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23年3月29日，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逝世，享年一百岁。当晚草成挽联云：
梁溪学人，江宁巨子，功业传天禄，太息谢家真尽矣；
金玉器质，松柏精神，知交结忘年，忍看遗墨痛何如。
后又忆及2021年夏，赴宁拜谒沈老时曾作长谈，重温录音，感念无已，遂将谈论内容大致整理，略志鸿泥。今逢沈老周年祭辰，谨以此文，聊寄思存。并期同道君子，追怀远逝风度，不断向上追求。
倏忽之间，沈燮元先生仙逝已有半年多了。沈先生身体向无大碍，去年秋天通电话，知道他还能每日到南京图书馆工作。因此我也总是天真地认为，沈先生不会这么早离去，至少能看到耗费数十年心血辑校的黄丕烈《士礼居题跋》顺利出版。
初见沈先生，是2016年暑期在南京图书馆，不到七年的时间里，总共只见过四次面，三次在南图，一次在苏州。平日有事，偶尔会通过书信和电话联系。与沈先生结识的众多前辈学人及忘年知交相比，我与沈先生的往来并不算十分密切。2021年7月16日，我由上海去南京，午后到南图拜访沈先生，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同沈先生见面。当时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尚未播出，沈先生也还没有走进大众视野。距我上一次拜访，时间已过了两年多，沈先生那日十分高兴，谈兴颇浓，就在历史文献部那张他一直使用的办公桌前，与我谈了足足两个多小时，天南地北，大体却不离读书与学问。杜诗云：“洗然遇知己，谈论淮湖奔”，我绝不敢称是沈先生的知己，但沈先生这次的谈论却让我感到有如淮湖之水奔涌而出，畅快淋漓。虽然是没有任何准备的即兴漫谈，幸运的是，当时我也作了录音。近来重温，颇多感慨，现将谈话主要内容略作整理，以存鸿爪，聊表对沈先生的怀念。
寒暄过后，我先将复旦大学许全胜老师托我转交的新书《沈曾植书信集》上呈，是其历经二十年搜集整理的沈曾植书信，共计880通，且大半是根据信札原稿释文标点。我同沈先生讲，这是“沈曾植著作集”第一种，目前许老师在进行沈曾植诗词的整理工作，未来中华书局会陆续出版。沈先生听完一边翻阅一边称赞，围绕沈曾植的话题讲道：
沈曾植的东西，钱仲联之前不是搞过一个《海日楼札丛》，他的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近几年出过。我以前买过一部诗集，钱仲联校注的，钱仲联是我的前辈同学，他学问很好的，之前我每年回家去看他一次，送点东西给他吃吃。
搞沈曾植诗有两个难度，一个要懂佛经，不懂佛经不能瞎注，翻《佛学大辞典》是不解决问题的，要懂了才行的。一个要认字，沈曾植的章草不容易认。许全胜底子很好，根基比较好，像他这样功底扎实的人不多，旁人不敢弄这个东西。
说到钱仲联先生，我便说起之前看到一幅照片，钱先生站在当中，他出版的书籍摞成两摞堆在两旁，比他个子还高，以示“著作等身”。沈先生似也知道，听完只是笑着说：“那个滑稽，用不着这样的，没得意思。”
许全胜整理《沈曾植书信集》
沈先生当时虽已年过98岁，精力依然旺盛充沛，对任何自己感兴趣，与学问有关的书籍，仍抱有了解、占有的乐趣。他先是问到许老师之前出版的《沈曾植年谱长编》是否还有剩余，表示想讨一部。进而又询及去年为我题写书签的“居贞草堂藏汉晋石刻辑考”是否已经出版？出版后送他一部书云云。接着又开心地对我讲：
最近我写了个了不得的东西，《中华再造善本》的图章全都印出来了，他们让我写“中华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释”。很长的一个签，开本很大，不然印章印出来人家看不清楚。两本很贵的，这样他们会送给我，我就省得买了，现在买书买不起了。
沈老题签，此书2023年9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问及备受瞩目的黄丕烈题跋集的辑校工作，沈先生更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现在稿子已经打好了，还在看校样。这个弄的人太多了，从潘祖荫开始，到王欣夫，有几十个人参加这个工作。潘祖荫搞的时候，有叶昌炽、汪鸣銮等等帮他忙。后来缪荃孙搞的时候，章式之（钰）和吴昌绶帮他忙。前前后后几十个人。而且改得一塌糊涂，改的也不是一个人，莫名其妙改。
缪荃孙和王大隆弄的题跋是分开的，没有并到一起，所以就有两个头，缪荃孙一个头，经、史、子、集，王大隆一个头，经、史、子、集，人家翻起来不方便。我现在要把两个并在一起，把缪荃孙和王大隆没有的做个记号，这样人家看起来方便一点，我又发现了很多之前他们两个人没有看过的题跋。一共有八十多万字，目前超过我的还没有。
