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司机谈江青
江青中南海轶事：学开汽车撞坏“大红旗”
专车司机谈江青
李子元口述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李子元：1967年4月至1975年10月任江青专车司机
采访者：郑仲兵、李宇锋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时间：2004年10月28日，2005年11月8日、12月13日
成为江青的专车司机和最初看到的情况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今天，我们想请您谈谈江青。您在江青身边工作八九年，在工作人员中是比较久的，应该了解不少情况。李子元（以下简称元）：今天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访，第一次向外界敞开心扉。回忆起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毛主席家里工作，直接为江青服务，在外界看来是最光荣、风光、幸福的事，工作环境优越，安全有保障，住地有警卫，受人尊重。可是我自己感受这段经历，并不那么简单。先说说我个人的情况。我1937年出生在辽宁省，1956年3月参军，到空军一师，在鞍山空军司令部，也就是张积慧那个师，他是我们的师长。当时在那儿当新兵，训练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要从新兵里选一部分飞行员。我在身体检查的时候各部位都符合飞行员的标准，就是小腿部有个伤疤。据体检医生讲，如果到万里高空，压力大，毛细血管会出血，因为这个被扒拉下来了，没选上。后来又选司机，选一部分人到汽校去学习，我被选上了，到汽校学了一年半。刚开始是学理论，学完理论又实习了半年，到了空军汽车一团。野战部队的工作机动性比较大，随时都有变动，随时都有新的任务执行。1958年10月，我被调到沈阳军区，后来又被组织安排到西北参加军工建设，就是现在的甘肃省酒泉导弹基地，当时是军事机密区，上级规定不准和外界联系，也不能和家里通信。1964年2月，我被空军一师选调到中央警卫团，1965年5月调中央警卫局，1966年11月随警卫局二处被派到钓鱼台国宾馆做警卫工作。1967年4月，局党委研究决定，调我到江青处做专车司机工作。李：为什么派您到江青那儿去？元：江青原来的司机叫申志洪。为什么要把我调去呢？因为申志洪得了肝炎。江青最敏感，一听有这个病，这个人可不能留，马上要换人，就把我给物色上了，当时是警卫处的苏处长找我谈的话。我当时感觉又高兴又惊讶又害怕。高兴、惊讶可以理解，为什么还害怕呢？因为中南海工作人员对江青都有所了解——难侍候。那时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又是毛主席夫人。我表态说：我到她那儿去合适吗？这个工作我能胜任吗？苏处长说能不能胜任，这是组织决定，他没权力改变，就是委托叫他找我谈话，我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说恐怕胜任不了她的工作，据说这个首长挺难侍候。苏处长说，你尽管有这方面那方面的理由，但这是党委决定的，你慎重考虑一下。后来，我稍微停顿一下，想来想去，尽管有一些害怕，但还是决定试试看吧，实在不能胜任的话，请组织再考虑。上午谈的话，下午就报到去了。1967年4月17号下午2点多钟，我就到了江青住的钓鱼台十一号楼。十一号楼在钓鱼台国宾馆南区的西南角，它后面有个好几丈高、面积四五十平方米的石头台子，挨着玉渊潭公园。据说古代皇帝曾在这里钓鱼，“钓鱼台”的名字即由此而来。我到十一号楼报到时，在门口迎候我的是江青的警卫员孙立志同志，大个子，比我还高，是个山东人。他说：李子元同志，欢迎你到这儿来工作。他说他叫孙立志，那里工作人员不多，他是警卫员。他说：你来了主要是给江青同志开车，但是也协助搞警卫工作，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做我的工作。在大厅里说了两句话，他就领我到一进门左首的小客厅。进去以后，孙立志同志和我谈了较长时间，大体把江青的情况给我介绍了一下，说我以前虽然在警卫局工作那么长时间，但是没有到她身边来过，她生活上有些习惯，他先给我介绍一下，免得以后产生麻烦。他大体介绍了江青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上的一些基本规律。李：您还记得当时他说了哪几条吗？元：孙立志同志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人很严肃，有严肃的面孔。她和你见面，她不和你说话，你别主动说话；你要主动说话，她紧张。她一紧张就要冒汗，一冒汗就容易感冒，那时候谁也不愉快。她容易发脾气。为什么这么讲呢？她怕生人，怕见生人。机要员送文件的时候，是秘书阎长贵同志收后再送给她。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是这样。江青住在二楼，我在一楼，文件我收后再分类送给她。元：孙立志同志说，一旦见到她你也别躲，你要见到她马上一躲这可麻烦了。她就会问：这是谁？为什么见着我就躲？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这是第一个介绍的不能见生人的事。第二个他说在这楼里工作，千万注意不能发出声音，楼里同志之间说话时声音要压低些。他说江青有“四怕”：怕风、怕光、怕声，还有怕冷怕热。虽说楼道里和房间里都铺着厚厚的地毯，这楼里的所有工作人员，走路脚也要轻抬轻放，不能发出声音。走路急了，裤子摩擦发出唰唰的声音都不行，要是叫她听见，她就会说：“那怪声音，好刺耳，我受不了。”孙立志说，开关窗子和开关门，不能像咱们平时那样随手一带，咣的一声，这不行。要先把门轻轻合上，然后叫那门舌头慢慢往里合，就是说开关门窗声音不能大，甚至不能有声音。老孙说，反正她听见了什么声音，就说震得脑仁儿都疼。这是怕声。同志之间讲话啊，都得到跟前小声讲，像咱们正常的在走廊里离几步就可以讲了，那不行。