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23，北京的夜晚格外寂静，夏日的鸣蝉趴在树上惬意的奏响圆舞曲。一位身着深色西装、长着一副东方面孔的外国人落地北京机场。
只见他快步走下飞机舷梯，径直坐进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黑色高级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
前来迎接的是外交部徐敦信副部长，还有一众外交部各司司长。
能经受如此高规格接待的不是别人，正是韩国时任外务部长官李相玉。
李相玉乘机横跨黄海来华，当然不是为了品尝美食，留恋风景，他此行是带着重大的使命前来。
第二天，李相玉就在中外记者面前，和中国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共同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结束了两国因历史恩怨而造成长期对立的现状，在两国外交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可谁能想到，促使两国建交的大功臣钱其琛，在中韩建交前夕，还专程飞往朝鲜，询问金日成的态度。
这一会面并不愉快，金日成全程黑脸，未尽一个地主之谊，匆匆将钱其琛打发走了。
历史的恩怨
中韩两国的外交关系因朝鲜战争势同水火，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从五十年代开始，全球国家都处于冷战的铁幕之下，韩国紧跟美帝国主义，中方则身处社会主义阵营。
因此，不管是从历史上的过节，还是从所属一方信仰的意识形态，两国都是针尖对麦芒，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点也不过分。
两国不仅互不承认主权国家，且在长达半个世纪互不往来。即便在一些国际会议上，韩国代表发言，中方代表也退席以示抗议。
外界常说“体育无国界”，然而对于韩国，这一“准则”完全抛到九霄云外。
一些国际比赛，韩国运动员一度宁可弃权，也拒绝与中华健儿交手。至于互换国旗这类彰显友好行为的举动，更是天方夜谭。
1978年，改变中国走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如同春日的惊雷，惊醒了世人。
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努力扩展对外关系。那时，韩国经济较为发达，承接了西方的工业链，一度是亚洲“四小龙”。
中国也有意和一海之隔的韩国发展外交关系，希望能借此引进先进技术和工业经验，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另一边，韩国也有意利用手中的经济资源招揽中国。韩国的战略是“以经济撬动政治”，迫使中国孤立北边的邻居，完成统一大业。
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几件小事，就引起了中方的注意。
1982年，加拿大某森林城市的一座篮球馆里正举办一场激烈的篮球比赛。交战双方没有东道主加拿大队，而是大洋彼岸的中国男子篮球队和韩国男子篮球队。
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球队不仅不能与韩国队交换带有国徽的队旗，也不能接受韩国队的鲜花。
然而，韩国球员像是事前接到过某种政治指令，一名球员灵机一动，将鲜花扔给看台上的观众，场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中方的队员则十分尴尬，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跟队的记者以“内部参考”形式将此事报回，交到了外交部。外交部十分重视，如何解决与韩国的交往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仅仅一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更加坚定了外交官员的判断。1983年5月5日，中国一架民航客机从沈阳起飞，在飞往广州的途中被劫持到韩国，紧急降落在春川机场。
为了保证一百多名乘客安全返回，中央立即决定，派代表团前往首尔，和韩方商讨解决方案。
当时，两国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却能和和气气坐在桌子上，这实属创举。谈判中，韩方态度友好，很快同意将飞机及乘客送还中国，这大大增强了中方对韩国的好感。
两件事情，推动了中韩关系的松动。1983年8月，北京致函亚奥理事会，正式申办第11届亚运会，明确表示如果申办成功，欢迎韩国来华参加盛会。体育先行一步，随后而至的就是贸易经济。
中韩本是近邻，很长一段时间，贸易都是经过香港转运，这既费时，又费力。
1988年，两国关系好转一点，就迫不及待地决定开展民间贸易，取代多年来的间接贸易。
为了稳妥推进此事，直接贸易暂时只在与韩国隔海相望的山东进行，故而没有引起外界的过多注意。
同时，许多韩国商人如过江之鲫，借机涌向山东省，促进了山东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韩关系，始于体育，盛于经济，最后一步自然就是政治上要正式确认外交关系。可这件事并不仅仅是中国和韩国两家之事，关系到整个东北亚的地区安全，还关系到中国大陆政府的合法性问题。
让中方始料未及的是，当中方向朝鲜提出心中所想，这立刻引起了金日成的不满。
钱其琛飞抵朝鲜
在和韩国建立关系时，钱其琛作为外交部长，一直是团队的核心成员。
1991年11月，钱其琛第一去首尔，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中国外长出现在首尔，这在当时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
根据钱其琛事后的回忆：当时中国包机没有在韩国停留，就立即返回北京机场。等会议结束，又派飞机去接代表团。
会议完美落下了帷幕，李相玉外长将钱其琛引到另一间古色古香的会客厅，卢泰愚总统身着藏青色的西装，后脚就到，走进了会客室，同钱其琛握手。
