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德钧
一九四四年十月，保定日本宪兵队从徐水县抽调了一个日本宪兵中士平岩，到定兴县建立宪兵队。平岩来时，从徐水带了几个宪兵和十几名特务。这些特务有几个是徐水人，有几个是高阳人，到定兴之后，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徐水班，一个高阳班。平岩就任定兴县日本宪兵队队长之后，又开始在县城内搜罗特务，充实他的宪兵队。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受党派遣打入敌营的。
我是定兴县彭各庄人。由于家里穷，很小就被父亲送到县城内同顺兴杂货铺学徒。一九四四年年初，我认识了中共定兴县委敌工部副部长李一，打那以后就一直在他的领导下，以行商身份在徐水、保定等地做地下交通工作，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好。
县委敌工部得知敌人组建宪兵队的消息后，决定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以便随时掌握敌情动态。由于我年纪小（当时我才十八岁），不易引起敌人怀疑，加上我对定兴城内情况较熟，所以，我就成了派遣对象。
在打人敌营之前，李一同志带着我在拒马河边的南蔡村找到了县委机关，张英部长亲自和我谈话，反复地对我进行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秘密工作纪律教育，还具体讲了敌军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对怎样利用合法身分开展工作，怎样注意掩护，怎样与组织保持联系等项事情，一一做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最后确定由李一同志直接领导我，由我父亲王凤惠担任秘密交通，与我联系。
我们的计划确定后，李一通过我方秘密工作"关系"王嘉顺找当时在定兴居住的知名人士王江，商量安排我进宪兵队的事。王江在县城内很有势力，街面上称其为"一爷"，一九四三年以前在新城县当特务队长时，曾与李一回志有过来往，交情也不错。经过王江多方活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下旬，我进了平岩宪兵队。从此，我在定兴人们的眼目中，就从一个小商贩变成了一个"日本特务"。
定兴城内人人都知道我是个买卖人，而且又有商界的"良民证"，所以取得敌人的信任并不难。可是我毕竟是个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年轻人，成天跟日本人、汉奸特务混在一起，实在是有点提心吊胆。干什么？怎样干？如何应付敌人？起初，我依靠宪兵队的同伴、王嘉顺的连襟张绍卿帮助，混过了一个个难关。但长此下去，在日本人面前不干出点"成绩"，不给他情报，不仅得不到敌人的"信任"，而且也混不下去。正在我为难的时候，我父亲进城通知我："李一同志指示，把叛逃的焦立振交给日本人收拾掉。焦立振是定兴二区财政助理员，这小子利用工作上的方便条件，贪污公款，并携带一批款子逃往北平。因此，县委敌工部决定除掉他。宪兵队长平岩对我提供的"情报"很感兴趣，把我好一顿夸奖，还发给了我一支手枪。从此，我获得平岩的信任，在虎穴中站住了脚。
我进入宪兵队之后，只不过是个不起眼儿的"小特务"，要在敌人内部有力地开展工作，客观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此，李一同志指示我要尽一切可能同王江接近，努力争取他为我们多做些工作。
我根据上级的指示，积极主动地去接近王江，代表李一向他表示谢意，称赞他几年来为抗日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一如既往，为抗日出力。王江见我们这么看得起他，感慨地说："日本人来了之后，为了抗日，我参加了国民党五十三军。这支队伍被日本人打垮之后，出于无奈，我才在日本人手下混碗饭吃。不过，八路军过来以后，我就和李一有了交往，也算给抗日出了点力。今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我一定效劳。"
我连忙说："您还甭说，我就是有事要求您。我新来乍到，社会经验不足，为人处事更不行，以后还望您多多指教，尤其是在我的工作上请您大力关照和支持。"
从这以后，我几乎天天到王江家里去串门，没有旁人在场时，我们就谈谈抗战方面的事。如果有其他人，我们就扯一些闲淡话。在别人看来，我们就象一对亲密的朋友。王江这个人说话算数，他结交的那些伪军、警、政界的头面人物，只要到他家去，他都给我介绍。这些人在谈到一些内部机密和相互间的矛盾时，王江总是有意识地引导发言者无意中说得更详细些，以便让我了解更多的情况。凡是到王江这来的人，没有一个"哑巴"，从他们的谈话中，经常可以听到诸如各据点伪军兵力部署等方面的情况，特别当谈到某些人私生活方面的事，简直没完没了。这倒也好，无形中为我提供了不少情报。
除了紧紧地抓住王江，我还注意了观察和搜集敌情动态，把触角伸到日伪的各个方面，随时把听到、看到和利用其他手段搜集来的情报，特别是有关军事方面的情报，及时地转送到上级手里，供领导参考。上级交给我的一些具体任务，我总是努力地去调查了解，认真完成。
