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届戛纳电影节，“第六代”导演齐聚一堂。
5月18日，华语片《风流一代》《狗阵》都完成了戛纳首映。55岁的管虎在台上有些动情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站上戛纳的舞台，以后会常来。”贾樟柯在《风流一代》的首映后也有些感慨，在他看来，“第六代”的集体出海虽然是一次巧合，但说明了大家在创作上很一致，仍然有对共同集体记忆的反应和触觉。
在他们之外，还有郑保瑞的《九龙城寨之围城》、陈可辛的《酱园弄》……“第六代”拿着自己知命之年的作品，依次登上戛纳舞台。
外媒《好莱坞报道》以“中国电影盛大回归戛纳”为题进行了报道。电影节主席蒂埃里·弗雷莫强调，为电影大国中国重新回到戛纳感到十分满意。???????????????????????????????
毒眸在戛纳，见证了华语电影多年未见的盛景。
郑保瑞的《九龙城寨之围城》作为午夜展映单元作品，首映当天满座，从第一场打斗开始就有观众鼓掌叫好；贾樟柯的《风流一代》以2.6分位列场刊第一，首映已过两天，影片依旧大排长龙，且队列中大多是外国面孔；管虎的《狗阵》得到了影评人和影迷的大规模好评。而还未上映的陈可辛的《酱园弄》，还有四天上映，却已经成为各个戛纳影迷群中呼声最高、最抢手的一部电影。一票难求，是今年所有华语电影共同的关键词。
场刊
此情此景，让今年在戛纳舞台的华语电影人倍感欣慰。上一次，戛纳拥有如此热闹的“中国之夜”还是2009年——《春风沉醉的夜晚》《复仇》《制造伍德斯托克》《脸》四部电影来到戛纳。一切一如十五年前一样，中国电影人在戛纳这块电影净土大放异彩。
戛纳对电影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一位电影人可以在这里打开自己，阐述作品和理解时代。贾樟柯的《风流一代》讲述的是电影里的“巧巧”和“斌哥”两位主角，在变幻的二十年时间里从情感和生活中成长出新的状态。
有记者问到贾樟柯，过去将镜头对准“不拥有权力的人”，现在变了吗？贾樟柯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变，只是过去在菜市场买菜的人，现在在超市买菜，但在超市买菜的人，也是不拥有权力的人。”
在戛纳，电影的表达还在继续着，也激励着其他创作者。首次踏上戛纳红毯的管虎尤为感慨，接受洪晃采访时他提到，来到戛纳让他感触良多，戛纳是电影艺术的殿堂之地，引领着电影语言往前走，电影人也会在这里受到更大的尊重。
贾樟柯接受群访（毒眸于现场拍摄）
从胡金铨带着《侠女》为华语电影劈开戛纳之路开始，生猛血性的“第五代”，挣扎困惑的“第六代”，以及煊赫一时的香港新浪潮与台湾新浪潮悉数登场。戛纳见证了华语电影的崛起、辉煌与落势。
作为世界电影的一方高地，戛纳吸引太多电影人来此，他们握手相会，接受红毯的聚光灯和首映礼的掌声欢呼。一切故事都有可能在这里发生，或兴奋，或沮丧，但无论结果如何，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从未放下对戛纳的执念。
正如接受《好莱坞报道》采访时，贾樟柯说的那样，“我们一起告诉世界，我们从未停止拍摄，从未停止讲述我们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未失去勇气。”
唯一的金棕榈
在戛纳，没人知道一部电影最先迎接的是掌声还是嘘声。影评人和记者可以用热情赞誉推举出世界影坛的未来之星，同样，他们的犀利与刻薄也足以击溃一位踌躇满志的新人。
1988年，壮志满满的陈凯歌带着《孩子王》首次奔赴戛纳。等待他的不是盛赞与惊叹，而是戛纳影评人的一片叫衰质疑，记者们打趣《孩子王》可以拿下金闹钟奖，以此揶揄电影沉闷晦涩。后来，陈凯歌用四年时间拍成了《边走边唱》，再次来到戛纳，但却遭遇了同样的冷场与嘘声。
那时，唯一相信陈凯歌的只有制片人徐枫。为了给陈凯歌助阵，她将《霸王别姬》的海报贴在了《边走边唱》旁边，以吸引片商对陈凯歌的继续关注。她相信《霸王别姬》会成功。
早在《孩子王》的时候，徐枫一眼便看中了陈凯歌的才情，选择将《霸王别姬》交到他手上。陈凯歌应了，但表示要先等《边走边唱》拍完了再说，徐枫耐住性子等，后面挑选演员用去一年时间和3000万港币，徐枫依旧选择等，《霸王别姬》拍摄了一年，最终成片2小时45分钟，陈凯歌坚持一分钟都不能剪，徐枫爽快应下。
徐枫这般令陈凯歌倾佩的“侠女”魄力，是她的恩师胡金铨十多年手把手锻造出来的。“如果你一直不能令他满意，他一定会让你一直拍、拍到死！”徐枫坦言，正是胡金铨的严苛磨练促成了后来的她，“拍《侠女》的时候我年龄太小，更容易被角色影响到，它成了我自己成长的一部分。”
