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钦点广州军区政委陶铸同志出任中宣部长，兼任“文革小组”顾问，按理来说，这算是升迁，陶铸应该高兴才是，可他却一反常态，公然拒绝赴任，他的妻子后来更是跑到中南海面见毛主席，请主席收回成命，改派其他同志到中宣部工作。毛主席为此很是不解，于是便询问陶铸的妻子为什么要“让贤”，陶铸的妻子稍加思索，回答道：陶铸脾气不好，性格太过刚直，不适合当中宣部长。
陶铸同志是党内出了名的“直性子”，他向来是有话直说，从来不会藏着掖着。比如在1932年，毛主席派遣陶铸到闽西建立红军部队，以扩大人民武装在福建的影响力。陶铸倒是爽快接下了这个任务，不过他随后又向毛主席提了一个要求，那便是支援给自己一批快枪，这样自己能更快将队伍拉起来。
不过当时中央红军的处境也很艰难，很多战士用的还是大刀、长矛一类的冷兵器，因此林帅当即否决了陶铸的要求，拒绝给他提供快枪。这下子可惹怒了陶铸，他当即出言怒怼林帅，毛主席见状连忙站出来打圆场，劝两人偃旗息鼓，大家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可陶铸此时正在气头上，他竟不分青红皂白的又怼了毛主席两句，搞得现场气氛愈加尴尬。
好在其他同志及时站出来转移了话题，这才不至于让矛盾愈演愈烈。事后陶铸觉得自己确实不对，不该向毛主席发火，于是主动找到毛主席道歉，主席也没有过多计较此事，也没有追究陶铸的责任。后来，林帅还是想办法匀出了两百多条快枪给陶铸，陶铸很快拿着这批军火拉起了闽西红军，打开了赣闽边界地区红色革命的新局面。
1942年，党中央发起了一场整风运动，期间柯庆施同志因为与国民党有过接触而被逮捕，有人信誓旦旦的表示柯庆施是国民党“特务”。陶铸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他立即赶到政治部和负责柯庆施案的同志大吵一架，他直言柯是一位坚定的革命战士，才不是什么特务，这一场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后来，政治部重新核查了有关柯庆施的卷宗，确认他确实是清白的，于是便将他释放。陶铸这算是间接挽救了一条人命，堪称功德无量！
1966年，毛主席有意陶铸到中组部“挑大梁”，陶铸思前想后，还是谢绝了主席的好意，一再拒绝赴任。但主席还是坚持己见，一再派人给他做思想工作，他最终被劝服，便硬着头皮接下了此番大任。当年中旬，他又兼任政治局常委，由此一跃成为正国级高干，政治地位远超叶帅、徐帅等一众开国元帅。
1967年，江青、张春桥等人炮制了一场针对少奇同志和邓公的政治风暴，期间江青一再拉拢陶铸，希望陶铸和自己站在一边，向少奇同志和邓公“开炮”。但陶铸的态度很坚决，他直言自己不想也不会干落井下石的事情，纵使刘、邓两人有千般错误，也应该在党代会或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在背后搞“小动作”。
陶铸的这一举动得罪了江青，江青随后便将陶铸也打成“右派分子”，开始鼓动居心叵测者大肆批评、攻击陶铸。陶铸连忙为自己辩解，结果却还是被“打倒”，从1967年中旬开始，他被关入秦城监狱，过起了囚徒般的生活。
1969年，陶铸被“疏散”到安徽合肥居住，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了，他一直头昏眼花，意识模糊不清，腹部时常传来剧痛，似乎是内脏发生了病变。看守人员随即叫来医生为陶铸做检查，医生在经过一系列分析之后，认定他患上了癌症，而且已经是晚期，恐怕时日无多。
看守人员不敢怠慢，马上将此事汇报给党中央，毛主席闻讯后立即下达指示，要求合肥市委安排医疗专家给陶铸做手术，尽量延缓他的病情，延长他的生命。手术倒是很成功，术后仅一个月时间，陶铸的精神状态便趋于好转，腹部的不适感也慢慢消失。
就在大家以为他身体无恙的时候，陶铸同志却在当年10月再度病倒，这一次病情来势凶猛，医生还没来得及采取医疗手段，他便因病去世。时间来到1978年，党中央下达文件为陶铸平反，恢复了他的所有名誉，并肯定了他对革命所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