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朱元璋临死之前最愤怒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一定就是洪武三十年的科举，因为这一年的科举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这一年，进士的录取人数是五十二名。
在人数方面，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呢？出在出生地点。
要知道，当时的状元陈?出自福建，榜眼伊昌隆出自江西，探花刘纪信出自浙江。
如果仅仅是状元、榜眼、探花出自南方可以理解，但这五十二名进士全部都是出自于南方，这就很难理解。
“洪武三十年丁丑科，试官刘三吾、白信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无登第者。”——《明朝小史》
你说北方的学子看到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反应？当然是怒不可遏。
一部分跑到宫门口闹事，一部分拦住过往官员的车驾，要求朝廷必须给出一个说法。
事情都已经闹到这种程度，肯定是捂不住的，不到一天的时间，朱元璋就以前一任状元张信为首，组织起一支十二人的调查组，专门负责调查这一起案件。
但结果是什么呢？根据张信的答复，无论是糊名，还是眷抄，都合理、合法、合规。
糊夕是什么呢？糊名就是试卷送往考官那里阅卷之前，会有专门的官员将学子的名字、籍贯全部掩盖，以防出现科考舞弊的可能。
但鉴于科考舞弊不止这一种情况，还有另一种情况，这一种情况就是笔迹。
毕竟每一个人的笔迹都是不同的，因此，官员在将学子的名字、籍贯全部掩盖的同时，再对这一张试卷进行抄写，以防有人利用笔迹舞弊，这就叫作眷抄。
要坐实这一场科举没有问题，单单说流程没有问题，是不行的，还要提供样本。
张信从北方学子的试卷当中挑选出五张左右的样本供朱元璋查阅，而查阅的结果是这五张样本的文章确实不佳。
因为要么是没有任何营养成分，要么是充满不敬之词。
而朱元璋给出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开启一次主要由北方学子组成的考试，而这一次考试录取的北方学子整整有六十一名。
当然，事情不会就此结束。
八十五岁的主考官刘三吾发配边疆，副考官白信蹈，负责调查这一起案件的张信全部处死。
更加离谱的是，就连这一次科考的状元陈?也被处死。
“帝益怒，信蹈等论死，三吾以老戍边。”——《明史·刘三吾列传》
一场考试，导致两位状元被物理消灭，这种事情无论放到什么时候，都是大新闻。
朱元璋为什么要制造一起这样的大新闻呢？因为这一次的科考表面上是一场科考，但实际上是南方官僚集团对他发起了一场挑战。
倘若他服软的话，说不定下一次就敢直接踩在他的脸上。
02
糊名、眷抄虽然能有效的防止作弊，但是却不能完全有效的防止作弊，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一种作弊手法相当的高级，无论你怎么去防止，都没有防止成功的可能，这一种手法就是暗语。
作弊者提前与考官串通好，说他的试卷上会出现一首诗，又或者一个成语，哪一张试卷出现提前说好的诗、成语，那么这一张试卷就是作弊者的。
你说这样怎么防？简直就是防不胜防。
当然，这一种作弊方式的成本极高，因为阅卷的考官不止一个，少则三个以上，多则十个以上，你要将考官全部买通。
毕竟试卷发到考官手中的概率是随机的，要是三个考官，你只买通两个，但你的试卷恰好落在那第三个考官的手中，那就只能凉拌。
而到明朝中后期，你买通的可不止考官，还有太监，当年钱益谦的探花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原本他定的是状元，但可惜人家韩敬出的价比他高，他出两万两白银，韩敬出四万两白银。
对于这一种作弊方式，朱元璋会不知道吗？肯定不会。
既然如此，那五张样本为什么也会有问题呢？
原因很简单，这五张样本就是张信挑的，他要从一堆试卷里面挑出五张劣迹斑斑的，不是手到擒来吗？
难道他就不怕朱元璋自己挑选吗？不怕，如果挑选出上好的，他只需要说自己的工作疏忽即可。
有的人或许会说，北方的教育资源比不过南方。
毕竟南方不用饱受战乱之苦，而北方需要饱受战乱之苦，无论你怎么发展，要是蒙古一打过来，一切都得推倒重来。
但你必须要清楚一点，这一场科考的时间是在洪武三十年，已经是明朝的第九次科考，在此之前还有八次科考。
如果说北方学子的水平确实不佳，那么以前的八次科考为什么次次都没有出现问题呢？这又该怎么解释？
要知道，别说明朝，就连当年连税收都包出去的元朝，出现的北方状元那都是不计其数。
就比如，出自于山东的张起岩，出自于山西的张益，出自于河南的陈祖任。
难不成你是想说明朝连元朝都不如。
更何况，朱元璋针对北方的情况做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法，那就是移民。
当时南方的人口占据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北方的人口仅仅只占据到全国的白分之二十五，而且其中百分之六十的人口都集中在山西、山东。
为什么呢？因为山西东部是太行山脉，西部是吕梁山脉，中间又有无数凸起的高山，这种地形就是典型的易守难攻。
无论中原有多乱，与他都无关，这也是为什么人口都往他那一方聚集。
而元朝当时的都城是在北京，山东偏居一隅，又不是中原主战场，自然不会太过于受到战争的波及。
