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互联网上经常能看到一些文章探讨为什么“元朝汉化速度慢”，或者“汉化程度低”，当然从结果看，元朝的皇族是蒙古族，而元朝虽然入主中原，但在元朝灭亡之后，北方草原的蒙古族仍然没有汉化，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元朝汉化慢或者汉化程度低的印象。
元朝版图
不过在桃花石杂谈看来，这种印象其实也是相对比较片面的。因为一般说元朝汉化慢或者汉化程度低主要是和两个被认为“汉化程度高”或者“汉化速度快”的例子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而这两个例子就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
确实，拓跋鲜卑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少数民族汉化的典范。在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汉化的措施，最终促使中原地区的拓跋鲜卑高度汉化，大量融入了汉族之后。而满族虽然在近代仍然保留了民族身份，但语言上完全使用汉语，可以说也实现了高度的汉化。这似乎就突显了元朝和蒙古族在汉化方面的差距，那么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发生在北魏建立107年之后，拓跋鲜卑高度汉化发生在迁都之后
但在与这两个例子对比时，许多朋友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时间这个最重要的参照系。因为虽然拓跋鲜卑和满族最终确实实现了高度汉化，拓跋鲜卑甚至近乎举族融入了汉族之中，但他们的汉化却也是经历了非常长的一段历史之后才达成的。
比如拓跋鲜卑，即使从公元386年北魏建立时开始计算，到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也已经过去了107年，而拓跋鲜卑各种大力度的汉化政策都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才密集推出的，所以拓跋鲜卑真正实现汉化其实更晚，也就是说所用的时间更长。而且如果更加严谨地说，拓跋鲜卑在汉地建立政权的历史应该追溯到公元315年拓跋部建立代国，而如果这样算，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其实是持续了接近200年才逐步完成的。
与之相比，建立清朝的满族汉化进程可以说稍微快一些。清朝入主中原发生在公元1644年，但可以说清朝的前几位皇帝其实都还是以满语为母语的。许多现代学者认为，在公元1736年即位的乾隆皇帝其实才是清朝第一位以汉语为母语的皇帝，而当时满族也还有大量以满语为母语的人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清朝在入主中原之后，也是花了100年左右才完成了汉化进程。
乾隆皇帝是第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清朝皇帝
而且和鲜卑人一样，如果严谨地说，满族人在汉地建立政权其实应该追溯到公元1616年后金的建立，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满族人的汉化进程也是持续了至少130年以上才逐步完成的。
而我们把这两个汉化相对成功例子所持续的时间理清之后，再来看元朝时蒙古族的汉化，其实就能看出：当时蒙古族的汉化进程也并不算慢。
许多朋友都知道，元朝其实并不是由统一蒙古各部的成吉思汗铁木真所建立，而是由他的孙子忽必烈所建立的。所以元朝真正建立的时间是公元1271年，就算是以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的公元1267年开始计算，到元朝退出中原的公元1368年，元朝在中原的存续时间也就是101年左右。
忽必烈身穿龙袍的画像
而这时的元廷虽然并没有完全完成汉化，但其在汉化的道路上确实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比如之前桃花石杂谈在其它文章里就曾经介绍过，从公元1333年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惠宗（元顺帝）即位之后，元朝的历史记载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其官方翻译官员怯里马赤群体参与上朝的记载。而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当时参与上朝的所有元朝官员已经都会汉语了。
