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能以原速看一部电影了。我会调成2倍速度，还会跳过那些没有对话的和单纯风景的镜头。电影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时的娱乐。”
以上说法，来自2021年日本AERA周刊一篇关于“倍速播放”的报道中的采访对象。不仅是日本观众，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近年来倍速播放也成了看影视剧的标配。也因此，时下热播的国内剧集，似乎达成了一种隐性的“默契”——不超过20集。20集，已经是一部分观众忍耐的极限。
甚至，在一些歌唱比赛节目中，我们也刷到过这样的弹幕——“配合1.5倍速服用，效果更佳”。这让人讶异：我们现在给一首歌的时间都卷起来了吗？
倍速播放是个舶来品。2016年，有知乎网友发问：“YouTube上可以倍速播放，但国内的主流视频平台却不可以？”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国内主流视频网站便陆续推出倍速播放功能。
奈飞（Netflix）于2019年引入了倍速播放功能，在测试阶段，即遭到众多好莱坞影视制作人的声讨和抵制。他们的诉求是：“我们给你提供了好的剧集，请让它们保持应该被看到的方式。”
反观国内，观众并不排斥倍速播放这件事。2021年年初，国内长视频平台在手机端推出了3倍速、4倍速播放功能；到了年底，短视频平台也悄然上线倍速播放功能。有评论称，我们彻底进入了“倍速的世界”。
一方面，观众的倍速播放习惯对长视频内容制作端有着正向激励作用——“注水剧”主动“脱水”，有更多短小精悍的精品剧出现；另一方面，就像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我们往往习惯在刚开始播放的3秒内选择一键倍速——就像上文所说，我们已经不能以原速看影视剧了。
为什么“倍速”这么容易上瘾？
被海量影视投喂的我们，不得不倍速
近期上映的纪录片《金的音像店》，是属于文艺迷影者的狂欢。但在今天，用影碟观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怀旧。被海量影视包出浆的当代人，就连掏腰包去影院都嫌麻烦，在他们眼中，买碟、租碟不就是彻头彻尾的老古董行为？
互联网和数字时代的到来，让人类在观看影视剧时逐渐摆脱了物理媒介的束缚。我们不必依赖租赁、购买影碟的方式，就能在影视平台上获得在线观影的权利。有一个说法是：现在的人们生活在有史以来能以最便宜的价格观看海量影视作品的时代。
《金的音像店》海报。（图/《金的音像店》）
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有此比喻：“这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就好像一张摆满各种可口小碟的餐桌，它太丰富，以致就是对最为饥不择食的饭客也无法希望将它们都一一品尝。”鲍曼说，这些就餐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他们的痛苦，源于选择的过量而非选择的不足。
在鲍曼提出的“液态现代社会”基础上，英国学者弗鲁拉·伯迪、圭亚那·埃克特于2017年提出“液态消费”这一现代消费概念。他们指出，当下，消费环境由稳定的“固态消费”转变为流动的消费，即“液态消费”。
日本作家稻田丰史在《倍速社会：快电影、剧透与新消费文化》一书中援引“液态消费”这一说法，并指出，他所关注的倍速播放、剧透消费等，都是“液态消费”淋漓尽致的体现。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开倍速播放的人不是想看，而是想知道，这种行为可以比作“维基百科的向上兼容”。
《倍速社会：快电影、剧透与新消费文化》
[日]稻田丰史著，郭绮雯、杨诗雨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4
稻田丰史总结了在日本出现倍速观看现象的三大背景：影视作品过剩；追求“性时比”（即有效利用时间）的人增多；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用台词表达一切。
当人们追求“性时比”、将影视作品称为“内容”之时，对它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从欣赏作品转为消费内容。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下，所有的媒体和服务都在争夺用户的可支配时间，且竞争越来越激烈。就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信息盛宴的同时，也将我们带到了精力分散的“浅薄”状态。