门厅里有几个小战士值班，往往电话都不敢放服务台上，而放地上，接电话都蹲着接。李：您说放在什么地方？元：宾馆楼一进门不都有个服务台吗？服务台有个小桌，电话机放上面。而在江青住的十一号楼则不行，江青在楼里时，电话机放地上，这样声音就小一点。所以在那儿工作，关于声音问题每个人就得特别小心，怕发出声音来。江青住的十一号楼，后面有片茂密的树林子，声音根本传不进来，西边是八一湖公园（也叫玉渊潭公园），她住进以后，八一湖公园的东侧基本就给封了，不让行人走了。江青怕光。按照孙立志介绍，江青怕光怕得不行。他说江青在办公室办公，她那个房子很严密，都是双层窗子，三层窗户帘。他说，这个光的问题，与你关系不大，主要是服务员和护士，他们和江青接触得多一点，因为他们经常给她开窗通风、换气，拉几道窗帘，窗帘留几道缝儿，这要求都挺严格的。她大白天办公，把办公室的窗户帘儿全拉上，然后再开几个灯。对咱们正常人来讲这样太憋得慌了，为何不进点自然光呢？那多舒服啊！老孙说那可不行，说她办公要求特别严，有时候把厚窗帘拉开，留一个纱帘，薄一点，是绸布帘，这个光进来缓和一点儿，不直接刺激她。他说和我有关系的也有光的问题，汽车上必须得安窗户帘，咱正常用的车子，只有后边的挡风玻璃挂个帘子，她的车四个门都得上帘。窗帘是棕色的，外边看不见。里边通过窗子能看到外边，外边看不见里边坐的是谁。他说这窗帘不用我管了，原来老申在的时候就把窗帘整好了。这个关于光的问题大体给你介绍一下。
江青还怕冷怕热。他说，这冷热她也很敏感。她要求冬天室温为21.5℃左右，夏天室温为26℃左右。钓鱼台的房子有这样一个好处，统一供气，统一放冷，那个冷风机在地下室，有专人管理，各个房间上边吹风，风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她的办公室经常换，这边通风她就到别的办公室办公去，这边通风好了再回来。这个怕热的问题啊，在楼里头，小战士包括护士真是难上加难，就这个温度最难办！她要求恒温哪！上下不超过0.5℃。如果超过或低了，那她轻则大发雷霆，重则说我们用温度陷害她，上纲上线。有三位小战士在楼门口，除值班外，还得给她搞卫生，带通风。当时那三位小战士都挺勤恳，挺机灵的。就在这个温度上，特别是冬天，这是个大事。咱不管这个温度，但是听那几个小战士和护士经常讲，这温度确实是大事，要特别小心。高低不是，她敏感得很，鼻子一抽，哎呀我感冒啦，马上就得吃药。她就找理由啦，看看温度表温度是多少。听护士讲，咱们看温度表都是平视，才能看得准，她不是。她看温度表是蹲着往上看，那能看得准吗？给她解释一下说这样看不准确，那就不得了了。她就说：“谁准？以我身体感觉为准，这个表不准。”到夏季更麻烦，炎热的夏天，开着窗子时间长了，外边的热气进来了；可是这个开冷风呢，要掌握不好确实也伤人。孙立志就是大体介绍了一下，就是说这几项吧，让我脑子里有个印象，以便工作时注意。阎：咱们去的时候，护士和服务员就两个人，一个是许春华，一个是张素兰。周淑英是1967年国庆节后才去的。元：对。我去的时候周淑英还没去呢。郑仲兵（以下简称郑）：江青真是个怪人，怎么 “陶冶”出这么个脾气来？元：俗话说：“官升脾气长。”我看就是这样，基本上这句话给她概括了。下一步孙立志就领我去看了江青的专车。那时候江青坐的是老式红旗车，是咱们国家第一批红旗车，尾灯是立式的，是个灯笼的形状，立着的，两排座。那时候她坐那个车，我觉着已经规格够高的了。李：以前您开过那种车吗？好开吗？元：以前没开过这种车。还行。以前我开的车，正常搞警卫的车最大是苏式吉姆，车里面三排座位，中间座位是活的，可拉出来用，不用时可以放回去。还有也是苏式的伏尔加。那时候咱们搞警卫的基本都是这个车，都是苏式车。阎：江青什么时候见的你呀？元：江青没有专门见我。孙立志向她报告以后，她说：等我到下边散步的时候就顺便见见他吧。她每天下午都散步。她的生活习惯是1点起床，起床以后洗洗漱漱，护士护理她吃吃饭，顶多能办公一个小时吧，就打铃叫警卫员，要出去散步，要不怎么老孙说散步的时候见见呢。老孙提前告诉我，她马上就下楼了，让我在楼梯那儿等着她。钓鱼台的楼梯是弧形的，她下第一个平台的时候一抬眼看见我了，问孙立志那是新来的小李吧。老孙说“是”。“对不起啊，我没提前见你，现在见见你。”我说“首长好”。下楼了，她和我握握手：“叫什么名字啊？今年多大啦？”我说我叫李子元，29岁。“家在什么地方？”我说我是辽宁开原县的。“家里头有什么人呢？”我说家里头有老母亲，有妻子，还有一个小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家里人口挺好啊，挺全的。以后你就在我这儿工作啦，好好工作，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大面上说了几句。李：态度还和蔼？元：当时态度挺好。但是我挺紧张，尽管这么讲，态度挺好，但是她没什么笑容。哦，她还说，她每次外出关于安全的问题，除了孙立志就是我啦，我们俩共同保证她的安全。我说：是。首长，我一定好好工作，请您放心。那时候是规规矩矩地站着，以前见着是挺远的，这次是面对面见着，挺紧张。随后就是警卫员陪着她散步了。我这一看哪，可不得了，很惊讶！那是4月份，春暖乍寒，你说暖吧还有点寒气，戴上帽子，围上围脖，孙立志一件一件都给她弄好，最后两个胳臂往后一背，孙立志给穿大衣，她那大衣上还有一个帽子，也给戴上了。我看她这出门就特殊，第一次见到，倒着出门，脸朝里。咱们出门脸朝外开门啊，人家不，脸朝里，背朝外，走到门口了，孙立志说停一下，她停下脚步。孙立志轻轻拉门舌头，轻轻压下去，把门拉开，架着她的胳膊，慢慢退出去了。李：得架着胳膊？元：怕她摔倒了啊。出去了，还得稍停那么一会儿，这一会儿多长咱们也不好估计，稍停一会儿，然后再慢慢转过身去，这才下台阶，这才开始行动，就是孙立志开始陪着她散步了。阎：散步的时候她在前头走，孙立志提个藤椅跟在后面，她走一会儿要坐下来休息一下，就这样散步。出门离开楼往东走一段就到十五号楼，转一会儿又回十一号楼了。元：下面我再谈几件事吧，有不准确的地方请老阎、老杨指正，或是补充。
江青生活和活动的一些情况
