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倡导的不仅仅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更代表着高层对市场化方向的坚定不移，而这本身，就是一颗定心丸。
今年已经73岁的周其仁是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教授。他一直倡导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以通过学术研究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在5月23日山东济南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73岁的经济学家周其仁不仅仅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由于他被视为市场派经济学家，这也引发了诸多猜想和解读。
在此之前，周其仁消失已久，这次重回高层座谈会，这大概也标志着他偏“右”的“私有化”经济主张，也会重回高层的视野。
对很多人来说，周其仁的名字是陌生的。
但事实上，作为国内最有分量的经济学者之一，周其仁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贡献，是难以量化的。
而这次座谈会，也为7月份的三中全会打下基调，变革应该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周其仁此番出山，也意味着7月份的那场会议，我们有可能做出历史性的突破和变革，对普通人来说，其意义或许不亚于四十多年前引入的市场经济。
周其仁算是温和的市场派经济学家，目前还担任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他在我国经济界的分量，可谓是举足轻重，远非张维为之流可以比拟。
在5月23日的座谈会上，周其仁的发言虽然只有10分钟左右，但他的观点却是非常重要的，在那场简短的发言中，周其仁主要阐述的是“增强人民群众变革获得感”，尽管他没有宣言顶层设计、产权制度等他过去常说的话，但这次座谈会他的出现，本身就意义非常。
在过去，周其仁一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是和耶伦一样的新自由经济学家，在他们身上，几乎都能够看到哈耶克的影子。
和周其仁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另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大经济学家张维迎，两位经济学者都对我国的经济市场化，做出了非常有力的突出贡献。
现在，随着我国宏观经济陷入一系列结构性困境之中，周其仁再度出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逻辑自洽的，他的出现，也可能标志着我国市场化经济再度占据上风。
公开信息显示，周其仁1950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人民大学经济系，1991年留学美国就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周其仁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变革等等。
最后再回到这次座谈会，周其仁既然出现在座谈会上，这就说明他的一些观点和研究方向，是获得了高层认可的。
周其仁反对干预市场，而过去我们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对工业的产业补贴，这显然和周其仁的观点相悖，而这次周其仁出现在座谈会上，至少说明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已经意识到了一些问题。
例如就产业政策而言，它尽管可能起到举国之力发展一个产业的地步，但这种资源错配，也有可能造成市场的误判。
周其仁这次能够出山，和他对当前形势的研判有着直接关系。
此前周其仁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在这篇文章中，周其仁阐述的一个观点是：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夹在中间，上有发达国家的“小院高墙”，下有印度、越南等竞争产业链转移，他们成本更低、招商引资力度更大；从内部看，中国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周其仁的这篇文章所阐述的观点，显然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也是周其仁这次回归高层座谈会的根本原因，即为当前的体制成本重新做顶层设计。
从外部来看，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外需萎缩，反全球化。如何理解外需萎缩，反全球化？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自从我国引入市场经济后，我国深度参与到全球化之中，尽管欧美发达国家享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但由于我国廉价劳动力的冲击，也导致欧美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部经济问题重重。
特朗普的上台，就标志着美国保守主义的崛起，背后就是两国常年不对等的贸易额，因此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对我国加征关税。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我国市场化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工厂，但也破坏了二战后发达国家建立的橄榄型社会，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
这一结果之下，最难受的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中下层，今天我们说西方保守主义不断崛起，背后其实就是传统的中下层人手中的选票在发生转向。
特朗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特朗普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人渴望更多社会资源向中下层倾斜，而非照顾到传统的精英群体。
所以，特朗普开始把矛头对准了我们。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周其仁这次能够重新出山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过去的顶层设计，迎面撞上了西方保守主义的崛起，靠出口和产业政策开始不灵了。
早在数年前，我们就曾构想过成为制造业强国，在《中国制造2025》中我们就提到，要在2025年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在优势产业方面可以比拟欧美强国。
但这一构想的前提是全球化持续。
如今我们是达到了制造强国的地步，但我们显然没有料到西方保守主义的崛起，一方面我国工业产值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欧美各国贸易关税壁垒也相应增高，这就导致了成为制造强国之后陷入的尴尬：谁来为我国的商品买单？
靠内需？显然不够，根据北师大2019年的报告，我国月均收入5000以上的只有7000万人，而我国的总人口高达14亿，中低收入群体的不足，意味着仅靠我们自己根本无法消化如此庞大的产能。
因此，周其仁反对干预市场，反对产业政策，而他能够出现在这次座谈会上，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信号。
在过去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奠基人李嘉图说的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
比较优势后来成为欧美允许全球化的根基理论。
但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
萨缪尔森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
萨缪尔森的结论简单粗暴，也给西方的全球化警示了一个风险：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萨缪尔森说的对不对呢？当然对。
我国这些年的确如此，飞机、半导体、汽车几乎什么都搞，哪怕暂时性搞不出来，我们也会举国之力先投几千亿进去，芯片产业就是如此。
那为什么我们会啥都搞呢？这就又回到了周其仁反对的老本行：产业政策。
如果我们看飞机、清洁能源和芯片，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几乎都不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而是产业政策主导下的产物，这个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说，比较优势没有失灵，失灵的其实是市场。
当非市场化的力量在市场中进行弯道超车的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还在，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贸易顺差，但欧美的比较优势没了，他们的优势产业如今我们也都在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市场规律不起作用，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
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但这些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周其仁出山。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其复杂性不仅仅在于外部，更在于内部。
从外部看，我们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和贸易壁垒，如果你是一个靠内需发展的经济体，对你的影响就小，但我们偏偏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自然影响也就更大。
这个时候，产业政策下导致的比较优势全无之际，西方保守主义纷纷崛起之下，周其仁的出山，可能是变革性的。
我们不仅仅要重回市场路线，还要重新降低我们的体制成本。
重回市场，意味着尊重市场自身的选择，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度依靠产业政策的力量，这种非市场的力量，一旦遇到西方非市场的阻挠，几乎就是彼此抵消的结果，钱投出去了，但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那就是等于零。
降低体制成本，则意味着深水区的变革。
何谓体制成本？
1995-2012年是我国最高速增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上的GDP增长是8.6倍，对应的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了16.7倍，地方除税收以外的收入涨了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涨了28.7倍，最关键的还是土地，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这组数据，很好为我们解释了何谓体制成本。
GDP增长了8.6倍，但后面的各种成本涨幅都远超GDP涨幅，长此以往下去，我们的企业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经营压力增长，对应到员工身上，那就是收入下滑、就业困境。
周其仁在过去的文章中早就鲜明地提出了如何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那就是降低体制成本以及创新。
周其仁曾说，我国不创新、不变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
我认为他说的不过是一句大实话，而这次周其仁出现在座谈会上，本身也意味着，高层开始认真审视他的观点，至于能采纳多少，我相信凭借我们的智慧以及周其仁自身的人格魅力，深水区的东西一定会到来。
道阻且长，与君共勉。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