与此同时，一种悖论出现了：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最终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在互联网的喂养模式下，我们产生了一种“如饥似渴”的思维惯性——吃得越多，就越饥饿。
一旦我们在看影视剧时开启“信息收集模式”而非“作品欣赏模式”，那么，只看开头和结尾，再配上从各种解说中了解的细节，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自己“看过”。编剧们特意安排的情节——比如在持续10秒的沉默场景中演员所表现出的尴尬、紧张、踌躇，就显得毫无必要，可以被跳过。
至于用台词来表达一切，稻田丰史在书中指出，日本有不少编剧认为，在影视剧中添加说明性台词已是大势所趋。这种剧本，也被称为说明性剧本。
比如，在TV动漫系列《鬼灭之刃》第一季第一集中，主人公灶门炭次郎在雪地里一边奔跑一边气喘吁吁地说道：“呼吸好困难，冰冷的空气让我肺疼。”从悬崖上坠落至积雪中时，他说道：“多亏这雪，得救了。”
对此，稻田丰史表示困惑：“这些都有必要用台词表达吗？生动的场景和人物急促的呼吸声，不是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主人公的状态了吗？”在他看来，或许正是由于制片方的“保姆”心态，市面上充斥着台词过多、“通俗易懂”的作品。
漫画家长谷川翔也表示，如今，“想让读者想象出超出画面和台词的意境，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大豆田永久子与三位前夫》被视为一部不适合用倍速播放观看的电视剧。（图/《大豆田永久子与三位前夫》）
对于倍速观看，国内影视创作者看法不一。
凭76集《甄嬛传》引领国剧经典的导演郑晓龙倾向于不理解：“那你何必看它呢，就想着和别人第二天有话题?2倍速、3倍速看，说台词都听不懂。看看剧情大纲不就行了。”
《人世间》编剧王海鸰则觉得倍速观看能带来正面影响，能让创作者反思：“你要是用2倍速来看我的剧，我肯定承认，是我写得不够好。因为创作电视剧不是自娱自乐，你还是想达到和观众之间的一种沟通，那么沟通不了，首先是表达者的问题。”
倍速青年，个性和“性时比”是KPI
《倍速社会》一书中有个受访者这样理解倍速观看：“把美食全都倒进榨汁机，哐哐搅拌之后当饮料喝，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的确跟普通吃法没啥差别，但那还能算得上是美食吗？”
这个比喻的精妙之处在于，这名受访者道出了倍速社会的核心逻辑——功绩。
如今，我们看影视剧，注重的并非“观赏”，而是完成“看”这个动作，就像出去旅游时一定会完成的“打卡”。一旦身边的人聊起这部电影、这部剧如何，为了和他们拥有共同话题，就有了一种“不得不看”的迫切感。
就像文艺青年总把豆瓣的影、音、书“看过/听过”数量当成自己的标签，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看影视剧更像一种“有用”的信息消费，也是一种为自己赋权加码的身份认同。
当你听到“你一定要看这部片子”“这部片子你都没有看过吗？”这类说法，接不上话，就等于告诉对方“我对你说的这个没有兴趣”。稻田丰史说，既然影视剧被人们视为社交圈交流、共情的工具，就不可能有“没有兴趣，不想看”这个选项。不参与话题的后果，“那不就没我什么事了嘛”！
（图/《2019年社交网络行业研究报告》）
除了在社交圈的共情力，日本年轻人还面临“你必须有个性”的压力。稻田丰史在《倍速社会》中指出，日本的“宽松世代”——指的是以“重视人性教育”为理念培养出来的一代人，通常为1987年后出生，一直被要求注重个性，就像SMAP组合的名曲《世界上唯一的花》这句歌词所唱——“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日本社会对于年轻人要有个性的要求，让他们感受到一种隐形的压力。也因此，他们崇拜“御宅族”，那是一群宁可放弃正常的社会生活，也要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倾注时间和感情的人。随着年轻人自称为“动漫宅”“K-Pop宅”，以表示自己是动漫、K-Pop爱好者，“御宅”这个词隐含的贬义也在逐渐淡化。
“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与其说个性是一个人的特点，不如说是必须具备的技能、特长。没有个性就等于没有说得出口的技能和特长。”稻田丰史写道。
被称为“社交原住民”的Z世代也强调个性，但他们和宽松世代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从众欲望、分享意识更强。以不同代际使用的社交媒体为例，宽松世代使用的Mixi和Facebook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Z世代使用Twitter和Instagram，主要是为了分享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了与他人联系。