1975年，徐枫作为《侠女》主演，与导演胡金铨一同踏上了戛纳红毯。首映之后，全场掌声雷动，赞美与亲吻让徐枫感到震惊，一部好电影居然可以受到如此大的尊重。那时徐枫便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回来。多年之后，息影的徐枫才以制片人的身份再次光临电影世界。
《霸王别姬》未完成时，柏林电影节主席德哈登亲自找到徐枫和陈凯歌，邀请他们参与柏林电影节。陈凯歌自信片子只要参加就能拿金熊奖，但还是拒绝了——他和徐枫的目标只有金棕榈。
1993年，《霸王别姬》入围戛纳主竞赛，这是陈凯歌第三次去往戛纳，相较于前两次，这一次他的心中多了些想法和压力。
老同学张艺谋已经凭借《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摘得金熊奖和金狮奖，彼时的华语电影，唯有戛纳金棕榈始终无法触及，这一方高地会由陈凯歌攻下吗？
当时的戛纳成为全世界媒体瞩目的焦点。落地戛纳后，陈凯歌和徐枫被各国媒体围住进行密集访问，陈凯歌一天要接待近50个媒体，看着紧张的行程，陈凯歌有些担心没时间看侯孝贤的《戏梦人生》。
那一年，也是侯孝贤第一次入围戛纳。虽然在此之前，《恋恋风尘》早已让他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影评人罗杰·艾伯特和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都对他的作品不吝赞美，《悲情世界》和《童年往事》在威尼斯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也拿到了奖项，只有戛纳是他从未踏足的地方。
侯孝贤与陈凯歌各自带着不同的心情来到戛纳，但目的是相同的：想要证明自己，也想要证明华语电影。
《霸王别姬》放映当晚，不到十点，电影宫外就早早排起了长龙。首映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全场起立鼓掌长达10分钟之久，徐枫激动得当场流下泪，陈凯歌给父亲陈怀皑打了一通电话，讲述了首映场面。
在后面的记者招待会上，徐枫坚持让所有主创用普通话回答记者提问，宣传公司ARP特制了一本28页的宣传手册，给外国记者介绍《霸王别姬》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关系。《戏梦人生》还没放，所有媒体就都押注《霸王别姬》会获奖。在《银幕》特刊中，《霸王别姬》以36分领先，压过了之前呼声最高的《钢琴课》。
有记者问陈凯歌，两部中国电影同时入围是好事还是坏事，陈凯歌回道，“好事，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势力越来越强，我认为值得庆贺。”
后来，刚落地戛纳的侯孝贤一行人知道陈凯歌他们在中餐厅吃饭，立马赶了过去。酒席上，一群人把酒言欢，“为中国电影争光”“无论谁得奖都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他们在席上反复说的话。
要知道，彼时的大陆和台湾电影人，还鲜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像戛纳这样的电影盛会，是他们能够跨越海峡、互相交流和拥抱的特殊时刻。
颁奖典礼当天，《戏梦人生》得到了评审团奖，《霸王别姬》一行人兴奋地鼓掌叫好，《霸王别姬》获得金棕榈时，全场同样起立鼓掌，侯孝贤大喊，“太好了！”
典礼结束后，他们走到街上，当地华侨把他们抬了起来，“你们知道你们今天做了什么吗？你们简直太伟大了！”
当时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在见证历史，但或许没有人想到的是，这段历史如此独一无二——这是华语电影76年里唯一一次亲吻金棕榈。
时代的大师，大师的时代
时代造就英雄，而英雄构建了对时代的记忆。
张艺谋曾在戛纳差一点击溃陈凯歌。1994年，《活着》入围戛纳主竞赛，差一点也拿下了金棕榈。第一轮投票时，《活着》高票领先，只不过《低俗小说》后来居上，摘得了金棕榈大奖。
那一年，张艺谋也不是孤军奋战，杨德昌的《独立时代》入围了主竞赛，李安的《饮食男女》是戛纳“导演双周”首部开幕的华语电影，然而所有荣光都给了《活着》。《活着》最终拿下了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葛优成为首位华人戛纳影帝。
