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 委 纪 要
1954年11月至1960年11月，王世泰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计委西北协作区先后担任副主任。
1954年11月，王世泰被调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王世泰到建委之后，先是协助建委主任薄一波搞筹建工作，以国家计委分来的干部为基础，又选调了一部分干部充实建委各部门，把建委的机构建立健全后，便开始着手工作。
当时，国家给建委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审批国家“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项目报告，搞初步设计；二是审批全国的城市重要建设项目。
王世泰曾带领建委和相关部委的专家，先后到东北和西北地区检查“一五”项目的执行情况。检查的项目主要有长春汽车制造厂、富拉尔基特种钢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水厂等。发现有的项目基建施工力量不足，王世泰会同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给予解决了。
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的选址，兰州水厂规模、西固热电厂扩建项目的追加和兰州市城市道路规划等重大问题，都是王世泰组织石油、化工、环保、交通、地震等部门的专家和甘肃省、兰州市领导深入现场审定的。武汉长江大桥的竣工验收工作，也是周恩来指派王世泰主持进行的。大桥的稳定性、冲击系数完全符合设计要求。作为一名曾经参与此项工程的建设者，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和自豪。1957年10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主持了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王世泰在现场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典礼后，领导们上桥参观
王世泰在建委期间，曾于1955年10月和建工部部长刘秀峰率团赴苏联学习考察。考察团成员是有关部委的司（局）长。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考察期间，王世泰由于突发脑血管痉挛，在莫斯科检查治疗了两个多月，到1956年1月才痊愈回国。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世泰被选为代表参加会议并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八大选举出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这次选举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次排列完全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在候补委员中王世泰虽位列47名，排在他后面的委员在部队中一般都是上将军衔，在地方上的至少是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和国家各部委办的正职。仅从来自部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说，有10位元帅、35位上将，另外还有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的5位中将。罗瑞卿大将位列中央委员第17名，排在他之后的元帅有7位，陈赓大将位列中央委员第25名，排在他后面的元帅也有3位。可见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完全是按照贡献大小和在党内的声望选出的。一般的省委书记和省长，连当选候补委员的资格都没有。直到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多数省的省委书记和几位部队上将，才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王世泰本人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之所以将八大选举的情况开列出来，目的就在于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开国和建国时期王世泰对党、对国家、对民族所作的贡献，并给其一个较为恰当的评价。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20日，王世泰的小儿出生了，他给孩子起名小鸣，以表示对“双百”方针的拥护。
1957年秋，王世泰（右二）与万里（左一）、王光伟（左二）、刘星（右一）合影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撤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其职能分别由国家经委、计委和建工部行使，王世泰被任命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机关的日常工作。
5月，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神州大地兴起。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追求更新更高的生产和建设目标，国家计划被反复修改，计划数字一翻再翻，计委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
6月1日，中央作出了《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七个经济协作区，同时撤销原来的六个中共中央局，要求按照各区域的资源条件，分别建立经济中心和工业体系。