元：按照咱们自己想啊，江青这么高级的领导人，什么世面没见过，应该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和气气。你对工作人员好了，工作人员自然会更好地为你服务，更加倍地努力工作，这是咱们自己这么想的。可是，江青在某些事情上，她的言行和咱们想的恰恰相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通过几件事情来谈谈。先谈谈我自己。我给她开车，警卫员陪她出去散步，不管远近，汽车得在后边跟着她走，不远不近，等到她不想走了，一转身，警卫员手势一打，你就得马上到她跟前。车速太快了不行，得慢慢地贴在她的身边停下，太快了车一停，会有声音，另外还带有尘土，怕呛着。慢慢到她身边，警卫员轻轻把门打开，她上车。上车以后警卫员关她那个门，那可费劲了，按正常的情况就把门吧嗒一带就行了，还保险，因为听得见门是真正关死了。她不，孙立志得轻轻地把门合上，然后两手抓着门把儿用力推，听到门舌头咔哒有一声响这才算完事，那声音很小。李：她散步的时候，您距离她多远啊？元：也就四五米远吧。李：那您这车不好开呀。元：是呀，我跟你说，她那车可真是不好开呀！我跟你说一件事你就知道了。那个车确实是难开啊！十七号楼是她经常去的，实际十一号楼和十七号楼的距离也就100多米远，恐怕连120米都不到，也就100米超出一点，就这走不了几步，得上车。到前边台阶那儿车轻轻地停下，停车的时候还不能叫她有感觉，这就得靠我刹车来掌握了。有感觉了孙立志往后一靠，这就不行。“你让我出汗，我太紧张了”，这是她常说的话。到了十七号楼，孙立志下车，把车门轻轻地合上，轻轻推进去，再开江青的车门，轻轻按一下把门打开。拉开那门也不能快，也得慢慢地，拉快了会有股风，钻进车里她也受不了。孙立志下车后，把她的车门轻轻拉开，头探进去，一只手架着她的胳膊，一只手捂着她的头顶，别把她给撞着啊。她下车以后，孙立志赶紧回身，把车门轻轻关上，再马上转身搀她上台阶。百十来米远，走两步多好，那不行，还是要上车。
十七号楼是活动中心，也在钓鱼台最中心的地点。十七号楼的南边有一个大草坪，原来都是果树，还有一圈路，中间栽着树，有松树什么的（后来草坪改种庄稼了，有时候咱们还在那儿劳动）。到十七号楼做什么活动呢？一是看电影，二是打牌。看电影都看什么呢？她那时候不看国产片子，都看进口片子。按她的说法，进口片子有艺术性，光度也好，角度也好，摄影都相当讲究，平光、逆光、侧光也很讲究。打牌，主要是打桥牌，四个人，一人抓一手牌，然后要分，你要完分以后别人还可以加分，这个打牌的故事很多。我从来不陪她打牌，但是牌的打法我知道。李：陪她打牌的都是工作人员吗？元：都是工作人员。警卫员，加上她自己，还有两个电影放映员。有时候护士陪着打一打，还有一个放映员陪着。江青要分的时候，别人不能超过她，比如她要85分，你的牌就是能行，你也不能加那5分，你要加5分她就不干了。“是你陪我打牌，还是我陪你打牌？”一切都得让着她。她要85分，她还问别人：“你们要不要？”大伙说我们不要，她就打。打的过程中这三个人还都得让着她，你不让着她那马上就翻脸，把牌往牌桌上一摔，有时候往地下猛地一摔：“你们是干什么？有意不叫我高兴！”就这样。李：她那牌摔起来也有风啊！元：这个风她从来不说。打牌就是这样，弄得大伙很不愉快，还特别紧张，所以谁也不愿意陪她打牌。后来基本就那么几个人，两个放映员，因为他们不是我们楼里的人，是钓鱼台国宾馆的人，有时候她还不能太放肆跟人家发脾气。她对身边的人发脾气说来就来，两个放映员陪她打牌，她还客气一点。打牌最长的时间有时候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她坐车回到住的楼里去。她每天的作息时间是下午1点起床，起床以后护士帮她洗漱，穿衣服、袜子，这都是护士的事。李：袜子也是护士帮她穿？元：穿袜子，护士都跪着给她穿。她脚抬不起来，那抬着腿不得劲啊，护士就跪着给她穿。穿完袜子把拖鞋穿上，有时候吃点麦片。这就准备往办公室去啦，在办公室办公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一个小时吧。然后她下午就出去散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套，车子跟在后头，警卫员陪着她。她吃中午饭一般都在下午4点钟左右，吃完午饭她得睡午觉，睡午觉一般都一个多小时，最多能睡两个小时，晚了起来。这次起来办公，可能时间长一点，一个多小时吧。这基本上就6点了，这个时间有时候散步，有时候就不散步了，继续办公。吃晚饭的时间是七八点钟。晚饭后，她还要小睡一会儿，或叫迷糊一会儿，不超过一个小时。接着就是看电影，或者打牌。这大体是她一天的生活规律。李：她看片子有什么标准吗？元：都是国外比较有名的片子，翻来倒去地看。比如说《红与黑》，还有什么《出水芙蓉》 《船》 《红菱艳》，太多了，时间这么久我也记不清了。她看电影，用她自己的话说，叫做“我研究这个”。她不是抓文艺嘛，一弄就把搞文艺的那些人，包括导演都请来，边看边议论。她不懂的问导演，有时候她说完了，还问导演她说得对不对。她一般请的都是住在钓鱼台里的那些人，“文革”初期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等，后期还有王洪文等，基本就是这些人。她到了以后，让警卫员给这些人打电话，说：江青同志已经到十七号楼啦，看什么片子，你们看不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来一块儿看看，没兴趣的话就算啦。她自己看片子的时候很少，至少也有两三个人，就这些工作人员吧。像这些片子左一遍看右一遍看，我们就谁也不愿意看了，你看你的，我们去外边休息。她看电影很专注，对文艺这方面挺有研究的，说的多是一些内行话，如口型快慢问题、演员演技问题、情绪问题等等。有时候她把一些导演请去，边看边议论，意思就是说怎么向人家学习。江青看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消磨时间、打发时间。阎：当时汪东兴主任（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跟我说过，江青看电影一个是休息，一个是工作需要，因为她是搞文艺的。戚本禹还跟我说，江青在看电影时，关于电影、关于看的片子说了什么，要我记下来，以便将来研究。这件工作我没怎么做。元：江青没当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就是在“文革”中，她的活动很多。后来当了政治局委员，由于没分管什么具体领域和部门，活动反而不是太多了，她的娱乐活动又多了起来。在十七号楼有个小花房，里面是专门给她培植的花，许多花的名字我还叫不上来，能叫得出名字的有牡丹、芍药、月季、兰花等。花房面积倒不太大，在十七号楼小礼堂的侧厅旁边，有二十来平方米吧，有百十来盆。江青喜欢花，有时候玩累了，歇一歇，到里面看一看；有时候给她准备个小喷壶，她拿着到里面浇一浇水。
