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1906-1982）
作为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先生在民国时期即已出版《咀华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与《咀华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初版，1947年再版）两本文论集，此外还陆续发表了若干文论作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文论作品得到再次结集出版，然而，基于《咀华二集》初版本与再版本的差异，这一次出版过程中存在诸多有趣的细节，在此简述如下：
（1）《咀华二集》存在初版本与再版本之分，且再版本并不是基于初版本之上的一个“完整版本”，恰恰相反，《咀华二集》的初版本在篇幅上胜出再版本一倍之多（为李健吾文集编选献力甚多的李维音女士，至今都还以为《咀华二集》初版本在战乱中已全部丢失，同时将《咀华二集》再版本误作为一个完全继承初版本的内容并再度增补了文篇的“完整版本”，参见李维音女士于2022年发表在科学网上的博客文章《也来谈谈李健吾和曹禺和他的作品〈雷雨〉》，blog.sciencenet.cn/blog-380104-1344321.html）。
李健吾和长女李维音
（2）由于日本宪兵的阻挠与查封，《咀华二集》初版本并没有进入预计的发售与流传渠道，而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内连同其他书籍一起被查封没收。因此，《咀华二集》初版本一度被认为彻底绝迹，直到近几年少数几本流通于书市，才被一睹真面目。
（3）有趣的是，在八十年代重新编选出版的第一本李健吾文论集《李健吾文学评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却收录了《咀华二集》初版本中特有的大量篇章。
（4）然而，在八十年代后续出版的文论集中，这些《咀华二集》初版本中的专属篇章却消失了，仅有再版本中的文章。这暗示出，《咀华二集》初版本在出版过程中可能遭到了遗失。
（5）《咀华二集》初版本的“再度消失”，引发了后来一系列李健吾文本编撰的误判，这甚至延续到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李健吾文集》之中。比如，在《李健吾文集》第七卷（文论卷）中，《序华铃诗》一篇标为“出自《李健吾文学评论集》”，且编者序写道“收入《李健吾文学评论选》时，作者改题名为《序华铃诗》”（李健吾：《李健吾文集[第七卷·文论卷1]》，李维永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151、154页）。殊不知，此篇文章正是《咀华二集》初版本的特有篇章之一。其原先在《星岛日报·星座》初次发表时题名“诗人华铃论”（1938年11月），而在《咀华二集》初版中已更名为“序华铃诗”（由于假定《咀华二集》再版本仅仅是对初版的补充，《李健吾文集》还将实际上属于《咀华二集》再版本的跋文错误地归于《咀华二集》初版本，从而忽略了初版本跋文中独有的数?段异文，参见《李健吾文集[第7卷·文论卷1]》，第5页）。
2023年初，笔者从银川购得《咀华二集》初版本一册（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扉页有毛笔题签“德福学兄赐教，李健吾，一月十日”，另数行水笔题跋“德福是谁，已不记得。在旧书摊上买回此书，因手头已无此书也”。无论从内容还是笔迹上看，题签与题跋都应出自李健吾本人无误。更可贵的是，这本书的目录部分有大规模钢笔批注，涉及所有篇目，再细审之，批注内容和1983年《李健吾文学评论集》的出版密切相关。进一步稍加查阅，此书的身世就徐徐揭晓——它就是李健吾于1981年亲手寄给巴金胞弟李采臣的作者自藏本（自1978年以来，李采臣被返聘为宁夏人民出版社业务顾问，并竭力促成了巴金、李健吾和冰心等人作品在该社的出版，甚至还亲自为某些书籍出任编辑），也是《李健吾文学评论集》的出版底本之一，此外，它提供的诸多细节也能印证前述的五条推理。
