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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夏天,一个下南洋两年的青年人从马来西亚回国,他选择学习军事,考取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他立志锻造文韬武略,将来驰骋疆场,一展仗剑豪情。为此,他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由“叶宜伟”改成了“叶剑英”。
【青年叶剑英】
讲武堂的大多数军事教官,是从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毕业回国的,还有两个纯日本教官。这两个人都是20多岁,身强力壮,虽然个头不高,却有一手高超的劈刀术,常与他人比试身手,连续劈败了多个教官后便趾高气扬,自诩为天下无敌。许多学员不服,却无以匹敌。
叶剑英下了决心,一定要教训这两个蛮横的日本人。此后,他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练习对劈。功夫不负苦心人,半年之后,在又一次劈刀比武中,他终于战胜了为首的日本教官。比武结束后,这个狂妄的教官特意将自己的指挥刀送给了叶剑英,表示钦佩。
在苦学军事理论和苦练军事技术的同时,叶剑英还特别关心时政,并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心追随中山先生革命。1920年春,他加入了国民党。同年夏天,23岁的叶剑英毕业回到故乡广东,走上革命生涯。
1921年5月5日,中先生山担任非常大总统,发表了就职演说。这一天,叶剑英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领袖,他被领袖的仪表、见解,以及豪爽果断、和蔼可亲的风度打动了。是年10月,他有幸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随中山先生出巡广西,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
【1922年,叶剑英在总统府】
1922年6月,叛军陈炯明炮轰中山先生的住所越秀楼,围攻总统府。在先生蒙难的万分危急中,叶剑英勇敢地站出来,冲到保护领袖的最前列。
当时的叶剑英任海军陆战队营长,奉命护卫大总统和夫人宋庆龄脱险。叶剑英所在的“宝壁”舰与另外三所舰,排成方阵,护卫中山先生乘坐的“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由黄埔驶向广州市区附近的白鹅潭。
【中山先生乘坐的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
一路上,中山先生指挥各舰用猛烈炮火轰击叛军。舰队一边激战,一边驶近白鹅潭,突然两岸炮火齐鸣,雨点般的炮弹向舰队打来。顷刻间,炮声和枪声响成一片,军舰四周的海面上掀起一片片高大的水柱。非常大总统的“永丰”舰被炸得摇摇晃晃,叶剑英的“宝壁”舰的两弦也被击中,幸好击中的是小炮弹,只留下几个小洞。
叶剑英带领官兵和舰队一起,冒着猛烈的炮火,勇敢地冲进了白鹅潭,他手握一挺机枪,身先士卒,沉着地向叛军猛烈还击,终于冲上了滩头。然而,叛军的主要目标是杀害中山先生,残余的叛军躲在暗处,不断向大总统所在的永丰舰施放水雷。叶剑英又亲率士兵巡逻、搜索隐藏的敌人,严密监视大股叛军的行动。在中山先生蒙难的55个日夜里,叶剑英始终忠心耿耿、恪尽职守保卫着领袖。
1925年,28岁的叶剑英升任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参加了东征。革命军攻占梅县后,他被任命为梅县县长,做了家乡的父母官,被尊称为“革命县长”。这一年,对叶剑英来说是极不平凡的,在两次东征和梅县任职中,他显露了杰出的军事才干和政治智慧,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周公等一批优秀的革命者,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与我党靠得越来越近了。
1927年4月,正当北伐军所向披靡,节节胜利之时,蒋氏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事变。此时,形成了“宁汉分裂”局面,汪靖卫在武汉与南京形成对立。国内时局剧变,阴霾满天。许多高官政要、军人将校都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归南京,还是去武汉?叶剑英面前同样面临这一选择。
归南京是当时多数人的选择,蒋氏控制着北伐军的主力,经过一年大战,已经打垮了国内主要军阀势力,并建了政,跟着蒋氏走当然是一条升官发财的路,更重要的是,蒋氏也非常赏识“文武双全”的叶剑英。
蒋氏对叶剑英是非常熟悉的,先生蒙难时,他们曾出生入死,并肩保卫过领袖;蒋氏在黄埔军校当校长时,叶剑英是军校的兼职教官;两次东征,叶剑英都是革命军中出类拔萃的指挥员。
蒋氏格外器重叶剑英,始于北伐战争。1926年7月,北伐军出征时,叶剑英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的参谋长。当时的蒋氏虽名为北伐军总司令,统率7个军,但实际能够完全掌控的只有第一军,这个军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班底建立的,其骨干力量即为黄埔军官教导团。
【蒋氏】
在攻打南昌的战役中,总预备队指挥官王柏龄和一师代师长王俊,因不听叶剑英的劝告,吃了败仗。后来,在南昌艰难攻下后,蒋氏进到城里,大发雷霆,他撇开王柏龄、王俊,单独召见叶剑英,并给予他带佩剑进入总司令行营的特权。
一见面,蒋便对叶说:“剑英,你来了正好,现在一师无人胜任指挥,你就当一师师长吧!”叶剑英深知,一师是蒋氏的嫡系,难于管束,加之对蒋氏的底细不清楚,他找个借口推掉了,只同意做了新编二师的师长,这一选择也使他没有成为蒋氏的心腹干将。但蒋氏也深知,这位广东出身的“儒将”,曾因追随和保卫中山先生,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有很大影响,他当然希望把他拉过来,以笼络人心,控制南粤。
