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世经所副所长张斌的主要经济观点(学习笔记总结)

社科院世经所副所长张斌的主要经济观点包括：

1.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是在复苏，但复苏力度较弱，名义GDP增长速度偏低。由于价格偏低的拖累，今年第一季度的名义GDP增速约为4.2%，低于去年的全年水平。名义GDP是各部门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和政府税收的总和。

2. 对经济主要矛盾的判断：他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具体表现是通货膨胀水平偏低。在制造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过程中，有效需求不足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过去的美国大萧条，还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都曾经长期存在这样的现象。

3. 最理想的办法自然是结构改革，释放科教文娱等服务业发展潜力、释放都市圈成长潜力，释放金融市场服务风险投资的潜力，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这些举措都能带来新的信贷增长，改善需求的同时还能提升供给。

4. 但对于专注于实现短期内宏观经济稳定的经济学者来说，这些结构改革的内容绝非短期内能够完成，只能当作约束条件。宏观经济学者要做出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而不是改变约束条件。

5. 过去我国遇到总需求不足的时候，应对措施的重点不是降低利率或者扩大预算内支出这些规范政策工具，而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增加基建投资。但是这些中国的保增长措施引起了很大争议。扩需求保增长举措被戴上了很多顶帽子，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国进民退、恶化投资效率、加剧产能过剩等等。

6. 保增长的教训确实很大，但要搞清楚教训具体是什么，是根本就不应该保增长，还是保增长的工具选择问题；搞清楚保增长的代价是什么，还有收益是什么；搞清楚我们看到的那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是不是都源自保增长政策，还是其他因素在作怪。张斌认为目前扩需求的关键可能是政策利率的降低，而不是传统的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增加基建的方式。

7. 国外的教训说明了信贷坍塌是可怕的。凯恩斯把大萧条称为“惊人的愚蠢”，这没有言过其实。研究大萧条的学者认为，并不必要为这些问题付出大萧条的代价，没必要百业凋敝，没必要四分之一劳动者失去工作，超过半数的劳动者无法全职工作。大萧条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信贷坍塌。市场最可怕的敌人是信贷坍塌。一旦这个敌人来了，市场交易大幅萎缩，需求下滑和供给收缩之间就会形成快速的恶性循环，这对市场是灭顶之灾。

8. 信贷坍塌的根源在于错误的理念。大萧条时代，货币政策把捍卫金本位放在突出位置，决策者笃信让货币数量与经济活动保持匹配的真实票据理论，财政政策信奉预算平衡。这些理念放在平时未必不对，但是在市场已经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决策者还在坚守这些理念，好比是要求好高烧的病人去跑步锻炼身体，结果可想而知。

9. 政策的正确制定需要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无论是应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挑战还是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挑战，最难解的底层矛盾是观念的挑战。观念是制度和政策的最核心支撑。主流观念不变化，新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就难以维系。身处从制造到服务这样巨大的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在高速工业化时期流行的物质价值观及其所支撑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与转型后的经济发展要求格格不入，对物质价值观能起到平衡作用的后物质价值观还很弱小，还远不足以改变局面。

10. 观念的滞后，使得我们难以苛求超出传统主流观念的系统性结构改革。结构改革只能在观念和利益冲突的夹缝中找缺口，寻求边际上的突破。能做出结构改革当然好，冲突太大、时机不成熟的时候等待也是一种智慧。

11. 结构转型期对传统观念和传统经济都有巨大的淘汰压力，这会让整个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处于脆弱阶段。稳定总需求至关重要。

12. 解决需求不足主要不是靠改革。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而需求不足反映的不是生产率问题，而是名义购买力问题，是口袋里有没有钱、愿不愿意花钱的问题。如何让大家口袋里的钱更多、让大家的购买意愿更强，这是我们要解决的。最终需求的改善和名义购买力的提升一定会反映在信贷的增长上。那么，如何实现？只要我们充分利用规范的逆周期政策工具，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13. 首先，货币政策方面，最有效、最灵活、最精准的政策是大幅度降低政策利率。中国现在大约有300多万亿的债务，如果政策利率大幅度下降100至200个基点，将使债务人在一年内保守估计可以减少2-3万亿的债务利息支出。与此同时，这将提高金融资产估值至少10万亿，并对房地产价格形成支撑。通过大幅度降低政策利率，整个居民的钱包会增加几十万亿，包括债务利息支付的节省和金融资产估值的提高。因此，这是扩大“钱包”的一个重要手段。与此同时，降低政策利率还会增加消费倾向、减少储蓄倾向。第二，这一政策最灵活。政策利率可以随时调整。第三，这一政策最精准。与其他逆周期政策相比，调整政策利率得作用机制是扩大个人和企业的“钱包”、优化相对价格环境。至于如何消费和投资，完全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决定，而不是由财政政策替代决策。财政政策是替你花钱，而货币政策是让你的钱变多，让你自己决定如何花费。再精妙的决策也不如让亿万个主体自己决定如何花钱。

14. 围绕政策利率调整也有一些担忧。主要担心有两点：一个是息差，另一个是利差。关于息差的问题，政策利率下降后，银行盈利是否会大幅下降，以及这对银行的经营会否产生影响。我们也应看到，当政策利率大幅下降、总需求水平和名义收入水平提高以后，金融资产的不良率会大幅下降，银行贷款机会将显著增加，这对整个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是有利的，而非有害的。对于汇率问题也是一样。对汇率的基本支撑不是保持利差不变，而是让经济更加有活力，提高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如果能够充分降低利率，激活中国经济，提升企业投资和盈利预期，这对人民币资产的支撑将更为强劲。过去的经验也显示，内部力量对汇率的影响远比外部力量更为突出。

15. 其次，在财政政策方面，短期内工作重点应是确保预算的充分完成。今年的GDP增长目标是5%，如果再加上1.5-2%的名义通胀，大约需要达到6.5%甚至7%的增长。今年的广义财政支出很难达到这一速度，因此对GDP的拉动作用有限。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确保预算的完成。今年第一季度的实际情况与目标相差较大，第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基金支出的合计增长速度为-1.5%，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拖累。政府支出非常重要，因为政府支出相当于非政府部门的收入。政府支出增长不足会对企业和居民的收入造成很大影响。广义政府支出在整个社会总支出中接近1/3，这是一个很大的比重。如果政府支出不能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少了很重要的一个支撑。接下来财政政策的工作重点应是确保预算的充分完成。

16. 中国经济大约在2012年前后告别了工业化的高峰期，并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而消费升级是推动这种转型的源动力。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工业部门的重要性下降。相反，凭借巨大的规模优势，中国甚至有成为全球制造业数量和质量双料冠军的潜力。要使这种潜力化为现实，最大的制约并非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而是社会治理发育滞后和各种不当的市场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