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身形枯槁，气息微弱的溥仪躺在病床上。
几年前他先是因为肾癌切掉左肾，后又查出尿毒症，如今病入膏肓，生活都难以自理，一直是妻子李淑贤在身旁照料。
这天，李淑贤刚刚将药喂给溥仪，他猛地抓住妻子手腕，呢喃道：
“杰二弟……，我想见见杰二弟……”
溥仪情绪激动，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李淑贤见状连忙将医生喊来。
溥仪见到大夫，情绪更加激动：
“大夫！大夫我还不想死，我……我还要为国家做事！我不能死！”
此时溥仪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每天的医药费也是如水般的流，逐渐掏空了家里仅存的积蓄。
事实上，当时溥仪身上早已没有什么钱财，可李淑贤却为溥仪留下遗产打了近十年的官司。
究竟是什么，让李淑贤不惜赔上命也要得到？
皇帝布偶戏中的“后”与“妃”
1922年，溥仪拿着四张印有四位妙龄少女的黑白照片，这是两位太妃为这位名存实亡的皇帝择出的皇后人选。
可惜照片并不清晰，年少的溥仪也只是浅浅扫了一眼，便抽出其中一张，告诉旁人：“就她吧。”
这位本应是皇后的女子名叫文绣，可太妃却并不满意溥仪的选择。
无奈之下，溥仪再次择后，选择婉容作为他的皇后，先前选好的文绣自然而然地降位成了淑妃。
那时，溥仪每天的生活无非就是骑着自行车游荡在空旷的红墙边上，把玩些西洋玩意儿，拥有一后一妃的溥仪也并不觉得自己有了什么不同。
他仍旧生活在紫禁城，仍旧冠有皇帝的头衔，维持着大清皇帝最后的尊容。
若是日子能继续这么过下去，或许后面的许多事情也不会发生。
1924年，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一行人驱赶出紫禁城，这位末代皇帝摆脱了禁锢他数十年的华丽宫殿，却也失去了作为“皇帝”最后的体面。
哪怕无权，溥仪也仍旧姓爱新觉罗。
当时，各派势力繁杂，日本的侵华野心不断膨胀，前朝皇帝的身份使溥仪成为日本人眼中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他们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来为他们的侵略提供温床，溥仪则是他们的不二人选。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溥仪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是被蒙骗被胁迫，还是溥仪出于愤懑报复的心理？
做出这样选择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但在此期间，溥仪又多了两位妻子，谭玉龄与李玉琴先后被册封为贵人，成为溥仪的“妃嫔”。
这场荒唐的皇帝布偶戏一直持续到1945年，而在这场戏剧里扮演后妃角色的女人们也大多未能善终。
在长春时，因溥仪的冷落，婉容郁郁寡欢，一度疯魔，染上鸦片；
文绣在天津时就登报要求与溥仪离婚，因不愿投靠日本人穷困潦倒，也早早离开人世；
谭玉龄与溥仪倒是情投意合，只可惜22岁就被人设计害死；
李玉琴与溥仪没有丝毫感情可言，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溥仪签署了离婚协议。
她们在滚滚的时代浪涛中，冠妃称后，在新旧时代交接的夹缝中苦苦生存，成为封建余孽的牺牲品。
低头的“皇帝”与最后的妻子
1959年，被特赦的溥仪走出抚顺市战犯管理所。
经过多年的战犯生活，溥仪已经不再像以往那般养尊处优，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北京，找了份植物园的工作。
虽然清贫，但溥仪觉得他最后的那十多年至少是自由的，没有沉重的头冠，没有虎视眈眈的日本人，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
也是在这期间，经人介绍，溥仪结识了他的最后一位妻子，李淑贤。
李淑贤与溥仪不同，她出身贫苦，解放后好不容易学了点知识，在北京的一家医院担任护士，认识溥仪前，她已有过两段婚姻。
当时，“离婚”对一个女人来说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因此李淑贤并没有向溥仪透露自己的婚史。
起初二人相处得十分愉快，或许是因为先前不甚美满的婚姻，以及早年因贪图享乐而亏空的身体，使得溥仪十分珍惜与李淑贤这段来之不易的关系。
但这段充满隐瞒的婚姻，也预示着它的结局并不会像话本子一样，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在结婚后不久，李淑贤便逐渐注意到，虽然溥仪对自己十分体贴，却对亲密接触十分排斥，夜晚也总是看书到深夜，等自己睡着后才上床休息。
李淑贤身为女人，多少都能猜到些，但却并未戳破。
直到溥仪知道自己曾经离过婚，怒气冲冲地跑来兴师问罪，她这才将话摊在明面上讲。
溥仪还在紫禁城时与宫女太监们嬉笑淫乐，过早地亏了身体，无法有自己的子嗣，这难以启齿的隐疾让溥仪十分痛苦。
而此时，李淑贤揭开他的伤疤，本来还一头火的溥仪顿时萎靡了下来。