另外，到十七号楼有时候还拍照。她一般不给人照相，给植物照相，就是她培植的那些花，照完了以后送到新华社冲洗，洗完了回来选她比较满意的。她有个画小样的尺子，画好了，要哪部分不要哪部分，再把这些片子退回新华社，新华社再重新给她洗，她要多大就给她放多大。江青的相机相当值钱，是法国进口的哈斯别克相机，在法国也是个名牌哪，很昂贵的。全套的，有近焦、中焦、长焦，还有比较轻便的三脚架、画小样的标尺、测光灯、测光表等，挺专业的。究竟值多少钱，咱也不清楚。有时候给她掌握掌握灯光，有时候还叫我给她射一下灯光。她高兴的时候就说：小李呀，你坐那儿我给你照一个。李：她还给您照过相？留下来了吗？元：照过。但相片不知道压到哪里去了。她有时候高兴了就给工作人员照一照，不高兴了就给植物照，大部分都是照花卉。
江青给林彪照相
元：1971年正热的时候，好像是七八月份，江青把林彪请来，她要给林彪照一次相。这张照片后来上了《解放军画报》的封面。江青那时候和林彪的来往，虽说不太密切，但也常有。有时候她到林彪毛家湾那儿去，林彪有时候也到江青住地钓鱼台十号楼（江青1969年春节从十一号楼搬至十号楼）来，次数倒不多。给林彪照相是在十七号楼的舞厅，那天可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折腾苦了。哎呀，你想，在屋里放了一圈灯，灯全打开以后，温度起码也有30℃，灯光那么热。林彪坐在那个地方，江青光调焦距就调了好长时间。李：林彪就坐那儿等着？元：对，坐那儿等着。一开始，江青说：林副主席你别紧张，随便一点，我先对镜头、对角度。对了好长时间，灯全被打开了，几个大灯，把我们都热得满头大汗，有空调也不行。哎，江青不出汗，灯光把林彪那个秃头照得溜光锃亮，像只灯泡。林彪出汗，唯独江青不吵吵热，再看看她脸上也真没有汗。江青特别高兴，给林副主席照相，她说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
林彪一进来，你看他那个架势，那也是个怕风的主儿，还怕光。那么热的天，我看他穿的好像是高腰鞋，像棉鞋似的，里头再穿双棉袜，棉袜的袜口还搞根皮带什么扎得紧紧的，咱们感觉当时林彪身体都到了这样的程度：脸上没有血色，又黄又白。你别看林彪性格那样，在江青面前挺安稳的，他也不敢随便放肆啊。虽说他是党的副主席，但在江青面前也不敢摆那个架子。叶群嘴更甜，说江青如何好，这个那个的，说个不停。林彪也就说些“谢谢江青同志给我照相”之类的话。江青说：林副主席，我能给你照相可是我的一大荣耀啊！你是党的副主席，我能把你请来就很高兴啦！叶群接过话茬就讲：哎呀，江青同志叫我们来随叫随到，我们哪敢怠慢啊！最后，江青说：希望你们以后常来。至于照完相以后，江青、林彪、叶群这三位是怎么谈的，咱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后面的工作就是给她收拾器材。江青还给政治局不少人照过，现在也记不住那些人的名字了。唯独从来没见江青给总理和汪东兴同志照过相。
江青的专车
李：上一次听您谈过江青专车的情况，您能再谈谈吗？元：好。我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我是1967年4月17日到她那儿去的，经过我手开的车一共调换过七八台，但是经常用的车就两台。她不再坐的车，由管理部门随便安排，并不是她坐过的车都给保留着。一开始坐的是老式红旗车，就是咱们国家的第一批红旗车，没有隔音玻璃，前后两排座，后尾灯是立式的；后来换成新式普通红旗，七七二型，比老式红旗要长，长度将近六米。内部装备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一切都是电动的，前后座位之间有隔音玻璃装置。江青坐在车上和人谈话，司机和警卫员是听不到的。有时候隔音玻璃可以调节温度，留一点儿缝，避免空调风直接吹她，以防伤害身体；后来加了一台吉姆车，苏式的，三排座位，做备用车，当时在咱们国家算是排在第三位的汽车了（前两位是吉斯保险和红旗）。江青大多坐红旗车，很少坐吉姆车，吉姆车当备用车。再后来，她于1969年当上政治局委员的时候，职位提升了，坐车就有点超规格了，是苏式的吉斯保险，防弹车。车窗是茶色玻璃的，坐在车里往外看，路面上的情况都看得很清楚；从外面往里面看，什么都看不见。当时这种规格的车是五位常委坐的，再就是江青了，别人没有坐的。据说这车还是斯大林在世的时候送给毛主席的，是主席的备用车。有了吉斯保险以后，吉姆车就退给车管部门了。江青坐车有一个习惯，不能倒车。她患植物神经失调，一倒车她就头晕，马上就会发脾气。所以到了窄的地方，这六米来长、将近两米宽的车子真是费劲。吉斯保险后来也不做了，因为有更先进的车了，就是红旗保险，长春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旗保险坐了一段以后又换车了。那时候咱们国家进口了六台奔驰600，全国就六台。这款车是世界一流车。李：这种车江青坐了多长时间？元：70年代换的，一直到我走了以后还有，她坐这车时间比较长。另外还有一台奔驰小600。为什么叫奔驰小600呢？它还是奔驰600，就是没有隔音玻璃，没有第三排座位。这车也很好，但坐了几天她嫌这个车短，上下车也不太方便，就把这车退回去了。后来又换了一台奔驰280。这小车是三排座位，也挺好，跑得比较稳当，车身也长，这车坐了有一段时间。经过我手，江青坐的专车我算了算有7台。李：她是自己提出来要换车还是管理局主动给她换呀？元：在专车问题上，她自己从来没提过要求。杨银禄 （以下简称杨）：老李给江青开车以后也长了很多见识，练了手艺。因为她坐车不能快了，也不能慢了，要稳，又怕转弯快，也不能倒车，车内温度还要调得合适，要求车内温度标准较高。1969年七八月份，有一天江青去怀仁堂开会，正赶上下冰雹。