落座后，卢泰愚先是欢迎中国代表团来首尔，参加会议。然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钱外长，我此次前来，真正意图想必，你也应该知道。为了东北亚的和平，韩方真诚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并早日实现建交。”
钱其琛是一个谨慎小心的外交官，对于卢泰愚，他并不是完全信任，或者说还不是时候表态。
钱其琛是这样回复卢泰愚：“中方始终希望朝鲜半岛能够维持和平的状态。中韩两国间的贸易总量，不断攀升，有了较大发展，希望这种态势能够继续发展。”钱其琛只提经济，不提政治，卢泰愚也就知趣不提建交事宜了。
晚宴间，钱其琛也委婉透露了中方的意图，便对李相玉说：“中国有句谚语，叫水到渠成，这件事要从长计议。”
钱其琛返回北京，内部就开始着手准备建交。钱其琛分析说：“卢泰愚总统目光长远，对华态度真诚，但其任期只剩下一年，如果不抓紧，可能会失去绝佳的建交窗口。同韩国建交，有利于牵制日本，孤立台湾，也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最高决策层达成共识后，就开始对外界放出一些风声。
1992年3月，钱其琛在人大会议期间，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中外记者提问各种国际问题，总是不忘探询同韩国这个敏感话题。
如果放在以往，钱其琛总会敷衍一下，说：“我们不会与南朝鲜发展关系。”可此一时，彼一时，这次当记者提出相同的问题，钱其琛则换了一种口吻：“中国何时与南朝鲜建交，我们还没有一个时间表。”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建交是要建交的，至于何时，暂属于绝密，恕我不能如实相告。
外界敏锐觉察出，中国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记者就能听出一些猫腻，更别说北朝鲜的金日成了。
中方得知了朝方的变化，就找了一个时机，去向金日成解释此事。
那是在1992年4月初，国家主席杨尚昆抵达平壤参加金日成的80寿辰庆祝活动。杨尚昆对金日成分析了国际形势，说：“现在和以前不同了，苏联解体了，东欧剧变了，我们的处境很不妙。再像之前一样，顽固不化，必定要威胁到政权的稳固。”
接着，杨尚昆提到了重点：“金日成主席，为了未来和朝鲜半岛的和平，我们正准备考虑同韩国建交。当然，中朝两国关系始终好于中韩关系，我们也支持你们的统一事业。”
金日成一听，就不高兴了，两眼露出了凶光，说：“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恐不是最好的时机，你们要多多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杨尚昆没有继续解释，他只是打声招呼，回国后就向中央传达了金日成的态度。
为了取得朝方的尊重，中央就决定派钱其琛亲自去平壤一趟。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征得朝方的同意，7月中旬，钱其琛的专机落在了平壤。
钱其琛明白，这不是一次轻松的访问，虽然金日成答应见钱其琛，但并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上午11时，钱其琛在一幢金碧辉煌的别墅见到了金日成。金日成年老体衰，时日无多；钱其琛年过花甲，却精神矍铄，似乎两人的状态就预示着谁是最后的赢家。
一见面，钱其琛率先开口：“金日成主席，谢谢你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见我。”
金日成则不耐烦说：“咱们客套话就别说了，直接说正事吧。”
钱其琛也不慌张，就直接说：“我坐上飞机之前，江总书记就对我说，中方认为与韩国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结果了，我们相信会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金日成深深叹了口气，但还是故作强硬地说道：“既然都决定了，还派你前来干嘛？”
说完，不等钱其琛，金日成就示意要中断谈话，钱其琛只好离开。
在钱其琛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日成历次会见中时间最短的一次。会后，也没有按过去的礼节举行宴会招待，足以说明金日成的态度有多么的冷淡。
中方一边向朝鲜解释，一边也同韩国进行谈判。最重要的一项话题就是让韩国同“台湾断交”。
本来钱其琛及同事预计，尽管卢泰愚对华友好，急于与我建交，但台湾地区毕竟在韩国经营了数十年，耳目遍布，在政界和商界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不会轻易将台湾丢掉。谈判将会是一场马拉松式的，估计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是几年。
初期也正如钱其琛预料的那样，韩方提出要同台湾保持半官方的关系，但这是中方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韩方看中方毫无松动之意，又担心迟则生变，就放弃了原来的要求，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接受了同台湾断交、废约、撤馆的要求。
双方只进行了三次会谈，用时两个月，就达成了建交协议。
1982年8月24日，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和韩国外务部长李相玉并肩走进大厅，坐在铺着墨绿色绒毯的长桌前，正式签署了建交公报，标志了两国关系从此正常化。
上百名记者纷纷举起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两国电视台更是破例，全程转播了签署的过程，得到了中韩人民的一致赞誉。
结语：
公报的签署宛如一个句号，划完了两国敌对的历史状态。中韩的建交，对于东亚的和平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两国关系如滔滔江水，滚滚向前，不可阻挡。这也再次验证了国与国的交往，向来是利益优先，向来是实力说话。
参考资料
《钱其琛谈中韩建交始末曾搭专机赴朝鲜见金日成通报情况》钱其琛 - 领导文萃
《1992:钱其琛秘访朝鲜内情》钱其琛，延静 - 党史天地
《1992年推动中韩建交：钱其琛探秘朝鲜内情》大众文摘 201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