不无遗憾的是，此书内文有十篇已散佚，篇幅接近全书的三分之一。笔者原以为是流通过程中的无妄之灾，但是再度细校之后发现，散佚的篇目兼具两个特点：其一，在目录中，恰好所有散佚篇目上方都有红圈为注；其二，正是这些散佚的篇章，作为《咀华二集》初版本特有篇章，在《李健吾文学评论集》中得到了编选和出版。
从这些线索出发，笔者进行了一番查证，在发覆《李健吾文学评论集》出版过程的期间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推断：在1981年，身体欠安的李健吾先生已难做旧稿誊抄，又暂时缺少复印条件，他只好将手头唯一存留的《咀华二集》珍贵初版本，连同两本香港盗印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再版本，加上其他后来创作的文学批评文章一起寄给李采臣，充作《李健吾文学评论集》的底稿。李健吾原意应为交供复印，但出版社在排印时拆散了初版《咀华二集》原书，取去了相应篇章。而之后，拆去的文稿和《咀华二集》的底本都没有得到发还（或是由于李健吾先生1982年底猝然离世）。由此，这本珍贵的李健吾自存《咀华二集》初版就此失落。
接下来，本文将先略述《咀华二集》初版与再版本的篇目差异，以及在李健吾再版文论集中的编选细节；接着，借助李健吾书信集等一系列材料，本文将重构八十年代李健吾文论作品的再版史，明确再版的底本来源与《咀华二集》初版本具体的遗失细节。
李健吾毛笔签赠及钢笔题跋
《咀华二集》的前世今生
早在2005年，魏东和汪成法就注意到《咀华二集》初版与再版之间可能存在异同——《咀华二集》初版于1942年，但1947年再版本中却收入了写于1946至1947年的三篇文章，此即为证据之一（参见魏东：《〈咀华二集〉版本考》，《山西文学》2005年第五期；汪成法：《李健吾〈咀华二集〉出版时间质疑》，《博览群书》2005年第十期）。不过，由于彼时尚未有书影存留，对初版本的内容测定仍旧只能处于猜想层面。2008年，在《咀华二集》初版本第一次公开面世后（后来，《咀华二集》的初版本在孔夫子旧书网还出现过三回，其中一册为李健吾1941年12月题赠金性尧的出版样书，此书的罕贵程度自不待言），魏东及时跟进，不但详列出其内容，还补全了各篇目的最初刊发来源，并对前后版本的内容更易及背后考虑做出了可信的论证。概言之，在日伪于1942年4月对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查抄中，初版《咀华二集》几乎全遭没收，由此几成珍本；而由于原有选编的驳杂，李健吾本人在再版本中删减了初版中的大多数内容，又补入几篇，同时将作者署名由“李健吾”更回“刘西渭”，与先前的《咀华集》保持一致，也明晰了“刘西渭”笔名的统一风格。
现据现有研究与笔者手头的底本，将《咀华二集》初版、再版的文篇更易，以及初版特有文篇在八十年代之后出版中的景象甫一罗列：
1.篇目更易
《咀华二集》初版本特有文篇（共十五篇）：《悭吝人》《福楼拜书简》《欧贞尼·葛郎代》《恶之华》《旧小说的歧途》《韩昌黎的〈画记〉》《曹雪芹的〈哭花词〉》《假如我是》《自我和风格》《个人主义》《情欲信》《关于鲁迅》《致宗岱书》《序华玲诗》《跋》（再版的跋语有较大幅度的删改）。
《咀华二集》再版本特有文篇（共三篇）：《清明前后》《三个中篇》《陆蠡的散文》（俱作于1946至1947年间）。
《咀华二集》初版与再版本共有文篇（共六篇）：《朱大枬》、《芦焚》（再版本易名为“里门拾记”）、《萧军》（再版易名“八月的乡村”）、《叶紫》（再版易名“叶紫的小说”）、《夏衍》（再版易名“上海屋檐下”）、《关于现实》（魏东不但详细列出了初版与再版的篇目区别，还第一次对初版本各篇的原初刊载情况做了钩沉，张怡鹤也对此有过总结，分别参见魏东：《被遗忘的〈咀华二集〉初版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六期；张怡鹤：《一个批评家的自我“养成”——从咀华二集的两个版本说起》，《汉语言文学研究》2022年第四期）。
2.两版《咀华二集》在后来李健吾选集中的编目情况
《李健吾文学评论选》（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初版特有文篇，除《悭吝人》《福楼拜书简》《欧贞尼·葛郎代》《致宗岱书》外，其余全收。其中，《假如我是》被移置为序二，《恶之华》易名为“恶之花”。再版本特有文篇除《清明前后》外皆收入。两版共有文篇，除《上海屋檐下》以外皆收入，且篇名以再版本为准。此外，两版的跋文被综合处理为《序一》。