冰雹砸在树叶子上，掉下来后把下水道给堵住了，积水很深。老李开着吉斯车，那天警卫员不在，我在前面坐着。这车就在水里面漂着向前行驶。我问：“敢走吗？”他说：“敢走，挂着低速挡慢慢往前拱。”江青她是看不见这水呀，车里两边窗帘是拉着的，她看不见。李：大小事故没有发生过一次？元：事故没有发生过。李：有过比较险的事吗？元：有一次，就是林彪“一号令”的那一次，从钓鱼台国宾馆起程去玉泉山（凌晨1点左右），是车速最快的一次。从钓鱼台北门出去上阜成路，到玉泉山连10分钟都没用就到了，因一路上没有红绿灯（那时候车也少），既快又顺利到达目的地。李：江青那时在车上坐着吗？元：在。一上车警卫员就告诉我了，说：“今天车速和平时不一样，越快越好，越早到玉泉山越好。”那时候吉斯保险最高时速是160公里，我开到140公里左右吧。李：在路上遇到过紧急情况吗？元：在八里庄小桥西头遇到了。当时是直行，车速很快，突然从桥头左边蹿出一个骑自行车的，那可是真害怕！要刹车肯定是来不及了，好在夜里没别的车辆，我就往右一打方向就躲过去了。李：当时江青紧张吗？元：紧张，当然紧张了。她一紧张就冒汗，一个劲地让护士拿毛巾擦汗。但这次没说什么。
江青学开车
李：听杨老师讲过江青学开车的事，您是她的师傅？元：这事儿就发生在上面说的故事之后。我们在玉泉山住了一个多月，回到钓鱼台，她就心血来潮要学开车：“不但你们会开车，我也要学会开车，万一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也要能开呀。”说穿了就是为了保命。当时老杨跟我说，她要学开车，还要用自己的专车学。这下可麻烦了，专车的方向盘和刹车都在司机这边，虽然红旗有助力，但是刹车也得使劲蹬啊，她那体格行吗？我要保证她的安全啊。她在那里开，我只能坐在旁边看着，最多只能给她把着方向盘，路上遇到险情没法刹车啊！杨秘书我们两个经过商量，首先向汪主任汇报，汪主任说学开车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老杨告诉我，汪主任同意，但一定保证安全。我立即向车管科曹志秀科长汇报，科里就赶快想办法改装，连夜赶工，在副驾驶位置上安了一个制动器。江青学开车的头几天还是比较顺利的。她一上车情绪很高：“我也要学开车了！”上车后，她说：“小李，你看这怎么操作？我仪表不看，就管方向盘和制动，这离合器怎么踩？”我告诉她，这个车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换挡，是自动变速的，没离合器，你就把方向盘、制动这两项掌握好了就行。到拐弯的时候，因为咱这车身长，如果向右转，你必须先靠左边，然后再往右边拐；要是往左拐呢，先贴右边，然后再往左拐，拐急了，前边部分过去了后边就给刮了，过不去。方向盘正常的时候，你把稳了就行，不要来回晃，来回晃容易画龙，你不是爱头晕吗？这样容易头晕。如果没有紧急情况，你不要踩刹车太急了，力度要均匀，车就很平稳地停下来了。目视前方，开始要看到前方150米以外，然后用余光看着50米以内的近处，车的左右用余光来观察……这样都给她介绍了一遍。我给她介绍的时候，她始终是笑脸（我就看到那一次笑脸），那情绪相当高啊！介绍完了，她说：“起步吧。”我说：“好。起步时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教她左手怎么把握方向盘，右手打火，起动后手握变速杆挂上前进位置，右脚慢踩油门踏板慢给油，平稳起步了。她说：“你还得告诉我一遍。”我就又告诉她一遍，以后就开始起步了。出了十号楼，我说：咱们出门向右拐，奔十一号楼，顺着这个慢弯你就慢慢地走吧。我左手握着她的方向盘，她自己也握着。过了十一号楼，又转向十五号楼、十七号楼。到了路宽的地方，我说：你就贴着右边慢慢地打着方向盘咱们掉头回去，别往前走了，过了这小桥以后咱们就出大门了，刚学车咱们出大门是不安全的，到了门外马路上人、车比较多。就这样掉头回来了，掉头挺顺利，她没劲儿打不动，我还得使劲给她把着点方向盘。掉过来以后就走直线了，她自个儿把着方向盘就行了。一大早走了三个来回，她就感觉累了，说：“小李啊，我感觉有点累，有点出汗了。”那护士在车里赶紧拿出毛巾递给她擦汗，接着就回十号楼了，前后40分钟左右吧，这是第一天。到了第三天往回走的时候，出事了。回十号楼，她要自己往里拐，提前20多米的时候我就告诉她，得提前往右边贴了。那时候这条路比较窄，也就是六七米的宽度，我左手还助她了一把力呢，结果她把方向一下子给打死了，我赶紧给她回轮。带助力器的车一旦打死了方向再回轮就费劲了，我左手和右手一起上去帮她回，可是怎么也回不过去了。急刹车怕头部撞前挡风玻璃上就慢刹车，这时右边的轮胎越过马路牙子，上坡直奔迎面一棵大杨树。那棵大杨树两个人都搂不过来，右轮上坡，左轮上马路牙子，车就开始斜过来，有坡度再加上土比较松软，车一下子就给卡住了，顶上了大杨树前边的一棵小杨树，车熄火了。这可把我吓坏了，当时就出汗了。车也停住了，保险杠也顶上了。一停下来，我说：“江青同志，你感到紧张了吧？是不是害怕了？今天特别悬哪，你看这车都斜成这样了，这要是再往前这车就要翻个儿了。”那天她倒是没发火，说：“没事，我没事。”她还问车前面撞坏了没有。我下车到前面看了看，左边大灯坏了，机器盖儿也拱起来了。她说：“不碍事，这点小毛病回去修一修吧。”出了这事以后，她就再没学车。这事后来总理、汪主任都知道了，也没说什么。杨：那天回楼之后，我对她说：“江青同志，今天够悬的！”她说：“不碍事，不碍事。”我问：“以后不学了吧？”她说：“学！”说得还挺坚决，笑眯眯的，也没看出有什么紧张，但实际上以后再也没学。这次以后就不学开车了，开始骑马。
江青骑马
李：说到骑马，人们都知道江青骑马可不是外行。在延安她就喜欢骑马，总理的胳膊那次受伤就和她骑马有关。元：江青确实骑得好。她骑的马平时养在玉泉山农场，那儿有个骑兵大队。每次要骑马提前通知骑兵大队，什么时间进国宾馆西北门。由四个战士骑着四匹马送过来。她骑的是枣红马，骑的时候警卫、护士、我都得陪着她，有时候杨秘书也跟着。每次这四匹马到的时候身上都出汗，一摸湿漉漉的，肯定是从玉泉山跑过来的。马停在十七号楼南侧草坪上。那有一个大圆圈，地方宽敞，直径起码有200米，椭圆形的。她在前面，左边是骑兵干部，右边是警卫员，我跟在后边。骑马的时候可有意思了，护士、警卫员和我得全副武装。我们穿着军装，挎着子弹袋，腰上扎着武装带，一边背着水壶，一边挎着手枪。李：要是再一起喊“同志们，冲啊——”就更有意思了。元：那倒没有。
