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半，我在加班中迎来了星期日。合上笔记本电脑，隐约想到明天就要开始新的一周，我整个人就像真空压缩袋里的被子，瘪瘪地瘫倒在椅子上。不禁自问：为了职场的无用工作牺牲周末和睡眠，如此辛苦奔忙到底有何意义？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发问：40%的工作没意义，那劳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一问，戳中了多少“打工人”的心。他犀利地将类似工作称为“狗屁工作”，这些工作不一定有多么辛苦或者低薪，而是工作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即使看起来可能光鲜亮丽，但是对世界其实毫无贡献，甚至让人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越忙碌，越空虚。
事实上，无意义和过度劳动的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泛化的社会事实。放眼世界，劳动时间增长、企业降本增效、个人休闲被挤压和异化、社会竞争加剧，整体大环境生产着焦虑感和危机感。再看看周围的普通人，不少人抱怨自己终日忙碌加班却仍感到庸碌无为，到头来离自我价值的实现渐行渐远。
劳动不仅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根本途径。无意义的工作岗位涌现、劳动时间无限延长，这两种现象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出现的，它违背了经济学的理性，也背离了思想家们的预言。
首先来看工作意义。马克思曾经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然后再来看劳动时间。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人类的工作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而休假的时间将会大幅延长。这种本质属于“科技取代劳动”的预言至今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声音，并发展为对劳动力就业的担忧。但事实上，这与当前的现实环境和社会大众的个体经验仍然存在不小的错位。这种预言，也许代表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前瞻性和希望感，但是对于理解我们当下的真实生活却无甚帮助。
正如格雷伯所感慨的，关于工作效率提升能解放人类劳动的宏大叙事，虽然与个体经验不符，但因其逻辑缜密、声量巨大，往往会促使人们主动忽视自己的实际经验，甚至否定自身感受的正当性。
我们不妨尝试像格雷伯一样回归个体的现实生命经验，在指责年轻人“躺平”“佛系”“摸鱼”之前，先了解一下：新一代职场人面对的是什么性质的工作？一份工作除了赚钱，还有其他价值吗？如果一份工作让人感到没有价值感，又如何指望从业者爱岗敬业、全情投入？
我随机访谈了几位年轻人，他们的关注点都很具体而真实：通勤时间是不是太长，工作内容是否重复单调，上司是否日常批评下属多于肯定支持，工作任务是不是能有成就感，自己是否擅长岗位职责，当然还有薪资水平能否支持北漂生活……如果不能满足年轻人对理想工作的具体期待，工作的获得感和价值感就找不到扎实的落点。
归根结底，年轻人不是不想工作，而是不希望工作带来的剥夺感大于获得感。一份合理的工作，应当让人觉得有尊严，不过分侵扰你的休闲时间和私人生活；应当有价值，让你在每天醒来时可以找到奔赴的自驱力。意义感要么来自工作，要么来自工作之外的生活。前者需要工作本身可以提供使命感、支持自我实现、创造社会联结，后者则需要职场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工作权益，合理限制工作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