《李健吾戏剧评论选》（198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初版特有文篇仅有《悭吝人》收入（易名为“吝啬鬼”），再版文篇收入《清明前后》，共有文篇收入《上海屋檐下》。
《李健吾创作评论选》（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特有文篇均未收入，再版特有文篇均收入，共有文篇中《里门拾记》《八月的乡村》《叶紫的小说》三篇得到收入，篇名以再版本为准。
《李健吾文集》（2016年，北岳文艺出版社）：两个版本中的所有文篇都得到了收入，其中，除开被戏剧评论选收入的《悭吝人》，《李健吾文学评论选》未收入的其他三份初版本特有文篇，分别被增补在第七卷（《致宗岱书》）、第十卷（《福楼拜书简》）、第十一卷（《欧贞尼·葛朗代》）。此外，《文学评论选》所收入的初版特有文篇，在《文集》中均标注为出自《李健吾文学评论选》。显然，在编选《李健吾文集》时，编者手头仍旧欠缺作为底本的《咀华二集》初版本，或对之没有清晰意识，而只能靠“转引”的方式补全其中篇目。
3.基于出版底本的编选细节
在笔者手头的出版底本上，留下了更多的编选细节。以目录页为例，李健吾框出了前六篇文章，并注明“重复”，意即这些文章也被收入《咀华二集》再版本；《悭吝人》一篇单独框出，页边先是写上“收入戏剧”，后又改为“不收”；《福楼拜书简》与《欧贞尼·葛郎代》两篇一并框出，页边先是写上“收入文学评论”，后改为“不收”。《恶之华》与《序华玲诗》原被划掉不收，后改为“收”，并分别标注“移到目录之24”与“移到目录之25”；《假如我是》被划掉，页边注“序二”；《致宗岱书》被划去。
从目录页来看，以上标注绝大多数对应于《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的选目与列序。比如，《恶之华》与《序华玲诗》两篇被排在一起，分别位列正文的第二十五与二十六篇（与目录页标注之间存在一位的差异）；被标注为不收的文章，没有出现在《文学评论选》中；而被标注为“重复”而划掉的文章，以《咀华二集》再版本得到收入，题名也以再版本为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得知，《咀华二集》的初版本与再版本都属于《文学评论选》的底本，这印证了《文学评论选》后记中的那句话，即“这里收的大多是《咀华集》三种版本的全部文字”。
此外，我们还能推断出，《李健吾文学评论选》与《李健吾戏剧评论选》的编选发生在同一时期，因此前者未收录的戏剧类评论，就转编到了后者之中，这一点也可以通过目录页边写的“收入戏剧”得到旁证（李健吾致李采臣的一封书信也能证实这点：“《咀华集》我看过，就可以付印了，我只抽了两篇，一篇是关于《雷雨》，一篇是关于夏衍的，因为编入《戏剧评论集》了，也归戏剧出版社出。”李健吾1981年4月30日致李采臣信，载于《李健吾书信集》，李维音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191页）。
最后，除开基于笔迹的考量，我们有理由推断目录页的字迹出自李健吾本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文学评论选》和《戏剧评论选》分别在不同出版社、不同地区出版，所以《悭吝人》一篇的页旁注“收入戏剧”不可能是《文学评论选》的编辑所为。
《咀华二集》初版本目录页及批注
在梳理以上篇目选编情况后，《咀华二集》初版本在后来李健吾文论作品中的缺位才可以得到充分考察。在《文学评论选》出版一年之后出版的《李健吾创作评论选》，收入了《咀华二集》再版本的篇章，却缺少了《咀华二集》初版本的所有特有篇章，这是一个巧合吗？基于对李健吾书信来往的考察，我们有资格对该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
拆书成稿——《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的出版过程
