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下滑以及内需持续疲软拖累经济，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根据财政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的财政收入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跌了2.7%，而此前公布的1-3月第一季度同比下跌2.3%，这进一步表明，宏观经济复苏依然乏力。
新华社援引财政部的说法表示，在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后，财政收入的可比增长在2%左右。
报道还表示，今年前四个月的财政支出上升了3.5%，高于今年一季度2.9%的升幅。
根据路透社基于财政部的数据计算，单看今年4月份，我国财政收入下跌3.7%，而3月份只下跌2.4%；同时4月份的财政支出上升6.1%，而3月份的支出则是下降2.9%。
这些数据都表明，经济复苏的压力依然存在。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的收入，财政同样也符合这个逻辑；当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财政收入理论上增长也会加快，当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时候，宏观经济形势自然也承压。
而考虑到我国今年的经济目标是增长5%，考虑到房地产的持续下滑以及内需持续的疲软，今年要实现5%的增长目标，也依然有一定的挑战性。
除此之外，作为衡量经济中信贷和流动性的一个重要工具，我国未偿社会融资总量从3月份的8.7%滑落到4月份的8.3%，这也说明我国信贷和流动性目前仍不景气。
换句话说，我国宏观经济至今仍没有摆脱“流动性陷阱”，通缩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依然客观存在。
宏观经济低迷，刺激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
财政部5月13日宣布，当周起开始发行总额为1万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刺激经济和拉抬重点行业和重点建设的复苏和发展。
到了5月17日，又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扭转房地产行业困局的新举措，其中就包括大举收购过剩房屋、降低抵押贷款首付，取消一套房和第二套房的利率下限等等。
其中，1万亿元的超长期国债可以看作是刺激内需提振消费的举措；而对房地产行业的大力松绑，则是刺激房地产行业回暖的举措。
这两个刺激经济的措施，都可以说是对症下药，本质上都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以达到全年增长目标5%的结果。
但财政收入的下跌，也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刺激措施的延迟性和边际效益递减。
今年1-4月，我国企业所得税17898亿元，同比增长仅仅只有0.9%；个人所得税5007亿元，同比下降了7%。印花税1358亿元，同比下降17.1%，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339亿元，同比下降52.7%。
个人所得税下降了7%，这意味着要么是失业人数增加，要么是在职人员的收入下降，总而言之，个人所得税的下降，意味着我国居民的收入锐减，失业增多。
这对接下来刺激消费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尤其是叠加房地产下行的时候。
对我国的消费环境而言，大量的家庭资产中占比最大的都是房子，过去我国居民消费买买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背后的房子每年都在涨价，这强化了我国居民消费的预期。
但随着房地产的下行，居民家庭资产已经开始蒸发缩水，如果叠加收入下滑，个人所得税减少，那么居民消费只会更理性，消费降级是大趋势。
这个时候，我们的任何救市措施，都可能取得一个“头痛医脚”的反结果。
何谓头痛医脚？
其实从后疫情时代一系列的救市措施我们都能够看到，救市资金，救的都是开发商、房地产、地方财政、城投公司、中小企业、上市企业，其中很少有是直接给到普通人、居民和消费者的。
今天这样一个宏观经济，我们面临的诸多结构性症结，根源可能都不在某一个企业、某一个行业上面，最终的根源其实就是普通人，就是消费者。
房地产何以低迷？
那是因为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是因为市场供需失衡，这是市场下的必然结果。
而我们的消费低迷背后，不是因为企业经营困难、不是因为企业负担重，背后本质原因是因为消费者没钱，消费者对未来不确定性加大，消费者没有保障缺乏信心。
因此，我们对楼市的松绑措施、对企业的扶持，看起来很有效果，但如果消费低迷、消费没有信心，那么对企业的再多扶持补贴，最终达到的结果，可能都只是“头痛医脚”，不会取得特别大的效果。
1万亿的超长期国债也是类似的效果，这笔钱投进去，也是给一些重点和特定的行业进行补贴，但问题在于，如果消费者没有钱去支撑高频次的消费，那么给到行业再多的补贴，又有什么用呢？
个人所得税下降，本质上就是人们收入锐减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薪资达不到月入5000的门槛，所以导致个人所得税的下降，这个时候如果不给到消费者更多真金白银的实际补贴，去鼓励他们消费的话，那么长期来看，企业收入减少，员工的境遇只会更难。
当然，很多人会说，新冠病毒三年时期那么艰难，我们都没有发放过现金，现在有必要发现金去鼓励普通人消费吗？
在我看来，现在的宏观背景，可能是比那三年更难的时刻。
毕竟，新冠病毒三年期间，我们的外部环境还远没有如此复杂，且当时人们更多想的是新冠病毒结束后的报复性消费来临。
但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至今新冠病毒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我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依然只有89.4，89.4意味着啥？
这么说吧，三年新冠病毒时期，我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最低都没有低于100的。
哪怕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我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也没有低于100，可以这么说，这是自该数据有史以来，消费者信心指数最低的时刻。
消费者没有消费信心，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对未来的信心不足，也不是什么有效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背后，其实就是单纯的没有钱，没有多余的钱拿去消费。
在医疗教育生活成本不变的前提条件下，消费者的消费只会趋于理性，而不是非理性。
尽管自引入市场经济四十多年来，我国几乎没有针对居民消费发放过现金，但这不代表这一刺激经济的举措不管用，相反，欧美国家的经验早就表明，“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对经济尤其是对消费和就业的刺激作用，是空前强大的。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人们的消费越多，企业营收增长之下，愿意雇佣的员工也就更多，除此之外在消费形势乐观的前提条件之下，企业还会有更高的意愿去提高员工薪资，改善当前激烈的内卷环境。
这些，都是我们当前应该去做的措施。
正是因为我们从未有过“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因此这一方式对经济刺激的作用也是空前强大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成本几乎为零，远比补贴企业、补贴行业减税的效果要好得多。
除此之外，一个更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工具箱里可用的工具也已经不多了，发钱是为数不多真正能够起到效果的措施之一。
纵观这几年的刺激经济措施，我们楼市几乎已经迎来了全面的松绑，针对中小企业的减税退费也实施了数年，汽车行业的补贴也差不多开始褪去，这个时候正是发钱的好时机。
除了发钱，眼下的其他刺激经济的方式，都可能变成“头痛医脚”，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要看到，消费者对于消费的偏好，已经开始有了固化的征兆，眼下如果再不发钱刺激消费，那么固化的消费习惯，可能会演变成长期性的消费降级，届时任何刺激措施起到的效果，可能是负的回报。
而发钱看起来成本最高，但考虑到针对性的消费刺激补贴，最终撬动的GDP，反而是最划算的方法。
当各项经济刺激措施应出尽出，却依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时，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去做此前从未做过事情。
面对如此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已经不能够再保守，必须要重拳出击，给出针对性的一针见血的刺激措施。
最近我也看到，偏向市场派的大经济学家周其仁老师已经重新出现在高层经济会议的视野，这已经很好表明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们的经济刺激方向，将会重回正轨，这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信号。
针对眼下的宏观经济结构性症结，司马南张维为之流只会误人子弟，只有充分尊重市场尊重经济，我们才能够突破当下的结构性困局，重新迎来高质量的增长。
刺激经济，还得哪里有问题医哪里，遵循最古老的市场原则。
因为这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