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在“文革”中的表现，当得起一个“非常有气节的军人”的称号。之所以如此，有一大原因是，建国后他经历重病死劫时，许多老首长、老战友对他特别照顾。
那是傅崇碧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快毕业的时候，跟其他学员一同约着爬香山，下山时淋着雨跑回来。一回来，傅崇碧就突然晕倒，医生简单一看，就发现是肾脏出问题了。然后到301医院做拍片子，做细致检查，发现是肾癌。
好在是初期，可以通过手术进行治疗和延缓。由于这病实在吓人，医生也不敢打包票，说完全治得好。所以他住院期间，好几个军区的司令都来看他，送了很多吃的、用的。手术后出院休养，傅崇碧自感身体好些了，就想去工作。
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同意傅崇碧回军区工作；韩先楚则让他去福州，杨得志要他去济南，最后聂帅一锤定音，说干脆哪都别去了，还是好好疗养，身体养好了再谈工作。聂帅给空军司令刘亚楼打好招呼（当时没有民航飞机的说法），说傅崇碧想到哪转就去哪，安排好飞机。
谁也不知道傅崇碧的病情什么时候会恶化，所以大家都当老战友、老下级的后事来尽心安排。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到广东、海南岛、青岛等地疗养，最后身体完全好了。经历了这些种种，傅崇碧怎么能狠心对待老干部们。
1961年6月下旬，傅崇碧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1966年5月，政治嗅觉相当敏锐的周总理，十分难得地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建议增强北京卫戍区的力量，并让傅崇碧来担任卫戍区司令。卫戍区的力量后来因此增强至前面的三四倍之多。
周总理没有看错傅崇碧，他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冒着风险、顶住压力，保护了大批高级领导干部、专家和学者。1968年3月，江青等人要谢富治抓叶帅的家人，不愿得罪人的谢富治把事情推给傅崇碧。傅崇碧说可以，但要先给叶帅打声招呼。谢富治坚决不同意，傅崇碧则坚持要：“不打电话，我就不派人。”
谢富治无奈，只得亲自动手，他担心风声走漏，特地嘱托傅崇碧：“你不抓，可以，但不要走漏风声。”最后风声还是走漏了，谢富治的人扑了空。关于风声是谁走漏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反正叶帅的家人，是住进了傅崇碧卫戍区的驻地，保护了起来。
还有一次保护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造反派乌泱泱的一群人，冲乱警卫战士，直奔京西宾馆6楼东边宋任穷的房间。他们一边拳打脚踢，发泄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怒火，一边给宋任穷套绳子，准备把他从6楼阳台吊下去。
幸好周总理在收到报告后，指示傅崇碧火速去营救；傅崇碧也不含糊，立即召集两个加强连，往京西宾馆赶。傅崇碧来得不算晚，宋任穷身上刚绑好绳子。傅崇碧一声令下，卫戍区战士们立即动手，把宋任穷抢回，后转移到卫戍区保护。
当天深夜，刚跟造反派交涉完，满脸疲惫的周总理，召见了傅崇碧，要他一定要保护好那些老干部，不许让人揪走。傅崇碧说卫戍区有两个团驻扎在东高地，地方偏僻安全，可以安置。周总理当机立断，就到那去。
几天后，当老干部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后，造反派们气急了，找到江青等人告状。于是在钓鱼台，江青等人紧急召集傅崇碧。傅崇碧刚到，还没打招呼，就遭到江青的厉声质问，“你把那些人都藏到哪去了”。傅崇碧装糊涂，死活不肯说。
之后，101也多次拉拢傅崇碧，留他在家里吃饭；傅崇碧选择婉言拒绝，把101得罪了。于是在1968年3月23日凌晨2点，傅崇碧在大会堂北京厅，当着卫戍区所有团以上干部的面，被101免除卫戍区司令的职务，改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
虽然会前，周总理跟傅崇碧打好了招呼：“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冷静，不要激动。”但当听到那份突然调命，傅崇碧的脑中一片空白。会后，众人离场，只剩下陈锡联、傅崇碧、周总理和谢富治。
傅崇碧心中不快，很是不满，自己犯什么错了，要被这样“突然袭击”。一向健谈的周总理也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不知道怎么安慰傅崇碧。周总理安排工作人员，给傅崇碧上了一份夜餐。傅只吃了几口面条，之后别人怎么劝，也不吃，也不讲话。
傅崇碧知道周总理难，有难言之苦。他没有向周总理发火，脸色只是比平时差，话比平时更少。就这样，傅崇碧被突然调任，而且极为迅速地被安排乘机当天赴任。上飞机前，周总理对傅崇碧说：“先把身体搞好，你要经得住考验。”
1974年9月，7年枯燥、绝望、黑暗的日子过去后，傅崇碧再次回到北京。他抵京第四天下午，周总理召见了他。当时周总理穿着睡衣，在305医院门口迎接傅崇碧。一见面，周总理就紧紧握住傅崇碧的手，使劲地摇了摇：“见到你，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傅崇碧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周总理说：“我知道你受苦了。”傅崇碧则摇头说：“我是受了教育。”可见经历了这场劫难，傅崇碧也变得谨慎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