一九四五年二月，李一通知我在三天之内把驻车站伪警察所的人员、武器、兵力等情况弄清，并绘图说明。这些情况，平时在我心里大致有个数，但我考虑领导上既然让我了解，肯定要有行动，所以，我还是利用夜间接车借宿车站警察所的机会，又详细地察看了一番。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李一同志带着几名战士，混在下车的旅客中，顺利地端掉了车站伪警察所。
除了我自己多方搜集情报外，我还谨慎地在敌人内部发展了几个可靠的关系。
伪保安二大队大队部的卫士班长谢敏是易县大巨村人，出身贫寒。因他在我村有亲戚，所以，我俩早就结成了朋友，关系一直很好。我到宪兵队之后，我俩来往更加密切，他在我的启发下对抗日有了认识，很快成了我的一个助手。凡是他听到看到的，都一一向我汇报。从他那里，我了解了不少情况。有一次我出城办事，刚到车站，谢敏急匆匆追上我，低低地说："大队长到澡堂子洗澡去了，他的办公桌没有锁，我看在一个卷宗里夹着一份天官寺炮楼图，你去看看有用没用。"
我当即随他来到伪大队长的办公室。谢敏靠在窗前为我放哨，我拉开抽屉打开卷宗一看，果然是伪军二大队五中队《天官寺防御布置图》，便立即将图草草地复制下来。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到谢敏家去，他对我说："我有个好朋友叫任振忠，是天官寺据点的一个班长，今天来了。这个人很可靠，用得着他吗？"我一想，已经掌握天官寺据点的兵力布置，如能再发展个内线关系，将来我军端据点会方便得多。于是，便决定第二天中午在我方的联络点王仲田饭馆请任振忠吃顿饭。
第二天中午，我在去饭馆途中碰到了定兴三区敌工干事田生同志。我们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将任振忠介绍给他，由他直接领导。这样，我们在吃饭时就把这个"关系"交给了田生。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即农历腊月三十这天晚上，定兴县大队攻打天官寺据点时，任振忠按照事先规定的暗号，放下吊桥，然后带着我军战士冲进伪中队部，打死了伪中队长谭宝森，很顺利地拿下了这个据点。
我虽然孤身战斗在敌营里，但却能够经常得到上级的指示和帮助。送出去的情报，都能及时地转到李一同志手里；上级给我的指示和要求，也能迅速地传给我。这条联系渠道，李一同志安排得非常周密。起初，我父亲进城来，总是到我原来学买卖的同顺兴杂货铺同我接头。后来，李一考虑长此下去恐怕要引起敌人注意，于是选择了两处饭馆，一个是城内东街王仲田饭馆，一个是车站下德祿饭馆。这样的地方，来往的人比较多，不易引起注意。
我同父亲接头的时间，一般都在集日。定兴城里十天四个集，没有紧急情报，我们就在集日接头。说是接头，也不一定每次都见面，如果没有什么向上级请示的问题或上级给我的指示，我们爷俩就不见面，我把情报交给王仲田或卞德祿就行了。倘若遇有紧急情况，我就动用我的"义务交通员"。他叫王克新，是行商做生意的，来往城乡很方便，特别是他对抗日极为热心，所以，我一有紧急情报，就让王克新直接送到我家。我家在距县城十八里路的彭各庄村，李一每两天派通信员到我家去一次。
我在定兴日本宪兵队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是这样与上级保持联系的。
一九四五年三月，日军在定兴集结了一个大队的兵力，准备到固安、霸县一带"讨伐"。县委敌工部为了扰乱敌人的军心，赶印了一批日语宣传品，打算散发到日军驻地。领导上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最后把任务交给了我。以我的条件，完成这样的任务并不难，但事后敌人肯定要追查，所以暴露的危险性也很大，弄不好，将不能再继续工作。
一天下午，我父亲把这批宣传品存在距车站三里远的塔头村的一个亲戚家里后，就进城来找我。父亲给我交代了李一的指示，并说明了情况。傍晚，我到塔头村取出宣传材料带进城里。夜间，我按照上级要求，将材料分成几卷，避开岗哨，隔墙投进日军的几个驻地。最不该的是我留下了两张，并在次日早晨以在街上捡到的名义，拿给宪兵队卫兵班的几个日本兵看了。
隔了一天的下午，宪兵队的邱翻译在大门外悄悄地对我说："平岩队长怀疑你散发传单，今天夜里要抓人。你赶快开路吧！"邱翻译是朝鲜人，娶了个徐水县的女人做老婆。他一家子人，生活上不富裕，我常常接济他一些钱用，所以跟我不错。我听了他说的话，心里一惊，嘴上却说："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邱翻译急忙说："是真的，我不骗你！"
我吟了一下，便告别邱翻译，急匆匆来到后学街敌工部地下关系张宝信家里。我俩将情况分析了一下，认为我与邱翻译关系不错，递话儿让我走，可能是为了表达一下心意，但也不排除他受平岩指使对我进行考验。因此，还不能轻率行动，需慎重观察一下动静再做决定。
次日清晨，张宝信到街上去闻风，果然听到宪兵队夜里抓了几个人，并从早晨开城门起，在四门都加派了宪兵队的人。看来，敌人是真的盯上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设法尽快离开县城，否则，敌人来个挨家挨户搜捕就不好办了。我和张宝信商定，由他去找把守城南门的伪军小队长，这个人跟我们的关系还不错，让他晚上关城门时把锁挂上，不要锁死，先把钥匙送走，待宪兵队的人走后，再放我出城。还不错，我顺利地出了城，当夜住在小店村乔景奎家，第二天返回了家乡。
见到李一同志后，我向他详细汇报了执行任务的全过程，并做了检讨。敌工部领导认为我这次暴露后能够顺利撤出，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过一段还可以重露面。于是，又派我执行新的任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