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台湾章亚若教育基金会董事长蒋孝严来到奉化参加论坛。
蒋孝严说：“这次论坛，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蒋孝严心中的滋味，既包含着对祖籍的留恋、也有现实的无奈。
蒋孝严说：“一直以来，他对大陆有难以割舍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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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并非虚言，更不是假话，小时候的蒋孝严曾在大陆和外祖母度过了一段艰辛的时光，这份艰辛来自于蒋孝严特殊的身份——蒋孝严是蒋经国的私生子。
不论中外，私生子对于权贵阶层而言，都是见不得光的存在，很难被嫡出家庭成员所接受。
对于权势滔天的蒋家更是如此，蒋经国的这一生活污点，如果一旦令人知晓，是肯定要借题发挥。
不过有时，历史非常令人啼笑皆非，一度被排斥的私生子蒋孝严，却成为蒋经国五个儿子中存活时间最长，最有出息的一个，甚至接替了父亲的政治理想，上演了一场逆袭的翻盘好戏。
蒋经国的莺莺燕燕
1939年隆冬，抗日的烽火燃烧着辽阔的中华大地。京沪沦陷、洪都（南昌）陷落，不少热血青年纷纷流亡到赣州。
章亚若，这位县长的千金，本在南昌葆灵女子中学上学，也不得不暂居赣州避难。
1939年，章亚若在赣南行政区专员公署抗日动员委员会担任文书。
来到赣州不久，章亚若就因姿态秀丽、能说会跳，成了全城小有名气的青年女性代表。
有时，章亚若会和“动员会”的同事一起上街，向群众宣传抗日。
只要章亚若在场，气氛就会特别活跃，引得观众一一拍手叫好；每逢敌机空袭，章亚若总是帮助老人进入防空洞、抢救伤员。
在赣州的不仅仅有章亚若，她的顶级上司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担任着赣南行政区专员。
蒋经国在建设赣南期间，发起了不少活动，给章亚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工作期间，也有过不少交际。
这一天，秋高气爽。章亚若按时来到动员委员会上班，穿了一件阴丹士林布旗袍，刚到写字台前坐下，就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窗口。
章亚若连忙站了起来，说了声：“专员早上好。”
蒋经国则在门前望着章亚若，含笑招呼：“我的好同志，来得这么早呀！”
蒋经国想必是遗传了蒋介石好女色的缺点，对其他人从未如此热情，还特意在“同志前”加上了“我的”二字。
情窦初开的章亚若哪里能抵挡住甜言蜜语，本就心生好感的他产生了一股油然而生的甜蜜感。
她脸颊瞬间就开始泛红，对蒋经国说：“专员，你需要我做什么吗？”
尽管蒋经国此时已经娶了俄国人蒋方良为妻，他也毫不避讳，直接说：“听说你京剧演的很好，哪一天再演？我去看看。”
章亚若则回复道：“后天——星期六晚上，宣慰团组织我们在大礼堂演习，他们要我演《投军别窑》。”
两人一来二去，眉目传情，瞒着双方父母结合在一起了。
为了避人耳目，蒋经国化名为“慧风”，章亚若则化名为“慧云”，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地下情。
1942年，章亚若有孕在身，和蒋经国商量一番，决定去桂林分娩。
为了照顾情人章亚若，蒋经国还给广西省民政厅长邱昌渭打了招呼，让他好好招待。
邱昌渭哪敢怠慢，只得照办，还称呼章亚若为“二夫人”。
1943年2月，章亚若生下一对双胞胎，取名为“大毛、小毛”，也叫“丽儿、狮儿”，这个“大毛”就是日后的蒋孝严。
亲自为他接生的李瑞林大夫告诉她是一对男宝宝时，章亚若苍白的脸容顿时泛起了一层喜悦的红云。
古往今来，中国就有着“母凭子贵”的传统，章亚若自以为凭借着一对男婴，能得到蒋家的承认，殊不知这却是她的催命符。
为了减少政治影响，蒋经国当了近代的“陈世美”，完全不敢承认这两个儿子是自己所生。
无奈之下，这对兄弟只能跟随母姓，名为“章孝严”、“章孝慈”。更可怜的是，几个月之后，章亚若就不明不白死于非命。
8月14日，章亚若外出晚餐后上吐下泻，次日上午进广西省医院住院。
医生在她左手血管注射一针，几分钟后章亚若突然大叫一声：“哎呀，不好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很快就昏死过去，离奇去世。
蒋家第三代
母亲惨死，父亲不管，章孝严和章孝慈成了事实上的孤儿，所幸还有外婆可以相依为命。
外婆将两个外孙带到贵州铜仁，投靠在当地当县长的长子章浩若的家中。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出于愧疚的蒋经国让部下王昇劝说外婆带着双胞胎，跟随王昇一道经厦门，登上有特别戒护的登陆舰抵达台湾，隐姓埋名住在新竹。
到了新竹，外婆带着双胞胎去办理户口登记，使用的学名仍是“章孝严”，“章孝慈”。
同时，长子孝严还多报了一岁，蒙混外界，不要把这对兄弟看作是双胞胎。
念小学时，外婆还告诉双胞胎：若是有同学问起你们的父母，就说爸爸在大陆当县长，身隔大陆，现在生死不明，别的就不必多说。
在新竹，一开始，章家过得还不错，不时还有蒋经国送来生活费。可随着舅舅章浩若经商失败，并和王昇闹翻，困难便接踵而至。
不得已之下，外婆只能靠借债度日，平日靠摆香烟摊，弄些外快。
1958年冬天，外婆大限将至，临别之际，掏出了一张照片，对两个双胞胎说：“照片上的才是你们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三女儿章亚若。你们的父亲是蒋经国，她和你们的爹是在赣州认识的……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提，也不要去问别人，自己心里知道就好。”
