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在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了一个颇为真切，却又显得有些唐突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此时的毛主席已经年近古稀，回忆起自己漫长的革命生涯，要说遭逢黑暗的时刻，可以说是太多了。
但是，若说可以称得上最黑暗的时刻，回望这漫长峥嵘岁月，局外人还真不好替毛主席断定哪一个时刻最为黑暗，就是毛主席本人，在外人看来，怕也是不容易将某一时刻，定义为最黑暗。
可是，令记者斯诺颇感意外的是，毛主席并没有经过一番长久思量，更没有回避这一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告诉了斯诺答案：
“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对于一生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坚持马列主义道路的毛主席来说，内部分裂，甚至可能会爆发内战，才是最可怕、最危险的，也是直接将毛主席打入到人生的谷底。
眼前一片黑暗，看不见前路，哪怕微茫的星光，也无从辨识，这个时候，才是人生最为黑暗的时刻。
而在这一最黑暗的时刻，自从秋收起义时便坚定追随毛主席，一直以来都是毛主席最为信任，最为依仗的时任红32军政委的何长工的离心和变节，尤其让毛主席内心痛苦失望，不能接受。
晚年的何长工在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自责愧疚不已，一次次在回忆录里自我剖析，自我批判。
更在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里，一再表达深深的忏悔之意：“我从1919年在北京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你相识，到秋收起义跟随主席上井冈山，在主席的长期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万万想不到主席培养了我几十年，居然培养出一名反党分子······”
悔责之情，溢于纸上。
1987年12月29日，当87岁的何长工在北京病逝后，开国上将陈士榘曾对何长工表达了惋惜之情，陈士榘表示，何长工34岁时已经是军团政委，建国后职务太低。
那么，34岁时已经是军团政委的何长工，在革命战争时期，都做出了哪些重要贡献，以至于让毛主席如此器重如此倚重？他后来在建国后职务太低，是否又与1936年的事有一定关系呢？
刮目相看
正如何长工在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里所述，1919年在北京长辛店与毛主席初相识，此时的何长工已经对马列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年年底，远赴法国留学的何长工与周总理、聂荣臻等人相遇并结识，1922年，何长工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个时期的何长工，还叫何坤，直到他回国后，在1927年8月7日，到武汉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再次与时任中央农委书记的毛主席相遇时，为了更便于开展革命工作，面对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在毛主席的建议下，曾经在北京长辛店做过工的何坤，从此改名何长工。
自此后，何长工时刻以“为民众抗一辈子长工”为己任，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10月上旬，党中央决定将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改造成正规革命军，面对流寇习气颇重，改造难度较大的王佐的部队，毛主席思虑再三，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给何长工。
接过这一“烫手山芋”之后，何长工只身一人勇闯虎穴。
初次见面，得知何长工是毛主席派来的人，王佐礼遇有加，可是，当得知何长工此来是改造他的队伍，担心被夺权的王佐便冷下脸来，直接安排何长工住到了郊外，还派了一个勤务兵日夜监视他。
面对王佐的重重戒备防范，何长工不急不躁，先是以帮助王佐家里做家务为由头，不久就与王佐的母亲拉起了家常，一来二去，能说会道、生来勤快的何长工，深得王佐母亲的喜爱，逢人便说：“这伢子比我亲儿子都好。”
有一次，王佐要将替土豪做事的挑夫杀掉，何长工得知后，因势利导劝阻道：“他也是穷人，为生活所迫，不容易啊。如果这样乱杀人，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
王佐的母亲也在一旁，支持何长工的说法，这时，王佐才没有杀掉这个挑夫。
自此后，王佐对何长工放松了戒备。
得知当地地头蛇尹道一与王佐是宿敌，仇怨极深，何长工主动建议道：“我知道王兄一向劫富济贫，是个义士。那尹道一是个地头蛇，三番两次前来冒犯，令你痛恨。我今有一计，可助你擒贼擒王。”
王佐听罢，大喜，却又半信半疑，觉得何长工没有这样的能力。谁知不久后，何长工带领数百农民自卫军，径直向尹道一发起攻击。在何长工的指挥带领下，自卫军将尹道一的武装力量打得溃不成军，四散逃命，尹道一本人也被杀死。
经此一战，王佐对何长工刮目相看，王佐等人的队伍也被顺利改造。毛主席也对何长工夸赞有加：“有你作我的副手，我坚信革命事业一定能取得大成功。”
朱毛会师
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井冈山的革命队伍，不久后，毛主席又交给了何长工另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去寻找朱德的起义队伍。
“听说朱德、陈毅在南昌起义之后处境艰难，我想让他们也到井冈山来，你看好吗？”
原来，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德计划去广州，可是，当起义队伍到达广东丰顺县的时候，遭到粤桂两省军阀的攻击，损失惨重。
1927年11月，在滇军第16路军总指挥范石生的帮助下，起义队伍才渡过难关，其后，在万般无奈之下，起义队伍被暂时编入国民党第16路军47师，番号为140团。
此时从井冈山出发的何长工，穿一身破旧衣服，脚穿旧草鞋，头戴斗笠，将自己打扮成本一个穷苦的赶路人，一路借以逃避各种关口卡口的重重盘问搜查，只为了早日赶到广东，早日与朱德的部队取得联系，却不知道，原本计划去往广州的朱德的起义军。
因为行军路途之中，发生了这种种变故，最后竟不得已入了国民党的麾下，这之后，因为有人告密，又辗转去了韶关。