国家计委的几个副主任分别调往各协作区任职。王世泰被分配到西北协区任副主任，主任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兼，实际工作还是王世泰来干。
新的协作区成立了，但各省“大跃进”的花样层出不穷，放卫星的速度日新月异。王世泰对此不敢妄加评论，按他已形成习惯且行之有效的做法，每到新的岗位，先从调查研究入手。要搞好经济协作工作，就得弄清楚管区内的资源状况、生产能力、市场需求等情况。
王世泰把西北协作区的机构建立健全后，便组织力量，先后跑了四个省、区，行程5万里，进行实地考察。1959年7月份，他们一行五六人，从西安出发，经甘肃平凉，进入宁夏，然后西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进入新疆。在新疆北到霍尔果斯口岸，南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时值盛夏，白天骄阳似火，沙漠中行车人如蒸桑拿浴，汽车水箱有时开锅不得不停车冷却，王世泰一行却不觉得辛苦，个个精神饱满，兴致极高，时不时为发现大西北这块广袤土地上丰富、神奇的资源而欢欣振奋。
在新疆期间，王世泰办成了两件事。一是就新疆八一钢铁厂的发展规模与自治区政府进行了协商，提出了分两步将八一厂的钢产量从10万吨提高到15万吨，以满足新疆建设的切实需要。二是根据南疆适宜于种棉花，而且产量高、质量好，提出在喀什建一个棉纺厂。王世泰将这两个项目呈报国家计委后，获准立项建设，为新疆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原来的六个中央局，同时撤销各经济协作区，11月5日王世泰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0年春节全家合影（西安）
西北协作区即将撤销时，王世泰组织有关人员，将两年来调查获得的资料，编制成《西北经济资源概况》，上报国家计委并留供新成立的西北局计委参考。
艰 难 岁 月
196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王世泰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
1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帮助甘肃省委改正严重错误，调整省委领导班子，稳定群众情绪。王世泰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不久，他举家迁到兰州。
西北局兰州会议，是在甘肃人民因缺粮而大量外逃、水肿、死亡的非常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期间，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就粮食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反右倾问题、民族统战工作问题和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上的错误作了检讨。中央和中央西北局在这次会议上，对甘肃省委的领导班子作了初步调整。决定由中央、西北局和甘肃省委组成8个工作组赴各地区帮助群众安排生活，抢救人命。在这次会议上，省委分工王世泰主管工业与交通。
1961年1月25日，中央决定汪锋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高健君任第二书记，张仲良任第三书记。调整后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分别是陈曾固、张鹏图、王秉祥、何承华、王世泰。新班子重新分工，确定王世泰分管民族统战和铁路工作。不让王世泰分管工业和交通了，却让他兼管铁路，可能是考虑到铁路是铁道部直属企业，王世泰在铁路战线有号召力，兰州铁路有问题时叫他出面解决效果好一些。
3月21日，省委又决定成立由高健君挂帅，王世泰、李培福、孙润华等人组成反右倾整风案件复查委员会。同时决定复查甄别的日常工作由王世泰负责。这项工作的背后牵涉着敏感的政策问题、炮制者的责任问题、尖锐激烈的情感问题等等，尤其是政策问题要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可王世泰认为，纠正冤假错案，关系着每一个当事人的政治生命，关系着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他没有理由不去尽心尽力地完成。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王世泰翻阅审查了大量档案资料，接待了大批上访者，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工作的文件，为历年来全省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还为5378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经过甄别平反，先后启用各级领导干部2147人，其中地级以上干部22人，县处级干部128人。”这就是王世泰两年参与主持甄别平反工作的成绩。
从上述行文中不难算出，经过平反的冤假错案人数多达27.6万余人。但王世泰在他的回忆录中坦然相陈：“限于当时政策，对占应甄别总数的80％的予以平反和纠正。”就是说还有将近7万人应该平反而未能平反，这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之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这些阻力有政策方面的，也有思想方面的，尤其是造成错案的单位和责任人，不敢正视错误，怕否定自己，怕算旧账，怕受处分，怕影响自己威信和前途，千方百计地制造障碍。
王世泰是顶着政策压力，顶着各种阻力开展工作的。查阅当时甄别工作的会议记录和电话、电报、文件通知等档案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用“加急通知”的方式上报和下发的，足以证明王世泰当时的焦急心情和使命感。在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中，不难看到王世泰针对工作进度缓慢、人为阻力重重等现象严厉批评乃至发火的字眼：“有些地方和单位在已经甄别过的案件中，有些应该平反的没有平反，不应该留尾巴的留了尾巴。还有些把应该列入甄别的人漏掉没有甄别。”“在甄别平反了的干部中，还有一些应该恢复名誉的没有及时恢复名誉，应该安排工作的没有及时安排工作。”“这些问题今后必须认真改进。”
