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在返回北京的途中，要汪东兴同志通知我（李德生）和纪登奎、吴德、吴忠同志到丰台车站，找我们谈话。这天中午，我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丰台，下午1点多钟，我们四人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见到毛主席，当时汪东兴也在场。据说，毛主席出巡，白天返京，在丰台站停车，是极少的。
毛主席谈话后，单独向我交待了一项任务，从38军调一个师到南口，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毛主席对林彪一伙可能要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下午3时多钟谈话结束，我们离开毛主席的专列，我与纪登奎同志立即赶到北京军区同陈先瑞政委等领导同志研究部署了38军一个师的调动。
毛主席料事如神，似乎什么事情都跑不了他的预料，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大事。
9月12日晚，我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会上，我的紧张和忧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脑子里一直在转着毛主席下午接见时的谈话。
我想，同林彪的斗争还没有完，而林彪现在并没有认错的迹象，这场斗争的前景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向好的方面转化，还是继续向坏的方面转化？
会议进行到晚上10点多钟，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总理请出去了。周总理一直在电话间没有回来，讨论停了下来，直到午夜12点过后，周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我听到这一消息，深为震惊，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
这时，发生了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惊心动魄，震惊中外的一幕——九一三事件。
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再次打乱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部署，搞得他们措手不及，乱了阵脚。
后来我们在审理林彪叛逃的经过时，查清的事实是这样的：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对着他们的同伙连声叫喊：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惊呼沿京沪线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他当即打电话告诉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说情况变了，要改变计划了；同时要求周宇驰他们实施《57工程纪要》的第二套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经过紧张密商之后，林立果乘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
当晚，在北戴河，林彪、叶群、林 立果以给林立衡与未婚夫举行订婚仪式作掩护，紧张地进行南逃的准备活动。在北京，先是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人，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制定南逃广州的方案。
在这之后，由王飞和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空军司令部大楼开会，具体策划南逃乘坐的飞机、人员编组，携带武器装备。
他们南逃准备了五架飞机，计划在9月13日早晨8时，林彪、叶群从山海关机场坐256三叉戟飞机，直飞广州，113日7时由另一架三叉戟飞机拉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机关的人员，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广州。另外，还准备了一架伊尔18、一架安24、一架安12飞机，同时飞往广州。
晚上11时，叶群还打电话给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兼空34师党委书记胡萍，检查飞机准备的情况。在这之前，吴法宪对胡萍交代，要把大飞机都准备好，随时调去广州。
在这危急时刻，平时与叶群不和的林立衡，向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报告揭发了林彪、叶群准备逃跑的阴谋。
这时，就出现了我前面提到的情形。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会议的周总理，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电话间接电话，接到北戴河传来林彪准备南逃的报告。
周总理沉着冷静地处理这件大事，他要求张宏进一步核准情况，同时找吴法宪追查256号三叉戟的情况，问吴法宪知不知道有一架飞机去山海关机场了。
吴法宪当时没有正面回答，说要查一查空军调度室。后来周总理通过北戴河的张宏，查实了下午确有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来山海关机场。
周总理立即想到山海关机场属海军管。他马上又找李作鹏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专机的情况，李作鹏同样回答说，要查一查。
这时，周总理下达了“必须由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的指示。
晚上11时半左右，周总理直接打电话给叶群，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专机的事。
周总理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一架专机。
一开始叶群撒谎，说她不知道。后来叶群又说：有，是我儿子坐过来的，林副主席说，如果明天天气好，想到天上转一下。
叶群的答话，更加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
周恩来又问叶群：是不是还准备到别的地方去？
叶群说：原来想到大连去。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说：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如果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一听周总理要去北戴河，更慌了。她怕周总理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破产。叶群再三劝周总理不要去北戴河。
周总理与叶群通完电话之后，立即派我到空军作战室，派杨德中同志陪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同时，要求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戟，连夜返回北京。
这时，在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得知周总理追查256号三叉戟的事，一边打电话给在山海关机场的空军34师副政委潘景寅（专机驾驶员），让他借口飞机有故障，不能飞回北京，一边要周宇驰打电话告诉林立果，要他早打主意。
林彪得知这些情况后说：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赶快准备东西，马上就走。叶群更加惊惶失措地叫喊：快！越快越好！
林彪、叶群、林立果立即坐上防弹红旗车，以每小时100公里以上的速度，到了山海关机场。
根据当时山海关机场工作人员赵雅辉、佟玉春、王学高、周振山、刘三儿目击林彪、叶群等仓皇逃命的狼狈情形：1971年9月13日零时22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
车子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
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舷梯的情况下，这伙叛徒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
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叶群的脚。他们没有等机务人员上齐，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信报务员都没有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有打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仓促启动，强行滑出。
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破了机翼上的玻璃灯罩。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于零时32分，强行起飞，仓皇逃命。