李健吾先生长女李维音女士编选的《李健吾书信集》中，收录了李健吾致李采臣的多封书信，后者正是促成《李健吾文学评论集》出版的关键人与中间人。在1981年1月10日致李采臣的书信中，李健吾首次提到自己想要“把我解放前后的书评尽量收在一起，名字还叫《咀华集》”。紧接着，许是李采臣在复信中表示了认可（本书信集仅仅单向收录了李健吾的去信），李健吾在下一封信（同年4月4日）中说到自己已经在收集旧文，不过“唯收集齐相当困难”。不久之后，文篇的收集突然跨了一大步：4月28日的信件说“《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现在得到香港偷印的版本，再将《文艺复兴》上有关批评加上，并其他合在一起，过一两个月可以奉上，请做定夺”。
“香港偷印”版本具体所指为何？我们可以结合同期信件稍作分析。第一，李健吾在1981年7月16日致柯灵的信件中提到，香港某家书店“出了”《咀华集》和《咀华二集》，让他于年底去香港开会（即1981年12月21日至23日的“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时带回。其实，这两种书并没有重新出版，而是被当时以盗印民国书籍发家的波文书局影印贩售了一通，对此，远在内地的李健吾自是大为不满（“这种风气是太坏”）。因此，我们可以猜想，4月得到的“香港偷印版本”，指的就是《咀华集》与《咀华二集》，这样才能打通整句话的逻辑，即将咀华一二集与后来写就的批评文章结集为《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经过网上检阅，笔者找到了波文书局的盗印版本图影——被波文书局影印出版的《咀华集》与《咀华二集》，封面和内文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完全相同，仅在封底右下角皆有一方紫色波文书局图章。不过考虑到《咀华二集》初版本的稀缺性，波文书局应该无从找到原本进行盗印，且若李健吾能买到《咀华二集》的初版本，他也不至于寄去自己唯一的自藏底本。
波文书局影印版《咀华集》《咀华二集》封底
第二，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李健吾已经没有用“咀华集”命名该选集的计划，而是改成了《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在接下来致李采臣的信中，他都以《李健吾文学评论选》《文学评论集》或《文学评论选》称之。
不过，有趣的是，既然李健吾在4月28日已经得到香港偷印的咀华一二集，为何还要在7月再托柯灵带回一套呢？通过检阅同集中的其他书信，我们不难推断出其中原因：宁夏人民出版社迟迟没有发还《文学评论选》原稿，而同时李健吾却要将相关文章复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的《李健吾创作评论选》与四川人民出版社拟出版的《李健吾选集》文论卷（后者实际上并未出版），因此，他只好另购一套充作底本。不过，由于柯灵年底方动身，而李健吾在10月既已答应李致（李健吾称之为“李侄”）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健吾选集》，其中的文论卷又难免要收入咀华一二集的多数文章，因此，李健吾在1981年10月27日致李济生的信中，又提到自己近日让李致找巴金借《咀华集》与两种《咀华二集》进行影印（“但文学评论，我手头无书，他[指李致，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说他向老巴要《咀华二集》初版与《咀华集》，影印之后，给我……你看见老巴时，请他在十一月中把《咀华集》全部带来，其中初集一册，二集两种[一种有《清明前后》，一种没有]……”李健吾1981年10月27日致李济生信，载于《李健吾书信集》，224页），从这点来看，资源的掣肘和调用的麻烦不难想见。