江青教我们怎么骑。她说：“今天我教你们骑马，上马之前得把马的缰绳抓到手，从马头上兜过来，左脚先蹬着马镫子，左手拿着缰绳还得按着马，这时右腿就开始往上骗。骑上马以后，右脚也要蹬上马镫子。挺起胸，目视前方。左手缰绳必须不松不紧，把马勒着，不然的话一上去之后这个马就要走了。都准备好了，两腿往马肚子上一磕，缰绳一松，马就可以走了……”她教了以后，就开始顺着那个大圈慢步走。走了一两圈以后，她开始喊：“听我口令，开始跑了啊。”就这样开始左一圈右一圈地练。
我当时心里可真紧张，暗想：她要是掉下来，我们三个人的责任就大了，你推也推不掉，确实是紧张啊。
李：她骑马出过意外吗？
元：没有。她骑马相当有经验，但每次都有个军人陪着江青那匹马，马跑那个军人也得跟着马跑，怕她掉下来。
杨：江青骑马的事给总理报告以后，邓大姐不知在哪儿翻箱倒柜找出江青在延安骑马时照的一张相片，给江青送来了。江青特别高兴：“哎呀，这张照片你们还珍藏着啊，我的早就没影了，这可是宝贝啊！”
元：骑马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一个小时，她要是觉得累了，就不骑了。草坪对着十二号楼有一条小路，到路口停下来，警卫员搀扶她下马，陪着她回十号楼，马就放回玉泉山农场了。
江青中南海轶事：
学开汽车撞坏“大红旗”
凤凰网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陈伯达、江青及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陆续搬进了钓鱼台办公和居住。陈伯达住15号楼，江青住5号楼。时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近日撰文披露了江青在钓鱼台时的种种行状……
江青患病
江青患有比较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病症，对声音特别敏感。1966年底，她觉得5号楼距离马路太近，车来人往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了一次重感冒，发高烧，体温在38℃以上，几天高烧不退。看得出她非常不舒服，整天坐卧不宁，烦躁不安，出大汗。
病中，江青想见毛主席。
有一天，她叫我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她说：让他立即报告毛主席，就说我现在的病情很严重，几日高烧不退，身体极度虚弱，请主席赶来钓鱼台看看我，否则，就可能见不到主席了。
徐业夫将江青的请求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既没有表示去钓鱼台，也没有表示不去，没有说话。
江青焦急地等待着，等了两天，实在忍不住了，叫我再次打电话，让徐业夫问问主席何时能来钓鱼台看我。徐业夫在电话里说，他不好催促主席，等一等再说吧，并答应过几天他再提醒一下主席。
大约过了两周，江青的病完全好了，吃饭、睡觉、工作都恢复正常了，毛主席才从中南海来到钓鱼台看望江青。毛主席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是江青还是很高兴，从二楼下到一楼迎接毛主席。那个时候主席的身体很好，毫不费力地从一楼上到二楼，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江青高高兴兴地把主席送到汽车上。
回到楼里以后，江青又回到二楼，把主席没有吸完的雪茄烟分给工作人员，叫我们留作纪念，并说：你们会吸烟的同志可以吸嘛！她平时最讨厌身边的工作人员吸烟，这一天她一反常态，说：你们吸吧，今天开戒啦。
年底，江青患了牙病，牙龈肿胀，发低烧，她把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叫到11号楼。保健医生与她商量服一种消炎止痛药，她同意后服下了。可能是药物过敏，两个小时以后，大腿内侧长了一些小疙瘩，觉得发痒，精神紧张得很，如坐针毡。她发怒了，在走廊里大声斥责那个保健医生：你给我服的是什么屁药！为什么长了这么多疙瘩？这样瘙痒？如果这种东西控制不住，再继续发展的话，我就有生命危险啦！一切后果由你负责！她停顿了一下，不假思索地嚷嚷：据说你过去曾经给国民党的大官看过病？我看你就是国民党的大特务，你今天是有意残害我的！你如此对待我，绝没有好下场！你滚吧！
三天以后，江青的牙龈消肿了，小疙瘩也没有了。病虽然好了，但是，江青对保健医生还是耿耿于怀，将她服药、长小疙瘩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她怀疑这个保健医生是国民党的特务，请主席警惕他的行动，建议主席把他从身边赶走。
毛主席不以为然地说，他是一个医生，给谁看病都是应该的、正常的。国民党的大官也是人嘛，有了病也得有医生。他给国民党大官看病，那是他的职业，难道给国民党的大官看过病的医生就是特务吗？就不能给共产党的大官看病吗？不要乱怀疑嘛，你不用我用嘛。
第二次调楼
1968年下半年，江青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以后，便怀疑起11号楼也被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她马上分派她信得过的人在11号楼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搜查。查了几天，自然是一无所获，但江青仍然不放心，再加上秋冬时节她又得了上面说的那场病，就开始讨厌11号楼，产生了再次搬家的念头。
