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贺老总曾出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与他搭班子的干部叫李井泉，是晋绥军区政治委员。后来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转到地方任职的李井泉没能参加，若按照过往职务和资历，评上将或大将均有可能。李井泉的能力是很全面的，他长期在西南地区主持党政大局，深得中央领导器重。
不过在五十年代末，李井泉面临生涯重大考验和难关，多数高级干部，建国后没有体验过李井泉那样的特殊际遇。“大跃进”运动期间，李井泉是西南局第一书记、党政一把手。由于指标虚报、自然灾害，导致全国农业形势极为严峻，多地百姓吃不饱饭。作为“天府之国”，四川粮食产量大，因此承担对外调粮的重任。
李井泉责无旁贷，积极执行中央指示，但他没想到的是，四川的虚报情况也很严重，并且随后便遭遇严重旱灾，粮库很快就空了。如此变化急坏了李井泉。他请示中央，希望减少四川的调粮指标，但周总理和李先念同志回复李井泉，京津沪等地情况更严重，只能维持三四天的供给，要求李井泉必须顾全大局完成任务。
经过权衡，李井泉最终执行命令。三年来四川省外调粮食147亿斤，省内艰难情况可想而知。由于饥饿导致的浮肿病，致死率非常高，四川百姓损失异常严重。后来其他省份形势好转，四川却由于常年调粮“失血”过多，用了约5年时间才逐步恢复。李井泉面临的压力和指责谩骂，像大山一样压过来。但这并非一个人的责任，他缺少选择余地，只能先保“大局”。那几年残酷的现实是，问题爆发在京津沪，会比四川等省份更不堪设想、国内外影响更大。
四川不少百姓家里扎了李井泉的“草人”，甚至喊出“活捉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民怨太深。川人即便不外调粮食，自己都不够吃，何况一直外调？李井泉那段时间的作为，确实不好准确评价。毛主席曾很有深意地对李井泉讲：你懂得大公无私，却不知有时候要“大公有私”。四川百姓，为全国大局承担了太多。李井泉职务最高时，当过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属于副国级领导人；但他离开四川后，再也不肯踏入川境半步。
因为调粮经历，李井泉背负巨大心理负担，最常说的话是“我对不起四川百姓”。1967年社会形势特殊，李井泉的二儿子李明清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两年后李井泉的妻子肖里也含冤去世。周总理非常震惊，指示公安部门严查真相，李井泉却对组织“大度”表态：不查了，就到此为止。他的态度耐人寻味，丧子丧妻无疑十分悲痛，但李井泉晚年非常消沉，事事得过且过。
家人们都知道在四川的经历对他影响太大，想请组织给予适当说明，并鼓励李井泉写回忆录解释一下经过。李井泉神情肃穆，明确告诉他们：我不写，坚决不能写。你们以后也不要做任何说明。也许李井泉的做法是对的，这是一件不宜解释、也解释不好的事情，前因后果过于复杂。1989年4月，八十岁的李井泉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