摄影师周雁鸣回忆，张国荣曾在戛纳酒席上借着三分醉意对他说，真的很想在戛纳拿一个奖。后来，当他知道葛优拿奖，激动地请落地香港的葛优吃饭，“真羡慕你，本来我也想第一个拿戛纳奖。”多年之后，泽东公司用三年时间，花费1000万港币，将《东邪西毒：终极版》推向了戛纳特别展映单元。王家卫说，此举就是为了纪念张国荣，“戛纳一直是张国荣极为看重的舞台。”
90年代的戛纳，是华语电影的风光之地。影片、导演、演员走上红毯与电影宫，迅即耀眼成名，尤其是张陈二人，被国内视为文化英雄，被国外视为影坛新贵。那时，很多人遗忘了一旁不声不响的侯孝贤，人们都叹息他遇到了最意气风发的“第五代”。
《戏梦人生》之后，侯孝贤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好男好女》遇上了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南国再见，南国》遇到了陈凯歌的《风月》，台湾新浪潮与第五代之间有过惺惺相惜，也有暗暗比较，又在后来径自选择了不同的轨迹。
但世事不会总一帆风顺，下坡的转折点总在不经意间来到。1999年，戛纳主席吉尔·雅各布认为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有“政治意味”，希望张艺谋用《我的父亲母亲》代替《一个都不能少》，张艺谋给雅各布留下一封公开信，愤而决定两部电影同时退出戛纳。
张艺谋与戛纳决裂，离开了他所熟稔的乡土故事，开启了他的商业时代，也逐渐迷失在了色彩符号构筑的宏大与旖丽中。
张艺谋给雅各布留下的公开信
同样迷失的还有陈凯歌。《风月》遭到了徐枫的强烈反对，但是陈凯歌执意坚持，《荆轲刺秦王》让不少演员对故事和角色感到困惑，陈凯歌也不为所动。这两部注入了陈凯歌强烈个人意志的作品，全部惨败收场。
更大的惨败在2005年发生。陈凯歌带着《无极》高调进军戛纳，在海边的千年古堡举办了推介派对，放映11分钟片花。全世界只有不到10家媒体、300家顶级片商被允许进入现场，其余近百家媒体只能从下午四点守在古堡外等候一手消息。那天，戛纳所有出租车司机一听乘客要前往古堡，都会用生硬的英文说：“那边有中国人办巨大的派对。”
如此高调的推介派对，自然是希望利用戛纳的加成给电影宣传铺路。戛纳作为世界级电影舞台，传出的反响可以给电影包裹一层浓厚的滤镜。韦恩斯坦兄弟公司以中国电影从未有过的北美发行价格买下《无极》的发行权后，承诺推动其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然而，成片出来之后，退片与差评几乎淹没了《无极》。
也是在那一年，一路陪跑的侯孝贤依旧没有拿到想要的金棕榈，但“对手”变成了“第六代导演”王小帅和香港反类型代表杜琪峰。侯孝贤再次铩羽而归，王小帅的《青红》获得了评审团奖。
吉姆·贾木许凭借《破碎之花》获得评审团大奖，上台领奖时说，感谢奇怪的评委给我机会，感谢侯孝贤，我是你的学生。此时侯孝贤在影坛的影响力，已经无需一座金棕榈来证明。
十年之后，年近古稀的侯孝贤终于凭借《刺客聂隐娘》拿下了戛纳的最佳导演，这也是他最后一部导演作品。2023年10月，侯孝贤罹患阿兹海默症，将不再执导电影。
千禧高光
虽然与金棕榈无缘，但华语电影从不缺少来自戛纳的掌声。进入千禧年之后，来自中国的优秀影人轮番上阵，征服着戛纳影评人和记者。
2000年，《卧虎藏龙》在戛纳首映，从第一次打斗场景开始就有人鼓掌，玉娇龙飞下悬崖之后，全场更是鼓掌喝彩十几分钟，以至于声音盖过了李玟演唱的片尾曲《月光爱人》。放映结束后，全场围住了主创欢呼叫好，那是继《霸王别姬》之后，华语片在戛纳再次出现这样难得一见的场景。
可惜的是，《卧虎藏龙》并没有入围主竞赛单元，只在“特别放映”单元里放映。后来有不少人都表示遗憾，如果《卧虎藏龙》能够入围主竞赛，那第53届戛纳将会是怎样难以想象的光景。
那一年，杨德昌凭借《一一》获得最佳导演奖，姜文凭借《鬼子来了》获得评审团大奖，梁朝伟凭借《花样年华》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千禧年，中国电影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戛纳用奖项释放了一个信号，下一个时代华语电影是不可忽视的主力军。
而杨德昌、姜文、王家卫三人，只有王家卫长久驻留在了戛纳的舞台上。多年之后，王家卫成为首位戛纳华人评审团主席，“戛纳的宠儿”开始成为冠在他头上的名号。
