩溃。也使的李自成的声势进一步扩大。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正月李自成被部众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实力和威望仅次于李自成的罗汝才，被推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但没有向全军发布号令的权利。当时除了西营张献忠部，剩下的罗汝才、袁时中、革、左五营等各部农民军都接受了李自成的指挥。
但是权利的统一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从前都是平级的关系，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上下级关系。罗汝才和革、左诸营首领尤其是罗汝才内心里都是不可接受的。
罗汝才是陕西延安人，于崇祯初年起兵反明。绰号“曹操”，为人狡黠，反复无常。所部兵力较多，能攻善守。《明史》中说：“自成善攻，汝才善战，两人相须若左右手”，可见罗汝才的军事水平并不低。到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荥阳大会时位列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之一。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七月曾向明六省军务总理熊文灿投降，屯于郧县，以“受抚”为名，休息兵力。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再次起事，随张献忠转战四川、湖广、河南。，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与张献忠不合，会师于李自成。与李自成合兵攻下洛阳、三攻开封，转战开封周边州县，并取得郾城、襄阳大捷，击败明军大将左良玉、阵斩明三边总督汪乔年。
但是与李自成质朴的生活习惯不同，罗汝才“喜奢华、酒色”,营中“珍食山积”，“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如此种种。罗汝才显然与李自成严苛的生活习惯并不一样。因此李自成曾称呼罗汝才为酒色之徒。
崇祯十五年至崇祯十六年之间，李自成在以襄阳为中心收拢人才，建立地方政权的同时。罗汝才也在安陆、钟祥一带命其军师玄圭“为考试官，遍拘诸生”，罗汝才还曾招降明钟祥县令萧汉为其所用，显然也是为建立政权而储备人才。但是这一做法却与李自成意图把义军统一于奉天倡义营大旗下相违背，引起了李自成的猜忌。
同时，明朝官员也侦知到李、罗二人之间龌龊，不停施展各种手段离间两人。
例如明朝大学士薛国观，就曾经命令总兵左良玉和陈永福两人“以数千金贿自成，使自成杀汝才”。
又比如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罗汝才两部义军围攻开封时，河南巡抚高名衡即伪造了一封给罗汝才的“覆信”，信中说：“前接将军密书，已知就中云云。及打仗时又见大炮苗头向上，不伤我兵，足见真诚。一面具题，封拜当在旦夕。所约密机，河北兵马于九月初三日子夜由下口渡河，专听施行。”送信时故意让它落到李自成手里。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还记叙了一个黄州生员陈某，混入义军后在李自成、罗汝才之间游说离间，企图“以口舌令二贼相图，可并灭也。”他先“说自成曰：‘汝才必为变。’自成不应。过汝才曰：‘将军苦人以恶马易善马，煮以字烙之，令识别自为群耶？’汝才曰：‘善，生其为我行之。’陈生故分‘前’、‘后’，‘左’、‘右’烙马字，而先烙其左为一群。报自成曰：‘罗营东通良玉，马用左字为号矣。’自成侦之而信，遂杀汝才。”
就这样，在李自成急于整合义军，建立统一的政权和明朝廷离间双重影响下，农民军内部终于在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爆发了血腥的内哄。
罗汝才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初六，李自成宴请罗汝才和革、左五营首领贺一龙（绰号“革里眼”、此时和李自成合营）。罗汝才惊疑有变，托故不去，贺一龙独自一人赴约。李自成命人将贺一龙灌醉，随后将贺一龙杀死。
三月初六凌晨，李自成又亲率骑兵二十多人，来到罗汝才营中，以议事为名直入罗汝才大帐，将罗汝才杀死。随后在召集罗汝才部将，宣布罗汝才通敌，已被其斩杀。就这样明末历史上著名的起义军领袖罗汝才死于内部的自相残杀之中。
罗汝才、贺一龙被杀之后，在他们部众之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据史料记载罗汝才、贺一龙的被杀，在起义军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汝才部下初多不服.自成百计笼络，半月始定。”汝才被杀军大講，闯贼以大队兵胁之，七日始定。”
安抚好罗、贺二人的部众之后，李自成还对罗、贺二人的部众做了详细安排。贺一龙的部队交给他的旧部赵应元等人指挥，罗汝才的兵马则交给他的叔叔罗戴恩及旧部朱养民、范鼎革。同时革、左五营的另外三名首领左金王贺锦、改世王（又作乱世王、争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也对李自成表示臣服，李自成为了安抚他们，也还是让他们统领旧部。
但还是有一些罗汝才亲信部将不忿李自成所作所为，率部投奔明朝。如罗汝才亲将杨承祖、杨绳祖、杨明起率精兵数千、外甥王龙率精骑三千投奔明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将李汝珪率骑兵数百投奔明总兵左良玉。
而革、左五营的另一位著名领袖老回回马守应。在“罗、贺事件”发生时正率部向澧州（今湖南澧县）进军。李自成授予他“永辅营英武将军”的称号，颁给四十八两重的金印一颗。马守应推辞不受，意在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李自成几次调他带领部众回襄阳，马守应不想蹈罗、贺的覆辙，把队伍拉到长江以南的松滋一带地方，与李自成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甲申年春天，张献忠义军由湖广入川，马守应在彝陵病死，部众随张献忠入川。
解决完罗汝才和贺一龙，李自成又把目光移向活动与河南一带的袁时中领导的小袁营。
袁时中是河南开州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大旱，飞蝗蔽日，至冬大饥，草木俱尽，道相望。袁时中聚众数万，揭竿起义，号称“小袁营”。十一月率众万余攻打开州（今濮阳县城），杀死州同知郗之。义军所到，诛贪官，惩恶吏，开仓济贫，大得民众拥护，军队很快发展至二十万，而且小袁营将士大多是矿工出身，所以战斗力很强。在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袁时中甚至率领小袁营击败流窜至南直隶海州（江苏连云港）劫掠的清军阿巴泰部，收复海州，解救了大量被俘百姓，并发放路费让他们回家。
小袁营军纪严明，严禁随意劫掠。当时人们称为“佛兵”
史载“开州贼袁时中，由考成渡河而南，往来梁宋之间，不杀人，不掠妇女，亦群盗中之一奇也。”
“差亲兵哨至济兖等处，有小袁营救兖府，沿途秋毫无犯，乡民称为佛兵”
“以招安为名，不杀人，掠财聚众而已”。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部已在各支义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袁时中也应邀同李自成等部联合作战。在李自成的部署下，他所率领的小袁营立下了一些战功。当李自成、罗汝才和革、左五营南下湖广时，袁时中部仍然留在河南。由于袁时中立场还是倾向于被诏安，明朝地方官也多次拉拢他，希望不费一兵一卒去解决小袁营，还可以利用小袁营去攻打李自成的闯营。李自成发觉了这一情况后，派庠生刘宗文向他提出劝告。袁时中认为李自成的主力远在湖广荆襄一带，又为了向明朝廷表明心迹。把刘宗文逮捕送往明河南巡按御史苏京处。又袭击李自成部义军的游骑数百人，除杀死一半外，被俘者也送往苏京处杀害。袁时中的一系列举动，成功激起了李自成的愤慨。他派出部将李过率领步骑两万，领兵急速驰往袁时中驻地河南睢州，在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二十日左右，出其不意地一举击破小袁营。袁时中被擒处死，部众除散去一部分外大都被编入了了李自成起义军。就这样，名噪一时的小袁营也覆灭了。
罗、贺、袁事件，客观程度上推进了明末农民军内部的统一进程。使李自成能更加集中义军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击败明朝官军，客观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覆灭。是农民军起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统一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