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巴西帝国已形成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组织。其奴隶制与扩展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社会冲突的基础。
巴西多个经济部门主要利用黑人奴隶劳动来推动增长，但是同时这种状况从内到外损害了奴隶制自身。英国与巴西关系的独特性就是上述状况的明显例证。1825年8月英国成功地让葡萄牙承认巴西帝国的独立。次年英国又迫使巴西政府签订一项贸易协定（1827年获得批准）。据此，过去对奴隶贸易的限制继续有效。此外，条约迫使巴西在1830年终止奴隶贸易。换言之，英国人保持巴西社会经济的落后性对其是有利的，同时他们又支持巴西奴隶主的君主制。
当其设法阻碍奴隶贸易之时即破坏了奴隶制本身，因为奴隶的艰难生活阻碍了劳动力的充分再生产，而同时又没有新奴隶的输入。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巴西丢掉西斯布拉丁省这一包袱，因为当时佩德罗一世政府已很难维持对该地的控制。
巴西宣布独立后，葡萄牙军队放弃了蒙得维的亚，这样只有莱科尔将军的巴西驻军留在该地。但是，实际上这支驻军只能维持在上述城市界线内巴西政府的权威。1825年4月19日，以安东尼奥?拉瓦列哈为首的33名骑手穿过巴拉那河进入西斯布拉丁省领地，并号召乌拉圭人武装起义。
8月25日，在佛罗里达城，乌拉圭人民代表大会宣布东岸（乌拉圭）独立。由于同巴西的战争远未结束，正在寻找盟友的乌拉圭人请求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其国家的保护者。很早之前就觊觎东岸的阿根廷，决定马上让它加入拉普拉塔联合省（阿根廷）。
作为回应，1825年12月10日，巴西对阿根廷宣战。战争没有给巴西带来任何军事荣耀，巴西人接连遭遇失败。1827年2月20日，在伊图萨因戈（帕索?德罗萨里奥），巴西人被阿根廷人打败。
然而，被内部不和所削弱的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坐下来同巴西人谈判。阿根廷的代表未在条约上签字，因为该条约规定乌拉圭应维持其巴西帝国之西斯布拉丁省的地位。与此同时，乌拉圭人也并不赞同这一条约，他们继续战斗。阿根廷有不少人宣布反对该条约，认为它对国家是一种耻辱。
最终，政府崩溃。阿根廷新政府命令重新展开军事行动。战争继续进行，但是这次无论是巴西还是阿根廷都没有取得战果，因此1828年8月25日两国达成和解。由于乌拉圭人在争取其自由的斗争中百折不挠，所以两国承认“东岸”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换言之，巴西放弃了西斯布拉丁省。没有赢得战争，这使得巴西人更加对佩德罗一世政府不满。在整个战争期间，民众已表达了愤懑，这就给巴西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登上巴西皇位以来，佩德罗一世就是一个专制君主的形象。他对1824年版《宪法》置若罔闻。在一个刚取得独立的国家，在很多人还在渴望建立其共和制的国家（这体现在不久之前还存在“赤道联盟”），佩德罗一世却反其道而行之，试图加强同老的宗主国葡萄牙的联系。
从争夺乌拉圭的战争一开始，这场战争就不得人心。当时，对于葡王将乌拉圭作为帝国的组成部分，很多人就感到有点不合情理。只有英国人从其昂贵的占领中获得了实际利益，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蒙得维的亚同南美洲其他国家做生意。
战争需要巨额资金和人数众多的士兵。因此，政府增加税收，募兵站组织征兵，甚至采取强制手段征召新兵。在军队供应和士兵薪金支付方面人们已感觉到资金不足。除此之外，官员和承包人的渎职形同将国库和士兵抢劫一空。
军队纪律是在严厉的惩罚的基础上维持下来的。无论是战争的目的还是军队的社会构成（军官曾是奴隶主，一部分士兵不久前还是奴隶）都帮助不了军队保持坚定性和完整性。与此同时，乌拉圭人以其自由思想感染着许多巴西人。
军事的失败在军队中也引起了不满。战争的长期延续不断要求更多的经济投入，但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没有条件持续投入，这就揭示了巴西经济的落后性和单一性，以及它对英国的依赖性。