另外，元朝在退出中原之后，北元朝廷在漠北又延续了20年（以公元1388年北元后主被阿里不哥后裔攻灭为限），而现代许多学者认为，在北元朝廷继承了元惠宗皇位的北元昭宗主要是接受汉文教育长大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汉语也已经接近北元昭宗的母语。也就是说他的汉化水平和乾隆皇帝差别是不大的。而北元昭宗继承北元皇位是发生在公元1370年，是在忽必烈迁都北京103年之后，这个时间点也和在清朝入主中原92之后乾隆差不多，所以至少从皇族这个角度看，元朝并没有比清朝慢太多，甚至和北魏比还快了一些。
严谨地说，忽必烈迁都北京才是蒙古族在汉地建立政权之始
另外，认为元朝汉化速度慢的朋友可能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认为后来草原上的蒙古族没有汉化，所以其实蒙古族始终也没有汉化，这也说明元朝汉化慢或者汉化程度低。但其实这种看法也非常不全面，甚至是混淆了两个概念，即蒙古族和草原上的蒙古族。
因为在元朝时期，其实迁入中原的蒙古族人数也是相当大的。比如在清朝时编撰的史书《蒙古源流》就记载，元朝时总共有40万蒙古族进入中原，而现代观点一般认为，当时中原加漠北蒙古族的总数也就是100多万人，所以说当时有1/4到1/3的蒙古族进入了中原是一点都不夸张的。而同样是根据蒙古源流的记载，在元朝退出中原时，回到了草原的蒙古族只有6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当时进入中原的蒙古族绝大多数都留在了中原，并没有返回草原。
虽然近代也有观点认为《蒙古源流》中所记载的40万和6万等数字是虚指，未必是非常准确的人数，但这两个象征性的数字至少也能表明：元朝时确实有相当比例的蒙古人进入中原生活，而在元朝灭亡之后，其中大部分并没有随元廷迁回草原。而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其实后来也都逐渐汉化了。
描绘蒙元军队作战场景的画作
另外还有一些史料则表明，甚至在元朝灭亡之前，中原蒙古人中就已经有相当比例出现了很高程度的汉化，比如在元朝末年曾经对局势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亲元军阀王保保，可以说就是中原汉化蒙古人的典型例子。
当时王保保这个家庭除了有蒙汉两套名字之外，几乎和汉人没有什么差异。王保保的父亲赛因赤答忽就以”喜读书“而留名史册，而当时这种记载基本都是特指其汉文文化程度较高。所以在明朝初年的一些檄文里，就曾经指责王保保“忘祖宗之姓，就胡虏之名”。而这种说法曾经长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明史》和《新元史》等史书都曾经说王保保“本王姓”。
但在1990年，河南洛阳的考古队在洛阳铁路北站发掘出了一块墓志铭，其主人是一个名叫赛因赤答忽的人，而他就是王保保的父亲。更为关键的是，这块墓志铭上明确记载：赛因赤答忽出身于蒙古伯也台氏，其先祖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来到了当时的光州固始县落脚（今河南境内）。
元朝时汉人生活场景
这个伯也台氏在近代通常被称为巴牙惕或巴岳特部，是卫拉特（瓦剌）蒙古的一个分支。而王保保的母亲则是出身于早期与蒙古敌对，后期也被蒙古征服的乃蛮部。所以这块墓志铭基本就把王保保的出身问题给说清楚了：他确实是蒙古人后裔，只是到元末时他的家族确实已经高度汉化，以至于都已经有了汉人姓氏，所以才让许多人认为他其实是汉人。
而在明朝中前期，也曾有大量史料都提到明廷安置中原蒙古人，加速其汉化的记载。所以在后来的史料中，蒙元时期的一些核心蒙古人物的后人融入汉族的记载其实并不罕见。比如最早代表蒙古政权统治汉地的大将木华黎，其几支后裔后来都在中原生活，最终多数都融入了汉族之中。根据近年一些媒体报道，目前福建泉州、陕西大荔、河北景县、山西大同、湖北荆门等等地区都有其后裔生活，而其身份多数都是汉族。
除此之外，在20世纪80年代，湖北洪湖也曾有汉族人以家谱为证，自称阿里不哥的后裔。而阿里不哥正是蒙元交替时期，抗拒汉化且与忽必烈争夺汗位的铁木真嫡孙。根据当时这个家族的说法，阿里不哥在被忽必烈击败之后，其后裔隐姓埋名，最终逃到了中原的湖北地区并在当地繁衍至今。
元朝宫廷画师刘贯道所画的《元世祖出猎图》
所以其实大量蒙古族汉化也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没有汉化的只是留在草原的蒙古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还是必须要搞清楚的。
而即使是历史上汉化程度最高的拓跋鲜卑，其实也只是实现了汉地鲜卑人的汉化，因为在北魏入主中原之后，草原上立即出现了新兴强权柔然，曾经臣服于拓跋鲜卑，后来留在草原的族群很快都臣服于柔然，也并没有汉化。在本质上这一点和草原蒙古族没有汉化其实是没有太大差别的，这种情况本质上其实跟一个族群是否有汉化意愿没有太大关系，主要还是古代游牧和农耕无法逾越的天然障碍所导致的，可以说也是一种时代的局限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