之后的叶剑英不但不想成为蒋氏的嫡系,还一心要脱离蒋氏,另寻出路,然而,这条路必定要充满荆棘和坎坷。在充分思考的艰苦抉择中,叶剑英毅然放弃高官厚禄,选择了与蒋氏决裂,他还与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等一起,“通电全国反蒋”,这是蒋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当下属向他报告时,蒋氏固执地说:“不可能,叶师长是绝不会反对我们的。”几天后下属再次报告,蒋氏偏了偏头,依然将信将疑。
【叶剑英】
当时的武汉当局,汪精卫一方面极力标榜自己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一方面又从骨子里反对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暗中敌视红色阵营。武汉当局另一个实权人物是军事部长谭延闿,在三大政策的态度上与汪精卫如出一辙,一面高调宣称自己为“左派”,一面暗中与蒋氏勾结,准备后路。
叶剑英通电反蒋后,他的新编二师中许多黄埔系军官立即公开投向他们的蒋校长,反对叶剑英。对此,叶剑英立场鲜明,毫不惋惜。他率军来到武汉,因一时摸不清底细,为了找个立脚点,他必须先找军事部长谭延闿。当他汇报完新编二师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时,脚踏两只船的老投机家支支吾吾,找各种理由推诿。叶剑英没再去找汪精卫,因为他对汪的“投机行径”已经有了警惕,不再信任他。
叶剑英的坚决反蒋的立场,决定了他不会依附于投机的汪、谭,但他又一时找不到出路,只好暂时留在武汉。谁可以依靠?叶剑英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长时间的观察、鉴别、思索之后,他下定决心投奔我党。
然而,这条走向光明的大路并不像他想向的那样通畅,他并不知道,当时我党组织正在“左”的束缚下,阻挡他走向光明的有两个障碍,一个是“蒋氏阵营的嫡系军官”,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同时,在白色恐怖下,在武汉,公开的革命者他并不熟悉,近期又大多隐蔽起来,一时难以找到,寻寻觅觅中,他终于找到了梅县的同乡——李世安。
李是叶剑英“故知”,是秘密党员,曾在梅县任教。叶剑英任梅县县长时,多次去他所在的东山中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时的李世安正在武汉,公开身份是市公安局秘书,他以此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叶剑英向李世安倾诉了自己渴望入党的愿望和几年来在这一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希望他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李世安对叶剑英的过去非常熟悉,也了解了他现在的情况和处境。早在1924年,叶剑英就提出过加入组织的申请,组织上还曾派人同他谈过话,但限于当时国共合作的特殊形势未获批准。
而如今,在蒋、汪纷纷向革命者举起屠刀的至暗时刻,身为高级军官的叶剑英却甘愿冒杀头的危险再次申请加入组织,仅凭这一点,就令李世安感动不已,他毅然同意做叶剑英的介绍人,但他心里并没有把握,于是,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希望,秘密找到正在武汉的周公,向他作了汇报。
【叶剑英与周公在一起】
周公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叶剑英曾经是军校的兼职教官,但那时他们并不熟悉,直到1925年的第一次东征中,周公担任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在战争的烽火中,他们既是上下级,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文武双全的叶剑英给周公印象十分深刻。此时当李世安提起叶剑英时,不等他再深入介绍,周公当即表示:这个人我了解,可以吸收。
没过多久,经周公同意并报组织批准,1927年7月上旬,叶剑英终于成为党员,叶剑英的革命生涯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半个月后,周公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此时的叶剑英在张发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任参谋长,他的身份尚未暴露。由于叶挺等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均出自张发奎的第四军,张发奎气急败坏,当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福建方向转移时,张发奎率部紧追不舍。
叶剑英利用自己的身份,机智巧妙地劝阻张发奎,最终使其放弃了对起义军的“追剿”,也使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免于腹背受敌,遭受灭顶之灾。
同年9月,叶剑英随张发奎以“讨蒋”为名带领第四军及第二方面军回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而他暗中却在组织的指派下,与广州的张太雷等联络策划组织广州起义。
在武汉出发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向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团长,这使他手中直接掌握了一支生力军。这个团的官兵大多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正是这个教导团在广州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成为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
张发奎这时才明白,原来叶剑英并不是自己的同路人。而远在南京的蒋氏也直到这时才咬着牙恨恨地确信:叶师长不但是反对自己的人,而且成了红色阵营的骨干和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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