说回《文学评论选》。在1981年7月27日，李健吾在信中告知李采臣书稿已寄出，连封面在内共有两包。同时，还叮嘱他咐人将其中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不难看出，李健吾自己并未誊清原稿，否则原稿中也不会有简繁转换的需求（李健吾早就改写正体字）。其实，在晚年，李健吾甚少誊抄，这与他日益糟糕的身体状况有关：在通信中，李健吾不断提及高血压、白内障、冠心病等等对他的困扰，也感叹渐长的年岁让自己笔下记忆变坏、错字连篇。而由于当时复印技术尚未普及，李健吾也缺少将手稿或文本底稿都复印寄出的条件，因此，他在出版作品时常常是寄出手稿，再要求出版社事后发还。比如，为了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李健吾剧作选》，他在编选《文学评论选》的同时也数次致信李采臣，先是催促其返还先前在宁夏出版《李健吾独幕剧集》时用到的两篇剧作手稿，后面还要求返还剩下七篇（1981年5月22日、5月30日、12月7日致李采臣信）。
种种迹象和线索可以支持这样一种猜测：在1981年，为了出版之用，李健吾直接将从香港波文书局购得的盗印本《咀华集》《咀华二集》再版本，连同自己所藏的这一册《咀华二集》初版，一并寄给了李采臣，作为《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的出版底本（尽管不确定李健吾托谁购得了盗印的诸种《咀华集》，但此人很有可能是华铃——其一，彼时华铃是李健吾为数不多的香港好友与通信对象；其二，从李健吾与华铃的通信可以看出，他数次拜托华铃从香港购书、购药，且在1981年11月11日致华铃的信件中，李健吾也有请求他购买自己的作品：“据说，香港出了不少我的东西，你能设法买几部给我吗？”《李健吾书信集》，143页）。对此，我们还能补充一条李健吾藏有《咀华二集》初版的事实：在1981年7月28日致巴金信中，他提到在编选《文学评论选》时发现一段“收获社”中的哭花词段落，并与自己手头《咀华二集》中的“哭花词”进行了对照。由于《曹雪芹的〈哭花词〉》一文只选编于《咀华二集》初版，于再版本中已被删去，因此李健吾彼时手头应该已有初版本。不过，李健吾的实际参对时间应该在27日之前，因为所有文稿已于27日寄往李采臣，致巴金信的见告写得稍晚了几天。
不过，虽然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来往中存在诸多不便、掣肘与麻烦，李健吾却始终保持着耐心与积极的心态。尽管数次催促李采臣返还原稿，并偶尔对出版社的效率表达担忧（参见李健吾1981年6月20日致李采臣信，另参见1981年3月16日致马小弥信），李健吾仍旧对李采臣及其所效力的地方出版事业大力支持。在《李健吾独幕剧集》出版进度缓慢的情况下，李健吾本人仍旧“为了支持他（指李采臣），再给他一本书，是《文学评论选》”（李健吾1981年4月16日致马小弥信，载于《李健吾书信集》，第6页）。此外，他还帮助李采臣四处约稿，向其引介了唐湜、阮文涛、李广田等人，还帮其探问杨绛散文集的可能出版事宜（参见李健吾1981年11月23日致李采臣信，《李健吾书信集》，196-197页）。在最近发表的一封汪曾祺致李健吾回信中，也涉及李健吾为宁夏人民出版社约稿事宜：
采臣我在上海认识，我也知道他是宁夏人民出版社的顾问。他约我编一本小说集，我自然是高兴的。但是，我在四川已经答应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明年交稿。约稿的是采臣的侄儿。他们叔侄是要展开竞赛的，但是看来侄儿比叔叔的手更要快一些。因此，我对采臣暂时只好无以报命，俟诸来日吧。（汪曾祺1982年5月31日致李健吾信，载于《汪曾祺致李健吾的两封信》，李维音整理，《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二期）
在身体状况不佳、物质条件极其有限的八十年代初期，李健吾先生四处调用资源，完成其作品集的重编与再版事宜。在该过程中，出版条件的不便造成了李健吾自藏《咀华二集》初版本的遗失，从而引发了后来文集编选过程中的文献缺位、出处误植乃至对《咀华二集》初版本的内容误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李健吾文集》之中。然而，尽管偶有抱怨，李健吾先生仍然张罗着四处搜集文稿，并且始终没有放下自己助人的侠义心肠。这为《咀华集》中那个纵情批判、畅所欲言的刘西渭形象平添了一丝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