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5月25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晓晨）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从干脆面中夹带的三国卡、水浒卡，到卡包里直接开出的球星卡、动漫卡，卡牌市场的IP百花齐放。如今，在一些直播间里，拆卡主播娴熟地用剪刀拆包，查看卡面，把最稀有的卡片摆放在置物架上，展示完毕后迅速撤下打包，整个过程只有几十秒，一波接一波的操作让看客们沉迷其中。
近年来，卡牌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由于稀有卡具有一定的溢价能力，不少年轻人抱着“以小博大”的心态入局，结果往往不如预期。对卡牌上瘾的背后是何诱因？有未成年人参与其中，监管如何跟上？
拆卡直播间信息
夜晚的短视频平台，活跃着不少拆卡主播，同样有一群卡牌玩家围观。
剪刀、卡牌、展示卡，在拆卡主播高密度的话语中，一袋袋卡牌被拆开、验卡和展示。
大三学生小刘睡前习惯刷短视频，时不时就会刷到拆卡的直播。24日，她告诉中国之声，起初她只是快速划过，并没在意，一次误触进入直播间后，发现里面竟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观看。“没想到有如此多的人看，就很好奇这是在干什么，了解之后发现是主播代替已下单的消费者拆卡，并对开出的稀有卡片进行展示。”
小刘说，直播间排单人数多的时候，主播的语速、手速、节奏特别快，拆出稀有卡还会有主播和弹幕提供情绪价值。
小刘表示：“卡片做得确实很好看，我也想试试自己的运气，于是就下了一单，结果第一次就开出了一张稀有卡。确实觉得自己运气还行，想再试试。加大投入之后发现，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开出来的稀有卡就没几张，但钱已经花出去了，还是头脑热没控制住自己。”
某直播间商品链接
北京的张先生玩卡多年，接触过各种IP的卡种。他告诉记者，小时候为了集卡吃干脆面，如今在直播间拆卡，感受很相似。“因为小的时候就收集过水浒卡，好像突然之间在这样的时刻下出现了可以把小时候的爱好再延伸的地方。”
张先生说，如今的拆卡有了更多的玩法，开出稀有卡牌后，有直播间上千人一起见证，感觉很刺激。
张先生表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球星、宝可梦或者小马宝莉等比较好的卡，会有一些喜悦，包括其制作很漂亮，有收藏的感觉。”
一包动漫IP卡的售价在9.9元到几十元不等，其中包括普通卡以及不同等级的高位卡，抽取难度也是逐渐递增，一些稀有的高位卡可以在二次交易中产生溢价。
张先生说：“我喜欢卡里面的人物，比如宋江卡，但是宋江卡又很难出，又有很多人喜欢它，随着市场和大家的需求，就有了价值。买一个梦想，如果开中而且卡的价值比较高，就有运气了。应该是‘以小博大’的心理，里面更多的是运气成分。”
拆卡博主在直播间开出的宇宙公主黑背卡
记者24日搜索发现，拆卡直播琳琅满目，涵盖了体育、动漫、电影、明星等各个领域。人气高的主播直播间有上万人在线，而较低人气的主播直播间也有上百人观看。
“上瘾”“未知”“以小博大”，这些都是拆卡贴上的标签。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研究院副教授孙瑜晨表示，拆卡直播间有很大的嫌疑构成“盲盒经济”，运用其中的原理让消费者买单。
孙瑜晨表示：“我们发现，像盲盒玩具这类消费的情况很严重，就是运用一些诱导机制让你成瘾。直播间主播拆卡和‘盲盒经济’非常像，付费之后不知道购买的东西是什么，这种未知感就是诱导你不断去消费。像‘盲盒经济’，也出台了法规，对其进行监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2023年就出台了关于‘盲盒经济’的指引。”
孙瑜晨说，目前监管范围内还没有对直播间拆卡行之有效的办法，可能会成为风险点。
孙瑜晨表示：“这个行为边界非常模糊，对监管造成巨大困扰。现在对很多直播带货、电子商务的监管有困难，很多行为都是运用一些心理学的技巧，不构成违法行为，但是这种技巧已经能够让未成年等自控能力弱的人大规模消费了。像拆卡这种电商模式会存在诱导过度消费的可能性，应该不断强化信息披露，不然很多家长都不明白为什么小孩对买卡会有这么大的魔力。”
记者注意到，拆卡直播间都会摆上“未成年人禁止下单”的牌子或贴纸，但未成年人的消费行为能因此被阻止吗？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发展部副主任吴振华表示，摆牌展示的行为既不能阻拦未成年人进入直播间消费，也无法撇清自身的责任。
吴振华介绍：“放了跟没放一样，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想给自己留一个辩解的机会而已，通过这种方式狡辩免责。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规避未成年人参与的风险，并没有履行监管的义务。因为网络的限制不像现实中马上就能识别，小孩很少有判断能力，所以我觉得不会产生任何法律的免责效果。”
吴振华建议，未成年人自控力薄弱，源头应该回归家庭，再由学校、政府等多方形成监管合力。
吴振华表示：“做直播的营业机构本身要进行一些自律性的处理，相关平台要有监管责任，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管，该处罚的处罚，该规范的规范，要有针对性地处理。家长和学校应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引导，提高他们对拆卡直播现象的认识，培养他们正确的消费观和法律观念。”
孙瑜晨补充，监管更重要的是系统性的约束，数字素养的提升需要全方位的努力。
孙瑜晨表示：“像盲盒变种的治理不可能光靠国家像‘家长’一样用法律工具管理就能实现治理目的。一定是系统性的，从政府的治理，到学校、家长，数字素养的提升，再到自我保护，都要全方位进行，这才有办法应对数字化社会中未成年人包括老年人遇到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