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规模越做越大，流水上百万元，银行开始注意这些人，但这种行为在银行内部有争论。首先，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经营金融。国家有规定，个人不得经营金融。第二，算不算投机倒把。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了投机倒把罪，但对投机倒把行为没有具体规定，主要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规定，因而投机倒把罪具有口袋罪的特征。
倒卖国债的都是写路子野、脑袋灵、眼光毒的人，其中很多是从体制内辞职下海的，保留了那一股谨慎，这些人就到人民银行去访问，说自己有些金融法规搞不清楚，为避免执法人员“误会”，想“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这里面藏了大智慧。
有些爱考据的金融先锋，引用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在金融时报上的讲话，来搅混水，混淆人民银行员工视听，这是利用名人名言为自己服务的例子，大家别觉得小时候背诵的名人名言、诗词歌赋没用，除了教育自己，还可以忽悠别人。
倒爷去了人行拜访，甩着某期金融时报，说当时你们李行长讲，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随时随地卖出。这是行长大人说的，人民银行员工总不能当着群众的面说自己行长有错，一时半会不知如何回答。所以问题就是人民银行没有发文，个人能不能做？
现在看来法无禁止即可为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在四十年前，足以让一个人身陷囹圄，陷入巨大人身和财产麻烦。当时没有电子支付，都是纸币现金交易，银行每天都要准备一定量现金供人存取，如果倒爷买买国债，涉及资金额过大，还有人认为可能会引发资金地区间失衡，让人哑然失笑。
还有部分精明的倒爷，保存了有关国债买卖不违法的相关报纸、报道、文件都保存了下来，害怕反攻倒算，看来大家对七十年代浩劫还是心有余悸，政府公信力还有待建设。
倒爷也怕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不安全。当时没人用支票，只有现金。1000张10元钞票是1斤多，买卖时有50万流水就得带五六十斤纸币。有人聘请公安局当保安人员。这种人除了本身的安全目的，还有一个想法：公安人员跟着，本人怎么做买卖的他们都看得见，有事你们可以去问公安局，不用担心这个人做的买卖不合法。这个想法现在看来十分幼稚，但在当时也算石破天惊，也有一定作用，毕竟八十年代治安很乱，地痞流氓路匪恶霸屡见不鲜，让公安人员跟在身边起到增信作用。
转轨中的市场就是这样，充满信息差，充满机会。不光个人，机构也在这股浪潮中辗转腾挪。在信托业整顿的过程中，银行所属的信托，被要求全面剥离，有人听到风声，在市场中引发躁动，因为信托公司存在对其他主体的资金占用，一旦被剥离甚至被撤销，钱能不能要回来，是个问题，每天不同的人来要账，对信托公司是个很大的压力，有些信托公司持有国债，但一时半会找不到买主，无法将国债变现偿付债务，很是着急，找到时任信托公司副总的阚治东。
阚治东很感兴趣，想把这批上千万元国库券全部吃进。对方急于出手，频频催促。但怎么凑齐千万级别的资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