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
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256号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经过了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周总理要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掉头转方向往北飞。
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
梁璞说：“这回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我问他：“有什么特点？”
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向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我坐在标图板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
因为梁璞他们并不知道飞机上坐的什么人，所以他们又一次焦急地问我怎么办？我只能告诉他们：“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让它飞！这是总理的指示。”
就这样，我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线。
从这以后，总理反复让我们查清256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根据飞机所携带的油量，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我们根据查实的数据计算后，断定这架飞机肯定飞不到乌兰巴托，并将情况和看法，一一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空军作战部和司令部办公室，是林立果小舰队控制的地方。就在这个楼上，还刚刚开过部署南逃广州的会议，当时我只带了一个警卫参谋坐镇空军作战值班室。小舰队的成员，一听说我到了那里，立即四处溜散，开始王飞还露过一次面，后来也走了，可见他们的阴谋活动是见不得太阳的。
这回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么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都十分担心。
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当即，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命令，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实行全国禁空。同时，通知政治局成员都到人民大会堂，以便有重要情况及时讨论。
南京军区接到命令作了部署后，许世友同志立即把电话打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对我说：“李德生同志，你一定要好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周总理指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绝不能让它飞走！”
我叫梁璞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机起飞了。”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曹里怀等领导人，他们既不知所以，也不知所措，一个个神色紧张地站在那里。我也不便于向他们解释。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机呼叫返航，直升机不听不理。
我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起飞8架歼6战斗机拦截直升机（舒云按：实际上空军并没有起飞8架，不要说夜间，就是白天，也不可能同时起飞8架飞机）。
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6飞机和直升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8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后来只好采取地面向歼6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
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事后得知，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要叛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他继续北飞。
正在这时，歼6飞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北京郊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迫降。
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修文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活捉。他后来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
林彪的飞机到底飞到哪里去了？我们仍然在焦急地等待结果。
周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林彪出了事，必须以最快速度通报各地党政军领导，方能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变。周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他说：“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经常生病的那个人，出问题了，听懂了没有？”直到对方答“懂了，他才放了心。
他还要随时将各方面情况报告毛主席。
待一切安排妥当，已经到了9月14日中午。下午2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9男一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地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9月15日，经过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到实地察看，报回来256号三叉戟坠毁的残骸和林彪、叶群等9具被烧死的尸体的照片，完全证实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葬身于温都尔汗。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同政治局的成员，举杯庆贺不动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清除了我们党、我们军队、我国人民的一大祸害。
黄、吴、李、邱则强作笑脸，极不自然。周总理当着他们的面，非常严肃地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跑脱不掉的责任的。当场宣布：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还有一个重要材料，即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查获，使清查工作又有了一个重大突破。9月14日，为了迅速查清与林彪反革命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按照中央的指示，总政机关投入了大部分力量，分别派到一些重点单位指导和掌握清查工作，派到亚非疗养院审查抓获归案的人员，派到林立果一伙的秘密据点搜查罪行材料。
其中，一个工作组专门去了空军学院，工作组去的时候，我到空军学院作过一次动员，要求大家把看到的、听到的一切事情彻底揭发出来，大约是17、8日，林立果秘密据点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
我看了发现，内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等。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问他是怎么回事。
李伟信交代，这是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于新野在上海按照林彪的旨意，拟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本子里面的内容，就是于新野当时手记的政变纲领。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代很快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呈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证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本文选自《李德生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