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财经观察者，平时被问最多的问题就是：你觉得现在的经济怎么样？接下来会怎么样？
有时觉得我们的职业真辛苦，不像学校里的老师，虽然也要更新知识，但大部分授课内容是相同的。而在财经、商业领域，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既要感知变化，又要在变化背后发现巴菲特所说的大局（thebigpicture），永远充满挑战。
但就像一支长途跋涉、又苦又累的军队，如果所有将士都清晰地知道未来在哪里，哪怕道路再曲折，走起来心里也踏实。这就是大局观的意义。
少一点焦虑
大有大的好处，也有大的难处。越大越难。企业如此，国家如此，民众感受也如此。
从2012年起，联合国把每年3月20日设为国际幸福日，旨在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幸福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今年3月20日发布的《2024年度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呈现出一个结论：排名前列的国家中不再有人口大国。
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只有荷兰和澳大利亚的人口超过1500万。排名前二十的国家中，只有加拿大和英国人口超过3000万。
芬兰人口为550万，连续第7年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丹麦、冰岛、瑞典、以色列、荷兰、挪威、卢森堡、瑞士，排第2到第9，人口都很少。澳大利亚排第10，其面积为世界第6，但人口只比上海多不到200万人。显然，“小”是幸福的。
我们常说“人多好办事”，事实是，人少，更容易把事办好。因为更容易沟通和形成共识。而大国，各个阶层、群体、种族、身份之间的矛盾、冲突总是很难化解。小国之间，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大国之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从来都无法避免。
如果理解了“大=难”的逻辑与命运，我们或许能让自己放松一点，减少那种不必要的焦虑感。
5月6日，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美国患上了“中国焦虑症”，“令人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认为有危险，总是在想着最坏的情况”。他举例，今年1月，佛罗里达州参议院里克·斯科特提出禁止进口中国大蒜，因为大蒜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理由是有报道称中国大蒜使用人的排泄物作为肥料。他评论说，这个例子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当你焦虑不安的时候，一切都是威胁”。
我还看了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的反思，他说“我们社会中的所有人集体强化了一种让我们的境况变得更糟的忧郁情绪”，“大学校园里的骚乱凸显了这种气氛。我们的国家四分五裂，动不动就互相谴责、互相斥责，这种做法加剧了人们的失落感”。
这位作家如何“追寻希望”呢？他用了比较法——“如果你必须在过去几十万年的人类历史中选一个时间生活，大概就会选现在。”
他举了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过是100年前，卡尔文·柯立芝总统16岁的儿子在白宫网球场上打网球时，脚趾上出了个水疱，医生无能为力。后来出现了感染，因为没有抗生素，男孩没过一周就死了。今年，得到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的美国最贫困的儿童也比一个世纪前总统的儿子拥有更好的医疗服务。”
今天谈中国经济，谈中美关系，不少人也有焦虑感，我也不例外。用那位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下深呼吸”。缓解焦虑。
如果说美国专栏作者是从柯立芝总统的儿子死于水疱感染的角度，觉得今夕远胜昨日，我则是平时沿着张家浜、洋泾港河道岸线跑步时，经常真切地感到，生活很简单，也很美好。
去年浦东的人均GDP达到28.9万元，差不多是4万美元的水平，这和很多高收入经济体已没有多少差别。而就在30多年前，浦东还是一片片的农田和荒地。
多一点方向感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帮大家做深呼吸，而是想传递我所看到的、希望发生的方向感。
不久前一个清晨，我醒来很早，外面不时传来清脆的鸟叫声。我想到麦肯锡专家提出的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观点，“下一个‘中国’，还在中国”。他们2022年提出这个观点的背景是，全球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在寻求增长时，都会好奇地问：下一个“中国”在哪里？印度、越南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
麦肯锡最保守的预测是，如果未来10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保持在2%，那么累计增长总量将与今天印度的GDP持平。如果中国的GDP年增长率能达到5%，那么累计增长总量将约等于目前印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GDP总和。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则估算说，2020年中国有55座城市属于高收入城市之列（按照世界银行人均GDP超过12695美元的标准），覆盖中国27%的人口。到2030年，中国高收入城市的数量将增至93座，覆盖44%的人口。
麦肯锡的结论是，尽管中国存在诸多挑战，但展望未来10年，如果一位全球CEO放眼全球，寻求增长点，不能忽视中国。这就是“下一个‘中国’，还在中国”的含义。
这个早上我想的是，下一个“中国”，怎样才能还在中国？
这几年无数调研过的场景奔涌起来，两个大的脉络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起身在电脑上敲出这样几段话——
改革开放46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未来中国经济有两大战略机遇：
1、在中国之内，让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的市场和创新场。
2、在中国之外，到全世界建工厂、建市场、建设施、建服务，在中国之外再造一个“中国”。
1和2可以循环起来。这种以中国能力为支点、以全世界为舞台的大循环，就是让未来充满希望的经济地图。
写完这几段话，突然有一种轻松感。有了希望的地图，跟着走就是了。