章孝严和章孝慈边听边流泪，并细声安慰外婆：“我们一定用功读书，不会忘记你的教诲。”
兄弟俩握着外婆的双手，祖孙三人哭成一团，令人动容，不得不让人想起《陈情表》中“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知道内情，处于高中年龄阶段的章孝严、章孝慈犹如被放置在漫漫大海。
即便贵为蒋家骨肉，却无法在最需要的年龄，得到哪怕片刻的关心和呵护。
这对苦命的兄弟只能风雨同舟，共同面对人生的苦难。
特殊的家世，是一种鞭策，让蒋孝严不敢在学业上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1964年，蒋孝严从台湾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通过激烈的入职考试，他于1968年进入政界。
上大学时，蒋孝严还曾在政工干校预备军官受训时，恰好和蒋经国的嫡子蒋孝武分在同一中队、同一个寝室。
蒋孝严回忆说：“当时，我知道他是谁，但他不一定知道我。有一次，晚上开小组会议，他不耐烦开始画画，还说我眉清目秀，要为我画一幅。”
参加工作后，蒋孝严常常受到家世的困扰。对此，他曾说：“我不要求特别照顾，也不接受特别的限制。”
但每次职务升迁，都会因家世问题而有所影响。
1988年，蒋经国病逝，台湾媒体再也不受来自政治的压力，开始连篇累牍报道蒋孝严的家世内幕，兄弟俩也开始了艰难的认祖归宗之路。
蒋经国生前，共有五个儿子，三个嫡子是和蒋方良所生，分别叫做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还有一女蒋孝章。
然而，嫡长子蒋孝文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爱好吃喝嫖赌，乃至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次子蒋孝武则深度牵扯江南案，导致他不得不远走新加坡避难，于1991年去世。
三子蒋孝勇也受到兄长们的牵连，一时之间无法从事政治，只得从事商业活动。
台湾学者李敖曾这样评价蒋家第三代，他说：“这三个人的死，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他们不仅代表了他们本身，更是由于身份政治的缘故，象征了蒋介石蒋经国天下压迫的就此告终。”
总之，这三子都不是栋梁，无法承担家族的政治基业。
反而，庶出的蒋孝严则比较优秀，为人处事，业务能力，均得到民众的一致赞誉，这也给了蒋孝严一个认祖归宗最好的筹码。
蒋孝严的“回家之路”
九十年代中后期，台湾正式开放台胞赶赴大陆探亲，来祖国的台胞与日俱增。
在大陆的蒋氏后人，帮助蒋孝严找到了章亚若的陵墓。
这下，本就思乡心切的蒋孝严更加迫不及待想祭奠慈母。
然而，两人当时都在公门任事，根据台湾法律，公职人员不得回乡探亲，两兄弟只好委托亲友修缮章亚若的坟墓。
1993年，胞弟蒋孝慈先行一步，辞去了国民党行政职务，才得以赴大陆进行学术交流的名义，顺带来到桂林，为亡母扫墓。
一年之后，蒋孝慈再度来到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却在北京突发脑溢血，情况十分危急。
但台湾当局依据“台湾地区人民进入大陆许可的若干规定”，蒋孝严仍不能前往大陆，探视弟弟。
后经两方协调，中方才突破台湾当局的阻挠，蒋孝严才第一次来到桂林，祭拜母亲，并带着病危的弟弟，返回台湾进行治疗。
1996年3月，蒋孝慈病逝于台北。从此认祖归宗的重任，就落到了蒋孝严一人之上。
2000年3月，国民党大选惨败，蒋孝严也辞去了公职。
不久，他携全家以及弟弟的遗孀和儿女，乘“华航”班机经香港转赴宁波，然后驱车到老家溪口，进行了祭祖归宗仪式。
但想要真正成为蒋家人，还要得到嫡出一脉的承认。
蒋孝严早就和蒋孝武（嫡出一脉的正式代表）商讨过，说认祖归宗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要等到我母亲（指代蒋方良）百年之后再处理。
蒋孝严身为晚辈，当然应该考虑主母的想法，就答应了下来。
因此，蒋孝严一直等到2004年10月，蒋方良女士过世，又过了“七七”之后。
蒋孝严才在来年的3月，换上了新的身份证，其配偶子女也同时办理了姓名变更手续。
关于蒋孝严认祖归宗这一段心路历程，他在《蒋家门外的孩子》曾写过真挚质朴的一段话：
从门外走进门里，我花了六十年。虽然进门时，门里早已空无一人，但是我内心还是充满了喜悦。因为自此以后，我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可以不再徘徊在门外，而饱受风霜，当一个没爹的孩子了。这是身为人父，该尽的最起码的责任。
至于其中的辛酸，蒋孝严也简略提过几句：
“一个人要走过认祖归宗的道路，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已经是极度不幸的事情。在路途当中，还要饱受歧视和打击，才能真正激发人们的不平和同情，这又是一件极度可悲的事情。”
结语：
不过，尽管充满了艰辛，但结局总还圆满，也不枉费工夫。
另外，蒋孝严这一支也的确重振了家风，其子蒋万安身为台北市长，前不久还曾到上海旅游考察，表示要加强通大陆的沟通，重建两岸人民之间的信任。
参考资料
《蒋经国研究》 李敖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亲历者讲述蒋经国》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孝严回奉化故居祭祖扫墓》 宁波通讯 2014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