他想，自己这后半辈子八成就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短暂的争吵过后，二人对于彼此的秘密已然心知肚明，但平日里仍旧像往常一样生活，明面上他们还是琴瑟和弦的夫妻。
溥仪前半生享受着九五至尊的头衔所带来的名誉，自然有着十足的心气，曾经的皇帝都是后宫佳丽三千，而自己却落得个被人离婚的下场，总是灰头土脸。
这在溥仪心里一直是个疙瘩，再加上自己也不能人事。
因此，不管怎样溥仪都不能再与李淑贤离婚了，他实在丢不起这个脸了。
李淑贤大抵也是拿捏住了这点，经常将“离婚”挂在嘴边，这也使得溥仪在这段婚姻中总是处于被动的位置。
那年恰逢弟弟溥杰的生日，其至亲达利扎雅来京，便提议借溥杰生日一家人团聚聚。
溥杰应允后便着手开始准备生日聚会。
在拟定邀请名单时，他首先给自己的哥哥溥仪打去电话，溥仪也很开心，并为弟弟准备了生日祝礼。
可到溥杰生日那天，李淑贤却安稳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丁点动身的意思。
李淑贤不悦道：“他又没请我，我去作甚？”
溥仪傻了眼，连忙解释说：“二弟当时说的是两位光临，怎么算没有请你？”
“我不姓两，也不叫位，更不是你的丫鬟婢女，我是李淑贤！他既没点名请我去，算哪门子邀请？你要去就去，我可拦不着你。”
溥仪急得站在李淑贤身边原地打转，他自己一个人去不成体统。
无奈之下，只好给溥杰打去电话，说李淑贤生病难以下床，自己得贴身照顾。
那场溥杰操办的聚会，至亲中也只有溥仪缺了席。
十年官司只为《我的前半生》
溥仪登基后便坐拥着紫禁城的所有财富，可当年过半百的溥仪再次回到北京，空无一物的他甚至需要买门票才能进入曾经自己生活数十年的紫禁城。
要说溥仪去世后还剩下什么，除了几十块钱，也就只有他的晚年自传《我的前半生》了。
这本书的前身是溥仪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时撰写的一份认罪资料，从复辟到离开紫禁城，再到成为日本人的傀儡皇帝，桩桩件件无一不详细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经过商议，上级部门派出版社李文达与溥仪共同整理，将这份手稿整理成书，《我的前半生》就此诞生。
此书一经出版受到广泛好评，出版社也给溥仪和李文达提供了丰厚报酬，这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关于这本书的矛盾却在十多年后爆发。
1983年，一家意大利的影视公司想要以溥仪为原型，拍摄一部名叫《末代皇帝》的影片，并且希望能够获得《我的前半生》这本自传的授权作为拍摄的材料。
通常来说，丈夫去世以后其财产应由其妻子或儿女继承，溥仪一生无子，这笔遗产也自然而然地转移到李淑贤的名下。
关于《我的前半生》授权问题因酬劳分配并未谈拢。
可此时，李文达出现了，他声称自己也拥有这本书的版权，并且极力支持意大利影视公司的想法，甚至在后来成了这部影片的顾问。
该影片一经上映，斩获大奖无数。可不久后，李淑贤却一纸诉状将李文达告上了法庭，她认为这本书应该属于溥仪，而自己作为溥仪的妻子，理应继承有关这本书的一切。
可李文达私自授权给影视公司，这严重侵害自己权益。
溥仪的身份特殊，有关《我的前半生》的版权争议引起广泛关注。
有人认为，当时许多内容均为溥仪口述，再由李文达根据资料校验整理，这是二人共同的心血，因此这本书的版权理应有李文达一份。
也有人认为，李文达是接受上级指示办事，书成后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他的参与只能算是辅助，只有溥仪才是这本书的真正拥有者。
因为涉及出版社、溥仪、李淑贤等多方的纠葛，而早已病逝的溥仪也没有白纸黑字地写下有关这本书的继承问题，导致这场官司打得十分艰难，长达十年。
199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定《我的前半生》归溥仪一人所有，其妻子李淑贤作为合法继承人拥有该书的版权。
这十年间，李文达离开人世，其妻女代他与李淑贤打官。
而李淑贤的身体也不再似以前，官司结束后不久，她便因肺癌离世，她真正拥有这本书的时间也不过一年之久。
李淑贤没有子女，《我的前半生》版权再次易主。
这一次，它成为国家所有的无主财产，尽管溥仪的亲人多次向法院申领这本书，可他们并不是李淑贤的合法继承人，再多的争取也化为泡影。
李淑贤对溥仪感情仿佛总是那般飘忽不定，两人之间那点微薄的爱情好像也充满着算计与隐瞒。
那李淑贤为什么对这本书还有着那么强烈的执念？
或许这是一种占有欲，是李淑贤向世人表明自己是溥仪合法妻子的证明。
哪怕自己也已经风烛残年，她也不惜耗费十年之久，宣示着自己的主权。
可李淑贤临终前却说，她不愿意与溥仪葬在一起。
华龙皇家园陵溥仪墓的两侧，是“贵人”谭玉玲的骨灰和“皇后”婉容的衣冠冢，李淑贤则葬在了八宝山公墓。
李淑贤生前能够用法律来捍卫自己作为溥仪合法妻子的身份，身后却不愿与自己的合法丈夫葬在一起。
李淑贤作为溥仪的最后一位妻子，拥有过两段婚姻，出身并不那么好。
或许她也曾为自己攀上“皇族后裔”感到窃喜，在深夜独自忍受着所谓名义夫妻的冷漠。
也或许是她感受到爱新觉罗家的疏离，所以才那么极力去证明什么。
最终，李淑贤似乎也没有逃脱作为溥仪妻子不得善终的轮回，着实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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