此外，英国实际上采取了十分自私自利的手法。它利用巴西的迫切需要，以高出国际市场3倍的价格向巴西出售商品和粮食、弹药等，而同时却实施反巴西的政策。当时英国对于巴西占领乌拉圭并没有提出异议，巴西政府曾让英国人在蒙得维的亚自由贸易，而拒绝给予西班牙以贸易自由权利。
但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后期，英国人完全反对巴西试图组织对蒙得维的亚的封锁，除此之外，他们支持在阿根廷与巴西之间存在一个小小的独立的乌拉圭。对于英国人来说，乌拉圭适宜于成为南美洲的开放门户，同时它在两大邻国阿根廷和巴西之间又像是众女神争夺的金苹果。
英国人认为，干涉软弱的乌拉圭比插手巴西和阿根廷更加简易。以捍卫乌拉圭的独立为借口，英国人更易于维持他们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贸易自由。这就是1827年和1828年英国人充当阿根廷人与巴西人坚持和平谈判的倡议者和调解人的理由。征服乌拉圭的战争激活了黑人反对奴隶制的斗争。
参加军队的部分黑人已获得了自由。由于大量军队士兵已集中在战斗地区，他们已完全不可能充当镇压奴隶反抗的工具。利用这种新形势，一些黑人开始逃离种植园。这一情况在巴伊亚省特别明显，在该省，黑人占总人口40%以上。
逃亡黑人聚集成群体，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组织成为自由公社，称为“基隆博斯”。不少情况下，自由黑人成功地抵御了攻击他们的讨伐别动队，从而捍卫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从1808年到1830年，巴伊亚省的圣萨尔瓦多城的黑人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其主人。只是在经过浴血奋战后，借助正规军参战，奴隶主们才粉碎了这次起义。
黑人奴隶所展开的行动是孤立的，不可能导向黑人的全面解放。从多年之前就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推动了奴隶主和很多平民组成统一阵线来对付黑人奴隶，这看上去有利于帝国政府的生存。
但是，在上述时期，尽管黑人的反抗活动同已出现的反对佩德罗一世政府的运动没有联系，但其在奴隶主阵营播下了不信任和不安全的种子，这些行动有助于侵蚀皇帝的权力。佩德罗一世本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激活了民众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情绪。
佩德罗一世
到和约签订之时，皇帝已丧失了其剩余的“伟大”部分。甚至过去认为应公正地将他视为为国家赢得独立的英雄的那些人，如今也感到失望。由于佩德罗一世宣布他打算为自己保留葡萄牙的布拉干萨王朝王位所以他的反巴西的态度已是昭然若揭了。作为这个王位的继承人，他在各种巴西国家法令文本上，签名为“葡萄牙的唐佩德罗一世”。这种签名甚至出现在巴西《宪法》文本上。在一个刚独立的国家，皇帝的这种行为不能不引起民众的担忧和不信任。在皇帝周围的葡萄牙人对国家的影响，甚至让忠于他的巴西大庄园主也难以承受。
除了皇帝反爱国主义的行为之外，还有其粗俗的私生活和政治专制主义。比如，同英国签订的贸易条约是在他批准之后，提交给议员的。当首要立法机构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之时，佩德罗一世对议员们表现出十分傲慢的态度。
人们尤其不会原谅皇帝迫使巴西支付葡萄牙的国债，接受同英国的贸易条约中加重经济负担的条件和该条约所规定的对奴隶贸易的限制。对于巴西民众来说，佩德罗一世已经变成独立国家新生活的骗人幻想的象征。1830年年初，在巴西，除了皇帝身边的葡萄牙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佩德罗一世感到愤怒，有时是仇恨。
《里约热内卢曙光》报已变成反对帝国专制制度的一面旗帜。1827年在埃瓦里斯托?达贝加的领导下发行的这份报纸，围绕着反专制问题，聚集了一批最突出的佩德罗一世的敌人，其中有参议员贝尔盖罗和红衣主教安东尼奥?费若。
在全国，酝酿已久的不满情绪的爆发，是受到1830年7月法国革命的推动而加速出现的。法国革命激励了反对专制制度的勇气，并加速了共和派主张的扩展。在巴西，无论是反专制还是主张共和制，都是同敌视葡萄牙人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