对这一切完全不知情的何长工，秘密来到广东之后，无意中从一位国民党逃兵的口中，才得知朱德的起义军又去了韶关。然而，这偌大的韶关，让他去哪里寻找朱德部队的落脚之地呢？
不过，既然知道朱德在韶关，何长工仍披星戴月匆匆赶往韶关。
事有凑巧，何长工在一天晚上赶到韶关时，疲累不堪地找了一家宾馆住下，匆匆放下行李之后，何长工只想洗上一个热水澡，好洗去一身的灰尘与疲惫。
在一家澡堂子里，正在泡澡的何长工，无意中听到了来自范石生部队的两个军官的对话。
“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
一听之下，何长工大喜过望，当下也不泡澡了，匆匆走出澡堂后，也不住店了，收拾好行李后，就迫不及待星夜离开韶关，赶往距离韶关还有40多里路程的犁铺头去了。
皇天不负苦心人，历经波折来到犁铺头的何长工，这一次，终于在晨光熹微的一个早晨，见到了朱德。
见面之后，彼此都很激动，何长工紧紧握着朱德温暖有力的大手，将毛主席派他此行的重要任务一一做了汇报。
朱德也高兴极了，激动地表示，太好了！我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还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去找你们，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这之后，朱德和陈毅率部北上发动湘南起义，向井冈山一路挺进。4月，部队顺利到达江西。
1928年4月28日，朱毛胜利会师于江西龙江书院。5月4日，井冈山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正式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召开了红四军成立大会，何长工担任大会司仪。
自此之后，何长工在井冈山，深受毛主席的喜爱和信任，1930年，年仅三十岁的何长工担任红九军团政委。
错误选择
长征开始之后，红九军团主要负责垫后和掩护，因而导致在此期间，该军团减员严重。
长征出发时，红九军团有11000多人，可是，一路掩护，一路激战，等到红一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千人的兵力，损失非常惨重。
红九军团付出的巨大牺牲，换来了中央红军主力的安全转移，红九军团因此被周总理誉为“战略骑兵”，刘伯承等人均高度赞扬了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执行别动队任务以来的优异表现。
红九军团因为损失惨重，其后在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被缩编为红32军，何长工继续担任军政委。
然而，就在这两大主力会师后不久，野心勃勃的张国焘妄图南下另立“中央”，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央率领一、三军团连夜北上，何长工的32军，因为事发突然，时间紧迫，又无人通知，竟跟着张国焘的部队一道南下去了。
当时，张国焘命令何长工所属的左路军南下作战，同时又密电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企图在这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张国焘的这一做法，遭到了红四方面军内部很多领导同志的反对，还有一部分人持观望态度，而此时没有跟随中央军北上的何长工，竟出乎意料地选择了支持并跟随张国焘南下。
时任32军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坚决抵制张国焘的行为，并及时找到何长工，劝说他一同北上，何长工没有听从黄火青的建议。
为什么一向坚定支持并追随毛主席的何长工，会在这一关键时刻，不愿意跟随毛主席北上呢？
一是当时被改编的32军，没有被及时告知并安排与中央一道北上，大家心里都有很多怨气，因此意气用事地做出了错误选择。
二是两个多月的转战以来，红九军团数次濒临险境，伤亡极其惨重，何长工、罗炳辉等军团领导内心是有怨言的，且积怨已久，这一次的又被直接“抛弃”，更让其怨恨之情达到了顶点。
三是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使得何长工等人认为跟着他们南下，或许会有新的转机和出路。这种种怨恨情绪累积，加上主观上的错误判断，最终让何长工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回忆起这段难堪的抉择，何长工不止一次自我剖析道，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有部分跟随张钻进死胡同，这里有很多曲折和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从主观上犯了错误。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北上才是正确的道路，到达延安之后，何长工有很长一段时间自觉羞愧难当，无颜去见毛主席。
后来，毛主席主动与何长工谈心，何长工对毛主席坦诚道：“我犯下的错误十分严重，不受罚是说不过去的，我请求调离军职，以后我愿意在延安当一个教书先生。”
抗战时期，何长工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校长、副校长等职，后来又担任东北军政大学第一副校长等职，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何长工先后在重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地质部等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为新中国航空和地质事业开创新局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结语
他是朱毛会师的关键人物，他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一个错误，他最终选择退居幕后、默默以终。
可是，瑕不掩瑜，不论是在战场上杀伐征战，还是在教育行业呕心沥血辛苦耕耘，亦或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不畏艰险、勇闯难关，何长工始终以“为民众扛一辈子长工”为己任，真正做到了为革命、为民众奉献了一辈子。
至于建国后职务太低，不能参与授衔，这些属于个人的一己得失，从来都不是何长工关心和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