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呀，我不想在这栋楼继续住下去了，我总怀疑11号楼有窃听器，觉得不安全，这算是一个原因吧。第二，这栋楼离12号楼太近，如果主席来12号楼办公或休息的话，我怕影响主席。第三，我看10号楼比11号楼大一些，房间可能多一些，到了10号楼我可住在一层，以后不再费力地爬二层了，况且10号楼离9号楼近，我和春桥、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较方便。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把我的想法跟总理说说，如果总理同意我的意见，你再给东兴同志打个电话，请他派人到10号楼仔细检查检查，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检查完了，再用紫外线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同意，并问：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总理说：请东兴同志办。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给江青，她非常高兴，提出马上到10号楼去看看。我说：那栋楼好几年没有住人了，可能很脏了，等打扫好了你再去看好吗？她说：不碍事，我现在就去。我忙说：请江青同志等一等，我请钓鱼台的领导把10号楼的钥匙送来，叫他们在那里等，不然咱们进不去呀。江青说：那好，还是你想得周到。这是江青第一次表扬我。
等钓鱼台管理处的处长张振良和一位对10号楼熟悉的服务员到了那里，我和警卫员就陪同江青到了10号楼。那位服务员把所有的套间打开，请江青看。江青看后非常满意。
根据江青的要求，对10号楼全部整理完后，她于1969年春节前就从11号楼搬到了10号楼。
林彪贺新居
江青搬到10号楼的第二天，林彪和叶群来看望江青。他们来到10号楼以后，没有进会客厅，也没有进江青的办公室。林彪可能是累了，一屁股坐在楼厅的沙发上不动了。江青和叶群见状就坐在林彪的左右。江青首先开口说：欢迎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来看我。林彪坐在那里只是微笑，默不作声，叶群却很活跃，她探过身子，笑着对江青说：今天林彪同志和我是来祝贺江青同志乔迁新居的。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搬到新住处非常高兴，他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说江青同志身体健康可以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也是党和人民的福气。林彪还是不说话，只是点点头。叶群继续说：我看这栋楼房很不错，面积比较大，活动方便，空气比较好。如果天气不好，外边散步不方便，江青同志可以在楼里散步。江青同志刚搬到这里来，可能还不太适应，住久了就习惯了。江青同志如果觉得楼房内外有什么地方需要改造的，我叫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给你办。江青说：谢谢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的关心，林副主席身体也不太好，天气这样寒冷，还来看我。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现在楼房不需要修理，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再麻烦你们。叶群说：请江青同志千万不要客气！
林彪和叶群专程来10号楼向江青贺新居，江青表现得还是蛮高兴的。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刚刚离开10号楼，江青就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杨，你记住，从今天起，我和毛家湾（林彪住地）的来去电话都要写出详细的电话记录，电话记录都必须经过我过目，并妥善地保存好，留作证据，否则将来我说不清楚，你也说不清楚。
那个时候，党的九大还没有召开，他们之间正是互相保护、互相吹捧、互相抬举、互相利用的时候，江青为什么对毛家湾产生了戒心，直到今日我也没有搞清楚。
修工事、防地震、学开车
1969年10月中旬，中央发出通知，为了防范苏联利用中苏边境谈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进攻，立即加强战备，于l0月20日之前把在北京的老同志全部疏散到外地。留在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只有周恩来总理。为安全考虑，周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住进了北京西山，江青也一同住进了西山。为了体验在防空设施里的感受，江青钻进防空洞呆了十几分钟，就感觉缺氧不舒服。她在西山住烦了，11月7日下午回到钓鱼台，专门看了17号楼的地下室。江青在钓鱼台住了一个晚上，又匆匆回到西山，并叫我打电话让中办警卫局二处把17号楼的地下室改建成永久性的坚固的防空设施。中央办公厅为此写了专题报告，并做出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后，修建工程随即开工。工程竣工后，江青亲往检查，表示很满意，还陆续就防空设施提了一些要求，例如在防空工事里存放一些压缩饼干、腊肉、腊鱼片，急救药棉、棉签、纱布、酒精、碘酒、小手术器具和缝补衣服的针线等。