我现在条件好得不得了，我有几百张书影，像北图的书影，日本静嘉堂给我的照片，还有就是影印出来的书影。以前人没有办法看，我现在几分钟就拿出来了，先期条件好，后期条件好。
现在还有个事情，讲起来很笑话的，我不会计算机的，都是手抄，所以时间比较长，抄了几十万字了。
沈先生说完，顺便指了指桌边放着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出版的《黄丕烈藏书题跋集》，对我讲：“这个不能看，一塌糊涂，两个人搞的（点校者），一个稍微好一点，另一个更差，标点都点错了，旁的不要谈了，说明你没有看懂这个东西。”
沈先生格外重视标点古书，认为这是很考验功夫的学问，但在当下则易被轻视。沈先生每谈到此，情绪即有些激动，还讲了几个例子：
我一直说搞古籍整理，特别是标点，是系统工程，包括一个人的名号等等，你不懂一样东西就出毛病。要有基础，要有兴趣，现在很多学校中文系都没有人了。现在年轻人不肯下苦功，而且弄出来一塌糊涂，没办法。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原来中华书局出的，是让冯惠民点的，错得一塌糊涂。他用的不是嘉庆原刻本，用的是光绪的活字本，结果把底下的注全部删掉了。底下的注都是版本啊，这个重要的，他不用原刻本，用活字本。标点也一塌糊涂。后来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重新搞了，所以你看看标点不容易。
柳向春点《文禄堂访书记》有些点错了，我写信给吴格讲，再版要把它改正。柳向春蛮好的，按他的水平不应该错的，他是粗心，所以还要细心一点。
解放以后两个人一统天下，一个王力，一个吕叔湘，实际他们都是外国文化。吕叔湘标点一部书，后来给一个人指出来，他马上打招呼，承认点错了。他是外国的弄法。你看陈寅恪以前写信给他妹妹（指陈寅恪《与妹书》），说我要买多少多少书。另外讲到语言学，他说我们是藏缅语系，外国的东西，不是我们语系里面的。后来《马氏文通》就是日本语法，现在引进来的都是外国文化。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种《爱日精庐藏书志》整理本
聊到复旦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一些师长，沈先生提到了陈尚君老师（上一次见面，沈先生曾讲最近在书店买了一部陈老师新著《唐诗求是》，觉得不错）：
解放以后有两个东西比较重要（指辨伪）：司空图《诗品》是假的，明代人的，这个陈尚君翻过来了。南大的程章灿讲张迁碑是假的，结果没有翻过来。实际上清代有些人已经讲是假的，但还是没翻过来。这个牌子太老了，翻不过来了，名气太大了（说完哈哈大笑）。
虽然沈先生毕生从事的版本目录工作是一门小众的学问，但其视野却远远不止于此，对传统的文史之学，都乐于了解并予以关注。沈先生这次便同我谈起了南京大学的蒙元史研究：
南大历史系老先生现在死得光光的，没什么人了。本来元史很有名的，有韩儒林。搞元史不容易，不但要懂蒙古文，还要懂外文，德文、法文。因为国际上面有好多蒙古史专家，你不懂语言不行，等于这个是世界性的。韩先生死了以后，还有最得意的一个门生陈得芝，现在在床上面了，身体不行了，不能搞什么东西了，我们都是老朋友。韩先生几个学生中间，他是最厉害的一个，出了好多书。所以接棒要接得上，接不上也没有用。
陈得芝先生赠送沈老著作
对于研究学问，沈先生讲要持之以恒，有始有终，心思不要太活，否则难以做出成绩。举例讲道：
有一个研究生，他毕业论文搞《潘祖荫年谱》，毕业以后没印出来（指出版），结果他跳了很多地方，我就跟他说，你把《潘祖荫年谱》印出来算了。后来他跟我讲又在搞园林史，我跟他说你园林史搞不起来的，就像洪业搞的《勺园图录考》，要有文史底子的。你不能看到什么红，你就跟着什么弄，这样不行。他就是心太活，跳得太多，我跟他讲你赶快弄，不弄退休了。
因之前我曾致信向沈先生请教一部过录唐文治批语的批校本的情况，这次又聊到了唐文治先生。沈先生由此谈到了近代学人的转型：
当时在无锡国专上课，唐先生那时眼睛瞎了，每星期从上海过来给我们上课，一个秘书陆景周陪他来，讲《诗经》。唐先生不讲国语，他讲太仓话不太好懂。
近代有几个人转型转得好，一个蔡元培，一个唐文治，还有一个就是张菊生（元济）。张元济是戊戌变法后被开除的，永不叙用。唐文治是农工商部侍郎，后来交通大学创始人。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这三个人转型转得好，没有像那些遗老，还用宣统十八年、宣统多少多少年。但是唐先生学问是讲理学的，就是性命之学。解放以后，我们主要讲他当交通大学校长的事情，讲他的功劳，不太讲他的学问，他这个学问距离现在太远了。近代几个理学家，像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我们现在还提他。唐先生讲这个宋明理学，距离太远了。