战略机遇1：成为世界的市场和创新场
4月28日下午，特斯拉CEO马斯克访华。自10年前进入中国市场，特斯拉在中国已销售了超过170万辆汽车。当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发布《关于汽车数据处理4项安全要求检测情况的通报（第一批）》，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全部车型符合合规要求。由于通过了国家权威数据安全监测，符合中国对汽车数据处理安全性、隐私保护的规定，特斯拉在中国推进全自动驾驶（FSD）现出曙光。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就是让那些在全球价值链中领航的企业，和中国继续密切连接、融合在一起。
过去，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加工制造能力是与世界连接的手段，现在，我们正用中国市场以及创新人才作为新的连接手段。
为什么一定要对外开放，和世界级企业在一起？看看历史就知道了。1980年，中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不到1%（0.9%），目前占14%以上。这个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国企业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享受了跨国公司的品牌、技术和营销网络的三大溢出效应。这是中国企业逐渐建构起自身的创新能力的基础。
换句话，中国能力不是从天而降的，是在全球价值链和市场竞争中长出来的。
中国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的人才红利，对于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企业来说，可谓必争之地。当然地缘政治冲突对此会构成干扰，但越是如此，我们的开放态度越要坚决。从长期看，在一个开放环境中，通过融合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才是硬道理。
战略机遇2：中企出海新姿态
上周参加阿里云主办的“思享汇”，我将近年来对于中企出海的观察总结为10个方面的趋势——
1、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品牌出海；
2、从组装加工型的供应链出海，到研产销服一体化的创新链出海；
3、从产品型公司出海，到链主型、平台型公司出海；
4、从传统的大中型企业出海，到微型跨国企业、新型跨国企业出海；
5、越来越多龙头企业把出海作为重要战略；
6、越来越多龙头企业把优秀人才派到海外；
7、越来越多优秀人才直接在海外创业；
8、中企的能力可以全方位地在海外复用、调用；
9、中企出海正在深度本地化；
10、数字化应用和科技新基建正在加速出海。
中企出海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挑战，如“小院高墙”“脱钩断链”“供应链安全高于供应链效率”等等。几乎在每一次和出海相关的论坛、研讨会上，我都会听到有企业说起在海外遭遇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也接触过多家被制裁和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但东边不亮西边亮，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还是在全球舞台上跳舞。他们已经练就了各种跳跃的本领。
中国本领的练就，是因为过去40多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高度浓缩、持续向前的经济大演进。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信息化、数字化，从工业化1.0到4.0和AI驱动的5.0，在中国都打了样，形成无比丰富的“武器库”。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替全世界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国家，提前练了兵。现在，哪里需要什么能力，中国基本上都拿得出。像印尼，无论需要生产资料，还是3C产品，高铁大桥，数字基建，新茶饮，现金贷，物流快递，无论你要什么，中企都可以帮你提供。
美国依然站在高科技的世界之巅，但在制造业、基础建设等很多方面，中国是新兴经济体更好的、更直接的榜样和帮手。而美国太贵了，有很多产业美国早已不做了。
特别要指出的是，战略机遇1和2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循环带动的。我在多家出海制造业企业那里都发现，在海外投资建设的工厂，每实现1美元的销售，有0.5、0.6美元左右，源自从中国采购的中间产品的价值。就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服务来说，在海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研发，大部分是在中国完成的，研发就业岗位和相应的个税缴纳都在中国。如果不出海，不依靠一个更大的世界市场来驱动，我们的就业压力会更大。
中国市场很大，世界市场更大，比中国大得多。世界这么大，当然要去耕耘和收获。
结语：希望的实现，并不容易
在国内，要更加注重消费驱动而不是投资驱动；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得到很大提升；微观主体的内心安定和对未来预期的信心也亟待加强。如亚马逊全球开店高管所言，GlobalSourcing（全球外包）解放的是亚洲的劳动力，GlobalSelling（跨境电商）解放的是创造力。要释放创造力，就要更加包容、开放、容错。我们都知道，经济要有活力，对企业的激发和尊重，比单纯的管制重要太多。而在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很多人，对管制的兴趣依然非常浓厚。
在国外，如何让中国能力真正落地全球？中企必须从竞赢思维走向共赢思维，从机会主义走向长期主义。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要真心实意为所到地创造价值，赢得信任，而不是一阵风卷过去，卷剩下一地鸡毛。
世界经济的牌桌在不断变化。今天的中国经济还是不是一手好牌？抑或好牌打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越来越难打？我的结论是，容易打的牌确实打得差不多了，但我们依然有好牌。最大的牌，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所建立起来的中国能力。
我们的前方，依然有一幅希望地图。但愿中国的经济叙事能按照希望的脉络演绎下去。
问题在于，当我们看到时代的大趋势后，能不能真的把握住，并按照趋势和规律，变革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