1964年秋，中央决定调王世泰到全国人大当专职常委。王世泰交代了工作，准备赴京报到之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刘宁一在电话上告诉他：“北京正在备战，还要疏散，你就暂时不要来了。”
鉴于这种情况，王世泰除了等待，别无良策。可他是个把党的事业看得高于自己生命的人，就让自己这样无限期等下去，总觉得不是个事。于是，王世泰主动要求省委给自己安排一些工作，省委决定让他参加全省社教工作团。
从1964年秋至1966年春，王世泰被先后派往张掖县上秦大队、武都县汉王镇和成县城关镇蹲点参加社教工作。在这三期社教中，王世泰尽可能地为当地群众办了一些生产和生活自救的实事。例如，他帮助上秦大队砖厂恢复生产，用自己在部队上的关系，无偿为这个大队拉运肥料、良种和燃料等，千方百计地增加集体和社员的收入。
在汉王镇，王世泰又通过管农业的副省长李培福这层关系，为汉王镇争取到了一笔小型水利投资，改善了当地的水资源环境，扩大了水田的种植面积，提高了粮食亩产，使汉王镇的粮食产量比原来翻了一番还多。王世泰还建议恢复了汉王镇被取缔多年的农贸交易集市，方便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这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气候下，是绝对犯忌的事。在这几次社教中，王世泰做过一件在当时看来非常出格的事，他发现成县城关镇为宣传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到处粉刷墙壁涂写标语时，批评这是浪费人力和财力，是污染环境。当然，王世泰在后来为自己说过的这些话曾做过没完没了的交代和检查。
王世泰在成县的社教尚未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其规模之空前、来势之凶猛、气氛之紧张，顿时令各级领导乱了方寸，不知所措。
当年7月，西北局通知王世泰到西安参加会议，重点研究如何派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想借此稳住阵脚，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社会秩序。参加这次会议的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坐镇西安，遥控指挥。结果，他们发回去的指示不但没人听，还落下了个“镇压群众运动”的罪名。
参加西北局会议的甘肃省委领导返回兰州后，大有天下大乱之感。到处都在揪斗“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心惶惶，不知所从。当时，兰州大学学生和兰州铁路职工发生冲突。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让王世泰到铁路局做工作。王世泰到铁路局后，连大门都无法进，他只好翻墙而入。
一看眼前情景，王世泰傻眼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聚集起来的人群情绪激愤，混乱局面无法控制。他找到了局党委书记苏华和局长赵滔了解情况，他们说是省委个别领导人支持兰大学生，围攻殴打铁三中教师、学生而引发的事件，责任不在铁路局，更不是他们组织煽动的，他俩的处境很艰难，随时可能受到批斗，表示无能为力，还为老领导的安全担忧，请王世泰尽快离开。王世泰也实在无法说服铁路职工，只好回省委向汪锋同志如实汇报情况。没过几天，兰州铁路局职工包围了省委大院，点名要求处理省委某些领导人，王世泰代表省委劝说铁路职工先撤离省委，然后进行谈判解决问题，但是铁路职工坚持要立即处理省委某些领导同志，王世泰当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两次都未能完成省委交给的任务。
8月以后，“破四旧”和“大串联”高潮迭起，“造反派”到处煽风点火，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停止了活动，党中央权落“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甘肃省委、省政府已处于瘫痪状态。一时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商店出现了大批“造反派”，组成了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兰州地区最大的两支造反派组织是“革联”和“红联”，前者以党政机关干部和第七工程局职工为主，后者以铁路职工为主。
初期，“造反派”们可能是认为王世泰在甘肃省级干部中并非掌握实权的“重臣”，算不上“走资派”，所以暂时还没有揪斗他。1967年1月，上海掀起了“一月夺权”风暴，很快波及全国，兰州地区经过激烈争夺，“红联”于2月5号完成了夺权。按当时上级要求，组成一个领导班子必须是军方、造反派、老干部“三结合”的，“红联”便把王世泰和甘肃的两位副省长冯直、王国瑞结合上了，让他们分工抓生产，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生产经常遭到干扰、破坏，王世泰他们也无力维护。