学问上可以讲的东西有很多，有好多东西现在不太被接受了。比如讲古文的桐城派，现在哪个讲？没什么人讲了。讲文学史、散文史的时候可以提一句，专门研究的话，没人看这个东西了。姚鼐的《经史百家杂抄》、曾国藩的《古文辞类纂》，现在标点印出来，恐怕不大有人买了（指指刚刚送给他的《沈曾植书信集》笑谓，肯定不如这个好卖），所以书也有走运不走运。
唐文治先生
当时沈先生桌上放着一册上海图书馆最新一期的《历史文献》，上面刚好有我整理的瞿宣颖《还湘日记》一篇，由此便同沈先生谈起了我近年对瞿宣颖散佚日记的关注和整理。提及瞿氏，沈先生讲道：
瞿宣颖这个人太可惜了！他在北京参加过汪伪的组织，后来到上海来。因为他学问好，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可能英文也懂。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弄了好多东西，跟朱金诚合作搞了《李白集校注》。但他老是去茶馆里面，坐在老虎凳上喝茶，传播小道消息，乱讲话。后来听人家讲，他跟朱金诚翻了脸，可能有什么利益冲突，朱金诚揭发他，把他抓进去了。最后禁不起折腾，这么大年纪了，在监牢里死掉了。否则他蛮好的，在古籍出版社，靠整理书也可以吃饭的。他的水平太高了，而且他还是世家子弟，瞿鸿禨的儿子，美国留学的瞿同祖就是他家的后人。
我还同沈先生谈起了18、19年间，在日本静嘉堂文库看书的事情，也同他说起了拜访庆应义塾大学高桥智教授的情形。高桥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来上海跟随顾廷龙先生学习，当时沈先生正在上图从事《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因此有较为密切的交往。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桥教授还将沈先生撰写的《记岛田翰所见之中国古籍》翻译成日文，在日本《汲古》杂志发表。谈及此事，沈先生说道：
之前静嘉堂文库文库长米山寅太郎出了本《中国印刷史》，叫我作篇序，傅增湘的孙子傅熹年也作了。我说我不给你作了，两个人作序，哪个放在前面，哪个放在后面，也为难啊。最后我给他写了个跋，后来高桥把它翻成日文，在汲古书院出版了。汲古书院出版的几个宋刻本，米山和高桥写过几个解题。我看静嘉堂收藏的书就是高桥介绍的，他们把书影照片寄过来。
米山寅太郎著《中国印刷史》
就这样，沈先生同我“跑野马”式的漫谈了两个多小时，记忆不衰，且思路清晰，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位已年过九十八岁的老人所有的精力状态。时间不觉已至四点，每天这个时间，沈先生儿媳的表亲会到图书馆门口接他，然后同坐公交车回家。这时天降暴雨，沈先生似乎也意识到下午谈得兴起，影响了工作，一边收拾桌面上的东西，一边有些沮丧地对我说：“收摊子了，今天搞不起来啦。”临别之时，沈先生对我讲了两句话，至今印象深刻，一句是“现在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太难了”。另一句则是后来经媒体宣传，广为人知的“长寿之道”：“过好每一天”。
相比当下诸多炙手可热的学林人物，沈先生一无助手，二无经费，更无独立研究室，就连当下居住的房子，也是江苏省文化厅最近出钱，帮他租住的电梯公寓。此番一见面，沈先生便向我说起此事，颇为得意。沈先生逝世后第二天，我赶到南京吊唁，灵堂设在沈先生此前一直居住的老南图宿舍——位于颐和路的陈群泽存书库旧址。宿舍在二楼，只有一间房间，十几个平方。一张老式单人床上靠墙一侧堆满了书籍，边上狭窄的空间，自地面到窗台也堆的全是图书，真像是卢照邻诗里讲的“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前来吊唁的人，无不感到震惊和心恸。
沈老颐和路旧居所设灵堂
今年八月，南京嘉宁拍卖公司的古籍夏拍上拍了一组沈先生藏书和书法条幅，拍行的老板也是沈先生多年的相识，图录做得颇有温情，白色封面上印着沈先生所写“读书便佳”四字。我也拍下了一副沈先生三年前写的对联作为纪念：“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内容是成句，但每当我看到此联，总觉得这像是沈先生对后学的期许，勉励我们能沿着真正的学问道路不断向前。
沈老九十七岁时所书联句
2023年10月8日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