2004年，《2046》首映礼当天下午五点，王家卫才拿着最后剪辑版影片乘坐私人直升机抵达戛纳，为了赶上晚上7点的首映，法国警察开摩托车为他开道。很难有人能有王家卫这样的待遇，杜琪峰的《大事件》为了赶上戛纳，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后期制作；徐克的《七剑》本来也要去戛纳“特别展映”单元，但因为后期制作时间过长只好作罢。
戛纳再次为王家卫开先例是在2007年，王家卫的首部外语片《蓝莓之夜》入围主竞赛，同时成为开幕片，《蓝莓之夜》成为戛纳历史上首个以开幕电影和竞赛片双重身份出现的影片。首映之后，戛纳海边办起了“蓝莓之夜”，1200多名客人在聚会上吃掉了770磅蓝莓派。
演员黄璐也目睹了那个“蓝莓之夜”。李杨的《盲山》入围戛纳“一种关注”，作为主演的黄璐当时还在上大四，接到通知时，她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答辩。没有品牌赞助，黄璐只准备了一套礼服，便匆匆前往了戛纳。
到了戛纳后，黄璐在开幕式遇到了诺拉·琼斯，和她跳舞；在戛纳的中餐馆遇到了侯孝贤、舒淇和张曼玉；在饭局上见到了沉默不语的刁亦男，他的《夜车》入围了戛纳。黄璐有些感慨，戛纳是个神奇的地方，满街的大师，满街的明星，所有人都对此见怪不怪。
但戛纳不只是光鲜亮丽的舞台，影响电影的永远是舞台背后那些悄无声息的变化。2003年，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化改革，不再需要电影厂指标，拍摄也不再需要论资排辈，资本成了电影市场的主角，好莱坞大片和张艺谋2.5亿票房的《英雄》敲打着每一个创作者的神经。
这个历史性的节点，表面上和追求艺术巅峰的戛纳之间并无关联，但它背后影响的是第五代、第六代，乃至之后的新人导演职业生涯发展的侧重和选择方向。
就像戛纳的记者们在千禧年之后，每年都会向创作者抛出的那个问题那样——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这两条路该如何选择？中国电影应该走哪条发展道路，那时没人有好的答案。
艺术与商业间的碰撞
1996年，王小帅没有入围主竞赛，蹭着张艺谋的团队去了戛纳，“我自己进不去这个单元，我要去看看主竞赛的影片是什么样子。”结果，因为没按照电影节要求穿正装，没能如愿。不过，戛纳严格的电影规则，深深触动了王小帅，“没有经过那个过程，内心是无法建立起那种东西的。”
“那种东西”对“第六代”来说，是对电影不能放弃的尊重，以及坚持自我表达的创作初心。
不同于可以在戛纳征程中心无旁骛地搞创作的“第五代”，“第六代”面临更复杂的情况。1994年，中国开始每年引进10部分账片，本土市场遭遇好莱坞大片的强势冲击，国产电影票房一路滑坡。而2003年的市场制改革，让电影市场从制片、发行、放映多方面经历大规模调整，形塑着创作者新的电影认知。年轻一代导演无法拯救低迷的电影市场，更无处安放自我表达，独立电影成了“第六代”自己寻到的一条电影之路。
2002年，贾樟柯的《任逍遥》入围主竞赛，娄烨的《紫蝴蝶》和王小帅的《青红》先后入围主竞赛。第六代导演用极致的成本控制，进行着失意的表达。之后，每年戛纳都有一位“第六代”的身影，但每一年几乎都是陪跑的角色。
2006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获得了威尼斯金狮，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同一档期撞上。制片人劝贾樟柯另择一个档期上映，但是贾樟柯不为所动，制片人气急，你简直是在用国内的市场票房殉情，贾樟柯说，“让我殉情吧。”
在《三峡好人》的点映礼上，贾樟柯发出质问，“在这个充斥‘黄金’的年代，有谁还在关注‘好人’？”《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制片人张伟平反呛，“我都懒得搭理他，他那个片子不就是拿一金狮吗，我们又不是没拿过，都是我们拿剩下的。”
现实是，金狮奖并没有给《三峡好人》带来票房加成，30万的票房不及《满城尽带黄金甲》2.9亿的零头。
艺术与商业的论战在“第五代”和“第六代”之间撕裂，也在影展名誉和市场票房之间撕裂。评判电影价值的标准多了一重，从过去的“奖项至上”，增殖出了“票房至上”。
欧洲三大电影节，无论是威尼斯、柏林，还是戛纳，都不再是电影绝对的金字招牌。同样，“文化英雄”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大众对国外影展的文化兴趣在逐渐降低，在乎的只剩下了少数的电影人。
2009年，秦昊凭借《春风沉醉的夜晚》再次来到戛纳，遇到了四年前因《青红》来戛纳结识的老朋友，大家还在热烈地讨论电影。在手记中，秦昊写到，“仿佛这便是戛纳的传统，如同电影之于戛纳一样，永远是对电影尊敬的，热爱的，亘古不变。”
