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同志早年经历十分之波折，他自幼丧父，家长里短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母子俩的处境十分之艰难。从3岁时起，为了讨生活，他便跟着母亲在华南各省游走，先后在镇江、杭州、上海定居，期间吃尽了苦头。
好在他天性勤学、在学业上非常刻苦，成绩一直很优异，17岁那年，他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并顺利被录用，在校期间，他广泛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表现非常积极。这引起了清华校党支部的注意，党支部在对他观察了一阵子后，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吸纳的对象，于是便派人和他接触，主动引导他学习共产主义思想，不久之后，姚依林便转变为一名左翼分子，并申请加入党支部。
1935年，姚依林奉命领导了著名的“129学潮运动”，在舆论上狠狠抨击了国民党的“卖国”行为，同时也向外界表明了中国青年对于抗日的坚决态度，中国的土地决不允许侵略者染指！但此举同样也招致了国民政府的忌惮，为了弹压学生运动，北平国民政府陆续逮捕了好几位比较活跃的学生代表。姚依林很快便觉察到了危险，他为求自保便火速离开北平，转往天津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抗战爆发之后，北平和天津相继被敌人占领，党中央担心在北平和天津工作的同志的生命安全，便指示大家暂时撤出城市，转往农村地区潜伏下来，构建群众基础，发动老百姓参与到抗战中来，举民族之力对抗日本侵略者，争取自由和独立。姚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从天津撤往冀东一带暂居，并在1938年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冀东暴动，配合八路军部队开辟了冀东、平西两块根据地。
1939年，姚依林又被调到晋察冀军区工作，主管党建、后勤建设等事务。1941年，华北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到了农业生产，大量农田粮食绝收或歉收，老百姓为此很是担忧，很多人甚至已经做好了逃荒的准备。而晋察冀军区党委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对抗天灾，指令各军分区党委、地方党支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带领群众们开展自救运动，尽量将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在此期间，姚依林充分发挥带头作用，他和党委的同志们亲自上山开垦荒地，抢救性的播种粮食，同时还广泛开展渔猎活动，猎捕鱼类、野猪供大家食用、充饥，借以渡过难关。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根据地的老百姓终于赶在入冬之前种出了一茬粮食，解决了当下的燃眉之急。
建国后，姚被安排到国务院工作，主管商贸、财经等工作，肩负着调节经济、指导国家发展的重任。动荡爆发后，他尝试联合陈云同志稳住经济和生产力，结果却未能成功。不久之后，他被居心叵测者污蔑为“右派分子”，随即遭到批斗和关押，失去自由长达7年之久，一直到1973年，他方才复出，并重新国务院任职。
动荡结束之后，姚依林同志出任商业部长，同时还负责财经、贸易的恢复工作，1977年，当华同志提出“两个凡是”之时，姚依林旗帜鲜明的予以反对，他认为“两个凡是”是教条主义和形而上的体现，完全不符合当下国家发展的需要，更不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最终，在他和邓公等人的努力下，“两个凡是”成为了历史。
70年代末，姚依林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还在计委和财经委兼任要职。80年代初，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时，他亲手设计了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让中国顺利完成了发展的转型，一跃成为东亚经济强国。80年代末，姚依林自觉完成了历史使命，于是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退出领导岗位，开启疗养生活。
晚年的姚依林曾携妻子回老家探了一次亲，老家人民政府的干部热情接待了他，不仅请他吃了当地的特色菜肴，而且还带他游历了当地的名山大川。姚依林眼看老家越变越好，不禁打心眼里高兴，连声叫好。他在老家一共待了三天时间，之后便启程返回北京。1994年，他因病离世，时年77岁。值得一提的是，姚老的儿子后来也步入政坛，一度官至副省部级高干，而姚老女婿曾就任国家副主席，兼任政治局高干，职级为正国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