当社会文化背景当中没有了主流群体的概念，个性便成了一种带着权威性的准则。但矛盾之处在于，Z世代强调的“个性”，却实际上体现了“共性”——Z世代认为，不能从头到尾只做旁观者；绝对不能已读不回；要主动参与话题；等等。他们所积极分享的，是一种绝大多数人都能跟上节奏的，不过于特别的个性。
他们会因为没有兴趣爱好——也就是没有自己的“圈子”而焦虑，于是，他们渴望通过高效率的方式，完成“个性”的赋体。他们害怕掉队，害怕浪费时间，想在观看之前就确认这部作品对自己有没有观看的价值，希望能快速得到“必看/必读”的作品清单。
为了紧跟热点，必须提高效率，这和用倍速播放的动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稻田丰史指出，“性时比”至上主义的背后，其实是对浪费时间的恐惧。Z世代已经养成了“剧透消费”的习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已知体验”。他们不想失败，害怕承受风险，而风险当然包括走弯路和低效率。
《我不是药神》的高赞短评。（图/豆瓣截图）
稻田丰史认为，年轻人这种心态，除了受“高效率”的职业教育的影响，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过分注重旁人和社会眼光。
不过，在所有的兴趣爱好里，最有机会，或者说最容易实施的就是看影视剧了。在优绩主义的氛围里，这一代年轻人连梦想和兴趣爱好都可以被要求性价比，更何况看一部电影呢？
倍速好用，但也很可悲
倍速功能、高效率获取信息，已经让观众和创作者全方位沦陷。一旦习惯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到让人难以喘息的剧情，节奏缓慢的长电影，就成了一种折磨。
比如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执导的《蓝白红三部曲》，单调而漫长的长镜头，平淡无奇的对白，让人不由得犯困。这样的艺术电影，很难走进大众视野。
贾樟柯在《小山回家》创作手记中写道：“当人们的视听器官习惯了以‘秒’为单位进行转换的时候，是否还有人和我们一起耐心地凝视那些摄像机所面对的终极目标——那些与我们相同或不同的人。”
（图/《蓝白红三部曲》）
当我们用倍速去看王家卫和蔡明亮导演的电影，会发现情节像白开水，没有起承转合和悬念可言，就像骑着自行车逛美术馆，看过也咂摸不出当中的韵味。
“爽文”“爽剧”这种节奏才能满足当下受众的需求。我们不仅习惯倍速和剧透，还习惯“×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的高能短视频，因为我们需要一种享受型的娱乐消费。
就像《倍速社会》所说，当今的社会趋势就是人们追求享乐主义，只看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娱乐不是为了追求内心充盈，而是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
我们总在追求一种让自己每分每秒都快乐的方法，追求的是“奶头乐效应”。稻田丰史有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时价寿司店只有部分有钱人和美食家光顾，因为普通百姓没办法一边担心自己的钱包一边享受美食。他们只会去那些明码标价、根据盘子数量计算费用的回转寿司店，以求安心。
在享受快乐至上的时代，我们随心所欲地拥抱自己的“个性”，一个劲儿地强化自己的观点，发表我们对他者世界的看法。与此同时，我们又逐渐丧失对外界的想象力——我们总在追求故事和言语共鸣，只看能坚定自己想法的言论和观点，对他人观点的接受程度越来越低。
而且，我们总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快乐的满足、最强的情感刺激，就像学者刘擎所担忧的，这种生活方式会带来成人的“童稚化”，并使人逐渐丧失延迟满足的能力。
“刷”这个动作便是一种快感的体现。享受快感的镜像，对应的是追求速度的精神焦虑和饥饿感。
显然，我们已经处在全方位倍速的时代。倍速播放常态化，一旦失去，人们就像停了电般无所适从——归根究底，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不仅在看影视剧时追求倍速，在阅读、美食、旅游、恋爱、生活等各个层面上，我们其实都开了倍速。人类就像每隔一段时间就得进行系统更新的程序，得不断通过阅读、看电影、听歌、打游戏、锻炼等方式“升级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用。
只是，令人可悲的悖论依旧存在：人类看似用欲望驱动技术进步，摆脱了物质的束缚，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又不免在信息资本主义的狂潮当中被裹挟。生活的进度条，我们也不自觉地按下了倍速键，让它渐渐丧失了原本该有的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