1970年2月初，江青又提出，在10号楼建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经请示周总理批准，很快建成了，还在里面安了床铺，备了和17号楼地下室一样的食品、药品等。江青还钻下去检查，凡她不满意的地方，都进行改动，直到她满意为止。1970年一二月间，传来北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情报，江青敏感的神经又紧张起来。有一天，江青严肃地对我们说：保证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对我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任何闪失，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我的身体、生命受到损害，党和人民就受到损失。为了防震，保证我的安全，你们要想想办法，不用我替你们操心吧？我建议，在我的卧室、办公室、客厅等经常办公、休息和活动的地方，搭建牢固的防震架，摆上救命的物品。我限你们在三天之内搞好，还不能干扰我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我们首先把她的意见报告了汪东兴，然后再找人进行研究，准备好材料、车辆和人员，等着她出去开会的时候立即动手。一天晚上，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用两三个小时就把活干完了。在她的卧室用粗大坚硬的方木搭了大架子，还把四根柱子牢牢固定在地板上；在她的办公室和大客厅摆放了坚固的桌子和红木的条案，如果发生地震，她可以立即钻进去暂避一时。
江青开完会，看了电影回到10号楼，对我们采取的防震措施表示满意。第二天她起床后又把我叫去，说：光采取防震措施还不行，如果地震发生了，你们还得把我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你们要练习如何背我、抬我。你把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我现在就看你们练习。
我把工作人员叫到楼厅，江青坐在沙发上看我们男背女、女背女的练习，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江青满意为止，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西山躲避战争的一天，江青正在看文件，打铃叫我。她对我说：小杨，现在的国际形势很紧张，苏联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他们的战术很可能是首先对我们的首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然后是装甲部队的大举进攻。我们的军队虽然在‘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是，现在的战争是残酷的。咱们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例如学会急救，包括包扎、涂药、人工呼吸，对伤者进行转移等。更重要的是学会开汽车，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我自己也要学开车。你今天就召集大家开个会，进行动员。都要行动起来，你首先带个头。学开车不能影响工作，你们要在我休息的时候学。咱们都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被打死了，警卫员开起来就跑了；如果警卫员又被打死了，秘书开起来就跑了；如果秘书又被打死了，护士开起来就跑了；如果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起来就跑了。这样，我们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你们要把学开车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我把江青的意见报告汪东兴，他也很支持，并告诉警卫局交通科科长曹志秀给我们准备一辆教练车。曹科长很快给了我们一辆苏制的旧嘎斯六九。两个月以后，我就拿到了正式的驾驶执照。以后，其他工作人员都相继学会开车了。
江青正式从西山回到钓鱼台以后，马上提出也要学开车。这件事，可叫我们犯愁了，怎样才能保证她的安全呢？我们知道，她想干的事，非干不可，任何人也拦不住———这就是江青的性格。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汪东兴，他更了解江青的性格，答复：那就叫她学吧，你们要想办法保证她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
江青要求学开车，组织上又同意了，具体工作还是由我们来办。用嘎斯六九当她的教练车肯定不行，挂挡、起步、换挡这些活儿她干不了。只能用自动换挡的红旗轿车。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和警卫局汽车修理厂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安装一个辅助制动器，在紧急情况下教练员也可以采取刹车措施，以防止碰撞。经过试验，效果不错。训练场地定在钓鱼台院内，因为那里院子大，车辆少，人员少，道路平坦。
江青学车的教练员是她的司机李子元。江青第一、二次学开车，比较小心谨慎，也能够听从教练员的指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第三次开车，她的胆子比第一次大多了，油门也加大了，车速快了。教练员几次提醒她开慢点，她可就不怎么听了。在17号楼西侧由北向南行驶到10号楼路口时，向右打轮往西拐弯，她既没有减速，也没有收油门，拐过去后来不及回轮。这时，她慌了神，手忙脚乱地加大了油门。教练员一边踩辅助制动器，一边帮她回轮。一个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柔弱女人，不知道那时从哪儿来了那么大的劲儿，李子元硬是没有把方向盘转过来。汽车一下子就上了30度的土坡，撞到一棵杨树上才停下来。车前的大灯、小灯全撞坏了，机器盖也鼓起来了。一辆很好的大红旗轿车撞成那个样子，她毫不心疼，从车上下来，看了一眼说：不碍事，没有关系，我还学。嘴上虽然说得轻松，但事实上她害怕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提学开车的事了。
（思维知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