颁奖礼红毯上，娄烨说，不管我们得什么奖，大家跟我一起上台。秦昊问，如果拿了最佳导演奖，我们怎么上台。娄烨坚持，不，大家一定要跟我一起上台。最后，《春风沉醉的夜晚》拿下了编剧奖，所有人上了台，娄烨发言说，编剧是这个创作的第一步，演员是这个创作的最后一步，这是大家的努力。
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华语电影只剩下贾樟柯孤独地代表着戛纳的中国形象。关锦鹏、陈国富、杜琪峰等导演试图冲进戛纳，但总是短暂停留，更遑论台湾新浪潮后，台湾电影直接陷入后继无人的颓靡。
到今年，“第六代”齐聚戛纳，贾樟柯被问到是否是有意集体出海时，回答道，“它是一个巧合。这几年大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里，大家对共同的记忆有所反映，比较一致地保持了一种对记忆的触觉和速度。”
“第六代”以一种无法言明的默契，在戛纳再次回首。
红毯之上
戛纳和华语电影的缘分并不止步于第六代。
2018年，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入围主竞赛，但是媒体普遍更为关注的是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的毕赣，以及入围了短片竞赛的魏书钧。新面孔的出现，意味着戛纳对中国电影有了新的想象。
通知魏书钧短片《延边少年》入围戛纳时，他正在写《野马分鬃》剧本的第四稿，看着通知邮件，确认了好多遍还是不敢相信。15分钟后，法国打来了电话，他才信了。那天晚上，几人原计划平心静气聊剧本，但是最后聊成了去哪儿订西服。
颁奖当天，魏书钧坐在摄影机下最好的位置，剧组的人都说他肯定有奖。最终，《延边少年》在戛纳获得了短片竞赛单元的评审团特别奖，也开启了魏书钧与戛纳的不解之缘。
首部长片《野马分鬃》再次入围戛纳，《永安镇故事集》入选戛纳“导演双周”单元，《河边的错误》入围“一种关注”单元，魏书钧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得到戛纳不同程度的青睐。同样，毕赣也凭借《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和短片《破碎太阳之心》两次入围戛纳。初出茅庐便得到戛纳的持续关注，这是国内电影人少有能及的。
无论是魏书钧还是毕赣，新生代的导演相对前辈而言，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市场负担，这也让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轻盈。戛纳评审评价《野马分鬃》时说道，“为华语影坛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力量。”
然而，魏书钧和毕赣对大众而言，不似张陈当年那般具有影响力，他们的故事淹没在毯星的花边新闻之下，大众对戛纳的印象仍停留在1993年唯一的金棕榈，以及2000年的高光时刻。新时代的戛纳对于华语电影来说，成了一个遗落太久的文化符号。
宁浩用《红毯先生》戏谑地拆解了明星、电影、影展之间的商业关系，也展现了创作者在面对商业片和艺术片时的身份挣扎。
《红毯先生》这类电影的调侃，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华语电影创作者的一种普遍性焦虑，困于市场大潮和资本要求，却仍想回到红毯之上。片中，导演林浩不屑投资者之间的寒暄，在一旁默默背着法语单词，在林浩看来，“站在国际影展的视角上看呢，咱就得看这大棉袄。”
我们无法揣测每个“大棉袄”出现的背后，有多少冲着“国际影展”去的动机。但对戛纳的执念，无论是第几代导演，都从没放下过。
一方面，这仍然是世界级舞台对其商业价值的放大与肯定，让他们收获更多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登上戛纳的舞台，意味着身为电影人的才能得到了肯定。
在戛纳，无论是掌声还是嘘声，都是华语电影人最迫切知道的声音。贾樟柯曾在一篇长文中写到，“我们为什么要来戛纳？借一位法国作家所言：我愿意在一个尊敬电影的地方失败，也不想在其他任何地方成功。”
这样的尊敬，在这个时代里已经越来越稀缺了。由此，我们才为华语导演此次重聚戛纳而尤其振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