由于“二五夺权”没有得到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认可，“红联”很快发生分化，其中一部分人成立了新的造反组织“红三司”。“红三司”在兰州军区的支持下，掀起了新一轮的夺权高潮。“革联”和“红三司”的某些人，多次到王世泰家中搜查，将他的照片、资料和书籍全部抄去。最后，书籍大部分归还，照片和资料全部丢失，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1967年8月5日，中央发表对甘肃问题的决定，定性“红三司”为造反派，“红联”为群众组织，“革联”为保守组织。并宣布了以冼恒汉为首的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尔后，兰州地区群众组织各派之争暂告停息，王世泰被划为“汪锋一小撮”，接受军管和批斗。由于王世泰曾经和高岗、习仲勋、彭德怀一起工作，便被定为所谓的“彭（德怀）、高（岗）集团”骨干，受到了长达8年之久的批斗审查，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中央开始着手解放老干部，对王世泰的管束也随之放松了许多。1974年中央决定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王世泰被补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1月13日，他参加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就在王世泰去北京参加会议之前，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王世泰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甘肃省委对他的使用依然设定了限制的框框。
早在1971年5月6日，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讨论认为，“王世泰是彭、高集团骨干分子”，并作出了将王世泰“开除党籍，报中央审批的决定”。就在这件事还在进行之中，发生了林彪叛逃坠机事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要不要继续搞下去产生了严重疑问，对运动以来逐步升温的盲目崇拜开始动摇，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极度担忧。
鉴于这种严重局面，党中央、毛泽东把逐步解放被打倒了的老干部作为稳定局势的一项重要方针提了出来。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王世泰的政治命运才有了转机。1972年3月23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了常委会议，听取了省革委会政治部党委关于王世泰、李友九、马继孔等人的审查报告。会议决定将原定王世泰是“彭、高集团的重要骨干改为重要成员”并“免予处分”。王世泰虽然幸运地留在了党内，但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并未减轻多少，仍然给他留下了一条沉重的政治尾巴。
王世泰就是拖着这条沉重的政治尾巴进入甘肃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对于这一点，王世泰心里明白。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的工作仅是象征性的职务安排，名义上协助主管财贸工作，实际上没有参与什么具体工作。当然，有一些必要的大型政务活动和集会，也通知我去参加。这一时期，甘肃的形势不太稳定，农业收成不景气，工业生产效益不高，人们思想比较混乱，干部情绪比较低落。”对此，王世泰非常担忧，他决定去基层调研。
1976年春节王世泰（前右）参加拥军活动
1976年春耕时节，王世泰带了省财办一位处长和秘书高鹏程，轻车简从，去了定西、岷县、宕昌、武都、文县、两当、天水等地、县。这是他经历十年后第一次下乡工作，心情十分激动，急切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各种形式，了解情况，分析问题。他深入田间地头、山间林区、农贸集市，组织基层干部座谈。在陇南，不顾自己已是六十几岁的老人，拖着伤残的腿，上山爬坡深入最困难的乡镇村庄，走访农户。历时一个多月的调研，王世泰不仅了解了所到之处的春耕生产、群众生活以及受灾情况，对运动给甘肃农村造成的破坏也深有体会，深感痛心，同时也看到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坚持生产的积极性，地、县和基层干部敢讲真话的作风，令王世泰感到欣慰，看到了希望。
1979年王世泰在甘肃省天水市社棠镇参观甘肃绒线厂
1979年王世泰在甘肃省天水市社棠镇参观甘肃棉纺厂
回到兰州后，王世泰立即主持给省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如实反映了农村存在的问题，诸如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林业保护手段脆弱、毁林现象得不到有效制止、上面要求宣传形式主义的东西多、下面虚报浮夸的风气还存在、群众缺粮少钱生活困难、基层工作难度很大等，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报告送出不久，省委就批转到全省，省革委会有关部门也对春季贫困地区的群众生活问题，做了专门安排，追加了粮食和资金划拨的指标。当时的一位省委副书记对王世泰说：“多亏你写来这份报告，我们年轻人如果这样直率反映问题，有些领导会不高兴的。”王世泰说：“要工作，就得讲实话，就得实事求是。”
【王世泰（1910年3月17日－2008年3月14日），陕西洛川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解放军第四军首任军长。1927年秋考入延安第四中学。1929年4月在延安第四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陕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铁道部副部长等职。王世泰是中共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十七大特邀代表。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9月、1987年11月分别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届至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8年3月14日10时57分，王世泰因病医治无效，在海口逝世，享年9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