更何况，山东更加靠近南方，一方面不会受到游牧民族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朱元璋北伐的第一时间就将山东拿下。
人口都已经失衡到这种程度，朱元璋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因此，从洪武六年开始，他就一直将山西的百姓往外迁移。
同时，也将传统的江南地区，也就是江浙沪的百姓往外迁移，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的富户。
经过长达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你说北方的学子与南方的学子对着考，连五十二分之一都做不到，可能吗？绝对不可能。
最能说明这一场科举有问题的是，北方的学子不是在家学习一段时间就到南京考试，而是先考中秀才，后考中举人，再到南京考试。
这两场考试已经说明他们的含金量，而到最后的一场考试，你说他们全部落榜，这换成谁，谁都不会相信。
既然这一场科举的问题明显到连普通百姓都觉得有问题，刘三吾、白信蹈、张信为什么敢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此故意的糊弄朱元璋。
因为朱元璋当时已经吃素，他们想试一试，朱元璋还会不会发威。
03
有的人或许注意到一个问题，锦衣卫的开创者不是朱元璋吗？为什么在这一起案件当中没有锦衣卫的身影呢？
因为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已经废除锦衣卫。
他为什么要废除锦衣卫呢？因为皇帝也是需要信誉的。
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位反复无常的老板，你会认真的去工作吗？肯定不会，因为你不知道他下达的这一道命令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当时的朱元璋就是因为锦衣卫的存在，对于群臣而言已经没有任何的信誉可言。
洪武四大案除了空印案，其他的三大案胡惟庸案、郭恒案、蓝玉案，都是客观存在的冤案。胡惟庸没有谋反，蓝玉也没有谋反，但是个个都被安插上谋反的罪名。
既然是谋反，那就有同伙，你猜有多少同伙，整整上万的同伙。
纵观整个封建王朝，有哪个文官，哪个武将叛乱，会出现上万的同伙，这明显就是欲加之罪。
“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且四万。”——《明史·刑法志》
而郭恒案更是离谱，这一起案件就是一场贪污案，结果是什么呢？竟然前后牵扯出上万的同伙叛乱。
谋反有上万的同伙还可以勉强理解，贪污有上万的同伙这简直就是离谱到家。
试想一下，这得贪污多少才能有上万的同伙。
而负责这三起案件的都是锦衣卫。
他们凭什么能将案件做大呢？因为他们不在法律的框架以内，想抓谁就抓谁，想判谁就判谁，一切都在暗地里进行。
一个人进去那里，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他们想让你说什么你们就得说什么。如此长此以往，你说一个国家还了得。
有的人或许会说，后来的朱棣不是又恢复锦衣卫了吗？要知道，朱棣以及包括朱棣后来的皇帝可没有利用锦衣卫制造出任何一起大案。
既然没有制造出任何一起大案，也就对皇帝的信誉造不成什么影响。
没有了锦衣卫的文官集团，以为能松一口气，但紧接着他们就发现，岂止能松一口气，甚至都能翻身做主。
为什么呢？因为洪武二十四年，朱标去世，朱元璋将朱标那不到二十岁的儿子朱允炆立成太子。
以朱允炆的年龄，肯定是镇不住开国武将的，因此，朱元璋对开国武将进行屠杀，蓝玉案爆发的源头就是在这里。
既然朝廷里的开国武将已经丧失话语权，而当时的太监就只是一个奴才类型的角色，你说这时的朝廷是谁说了算？
当然是文官集团说了算，他们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朱元璋的行为无疑是在向文官集团示弱。
既然朱元璋这一只老虎现如今已经吃素，那么就要试探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吃素，如果是真的，那就更进一步的试探。
再加上洪武三十年的朱元璋已经高达七十岁，要知道，朱元璋去世的时间是在洪武三十一年。
而这一次试探的结果，朱元璋通过事实告诉他们，他朱元璋就算放下屠刀，那也是吃荤的。
04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时的朱元璋确实已经斗不过文官集团，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朱元璋的一生向来都是他对文官集团主动出手，从来没有文官集团主动对他出手，洪武四大案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面对牵扯到里面的文官，他说杀就杀，郭恒案爆发的时候，甚至一度杀到六部只剩下尚书。
但是这一次的案件，文官集团竟然敢主动对他出手，但死的人数却是少到离谱，仅仅只有三位，你说这不是衰弱，这是什么？
如果往前推十年的话，恐怕明朝就得出现洪武第五大案。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他已经没有精力再去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