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通往香港的深圳边检站在一名过境人员随身背包的夹层中截获了两块石头，随即这两块石头由专人乘坐飞机送往成都。
经过当地考古人员确认，这两块非普通石头，乃是玉石，出自失落之城——三星堆。望着失而复得的玉石，考古人员爱不释手且一脸欢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汉公安局的干警宋天鸿。
他一脸急切地抓住护送人员地胳膊，连声追问：“走私人员叫什么名字？”获知走私人员只是一个普通马仔后，宋天鸿一脸失望，郁郁而回，唠唠道：“线索又断了。”
宋天鸿没有回警局，找了一家小馆子叫了一瓶蒙山酒，自酌自饮，一醉解千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文物走私案，两块玉石背后牵扯着三条人命和三条失踪人口。
这么多年来已经成了宋天鸿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由于苦无进展，案子被封存了两年，局里只有宋天鸿没有放弃，还在追查。
当酒馆给公安局打来电话，局长一声叹息，那不是他的错，秋子泉下有知也不会怪他的。秋子是宋天鸿的徒弟，在侦破过程中殉职。
局长让人把喝醉的宋天鸿送回家，随即下令：“联系深圳警方，请他们协助追查玉石的经手人，一挖到底。”众人闻言，心中一振，他们都知道案件不破，秋子不会瞑目，宋天鸿不会走出去阴影。
整件事的起因要从1986年说起。
那天一名身上溅有泥浆的男子蹬着自行车冲到四川广汉派出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工地挖到白骨，有人死了。”
人命关天，警队负责人宋天鸿不敢怠慢，带上徒弟张文秋，拉上报警的男子与他们同乘一部车出发。路上通过询问，宋天鸿对事情经过有了大致了解。
一家新建砖厂选址在广汉月亮湾，早上在夯实地面的过程中，地面突然发生塌陷，露出一个十来个平方的洞。
洞穴空空荡荡，没有多余物品，唯有中央之处孤零零地摆了一个陈旧的木桶。有胆大者下到洞穴中，拉开木桶后，发现下方还有一层，入口处映入眼帘的是一具白森森的白骨。众人不敢继续往下，赶紧报警。
法医鉴定，白骨的头颅后方有破损和骨折现象，这是脑后遭受过重击的表象，换句话百分之百的死于非命，大概率是他杀。
根据尸体白骨化的程度，警方推测遇害者死亡时间大约在二至三年。
勘查现场过程中，警方在有白骨的这一层发现了许多石刻和器皿，考古人员后来确认这些全是文物。至于木桶，箍紧方式采用的是铁丝。古人是造不出这玩意儿的，很明显这是现代产物。
所以警方怀疑这是一起盗墓引发的凶杀案。
木桶是拿来搬运陪葬品的，那个年代物资贫乏，水泥袋都会拿出来清洗了重复使用，塑料口袋、编织袋更是稀奇物。除此之外，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表露遇害者身份的物品，犯罪份子很谨慎。
警方决定当务之急是确认遇害者的身份，于是翻查出所有失踪报案，进行以一一比对。我国第一次将DNA检测技术应用于侦查破案是在1987年，而且由于费用极其昂贵，根本没有进行推广和普及。
所以广汉的这次比对完全是手工比对，根据失踪人员的体貌特征，如身高体重，与法医鉴定出来的数据，进行人工筛查。甄别结果是没有这号人。
有干警提出这可能是一起流窜作案，如何真是这样就麻烦大了，以当时的侦破手段，这种作案方式几乎没有正向侦破的可能。
流窜和随机犯罪这类案件侦破方式只可能是在侦破其他案件时，犯罪份子为争取立功减刑，主动交代或相互检举而告破。
很快，宋天鸿否决了流窜作案的可能性，他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经过考古，发现那些文物不属于陪葬品，因为在洞窟里面没有发现任何墓穴，以及墓穴制造的痕迹。古人造墓是有严格的流程和仪式。
墓穴东边使用青土，代表着东边的大海； 西边是白土，代表西部白色的沙；南边是红土，预示南方的红土地；北边是黑土，象征北部的黑土地；中间的黄土，就是黄土高原的寓意。
除此之外还会大量使用强度和粘度极强的“三合土”。三合土的制造工艺是先把黄土用铁锅炒熟，加入细沙，石灰，麻刀、麦秆或者纸纤维。最后用糯米熬成的汁，有钱的用鸡蛋清进行搅拌。
这样修建的墓穴经久耐用，但由于与自然地理大相径庭，很容易被盗墓者用洛阳铲通过土层识别出来。
白骨现场没有使用这些古代高科技痕迹，土质从始至终一个样子，更像一个遗址，即便有盗墓高手到此勘查，从表面根本无法看出任何端倪。因此除了本地人，真还没其他人有可能知道。
第二，现场的那块木桶。如果真是盗墓者，智商堪忧者才会费神费力地拿这个东西当收纳工具装文物。只有当地条件有限的居民，才可能顺手而为，采用这个方式。
后来在案件告破以及犯罪分子的交代，都证明了宋天鸿的推测是正确的。
三星堆的发现虽然最远可追溯到1929年，但当时的影响面甚小，除了当地人知道一些零零散散的，其他人确实无人知晓。
当时是一位农民在挖井取水灌溉庄稼时，挖出了地底埋藏的一堆玉器。其实三星堆所谓的玉石在地质学上叫蛇纹石玉、大理岩、石英岩等，根本不值钱，玉石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而且真正的玉器也没有书上写的那般美轮美奂，什么光彩夺目这些修辞都是不知道夸张了多少倍，更没有晶莹剔透这一说。
农民不知道这是玉器，但看得出是加工过的，死马当作活马医，将这些玉器出售，换取钱财和食物。
这些玉器开始在私人收藏家中流转，没人知道它的来历，直到这些玉器流转到基督教传教士、考古学者格雷厄姆手中。
这些些玉器独特的造型，从未出世过的风格让格雷厄姆看到了一个巨大契机，他激动万分，名垂千古的机会来了，也许这是东方的阿兹特克。
格雷厄姆四处筹集资金和拉赞助人。经过一番游说和画大饼，格雷厄姆成功获得资金，在1933年组织人手在农夫家的自留地里进行了首次发掘。
这次挖掘所获甚多，出土了数百件玉器、石头和陶器，但让人大失所望。那个年代挖掘最看重的是金银珠宝，所以盗墓者都叫摸金校尉，而不是摸玉或摸碗校尉……
所谓的金银有价，玉石无价，那都是玉石商人编撰出来的。你看你身边或朋友的朋友，哪一个理财时在购买玉石。玉石无价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没有价值。
很明显，格雷厄姆做了一次亏本买卖，他的挖掘无法变现，挖掘工作很快入不敷出。格雷厄姆还想搏一搏，但赞助者不愿意继续投入资金，于是三星堆相关信息，随着这次短暂的挖掘工作很快烟消云散，泯灭于众生。
虽然确定了是本地人犯案，但甄别工作无果，案件进入了死胡同，宋天鸿一筹莫展。
这天，宋天鸿在派出所遇到一家人因女儿嫁了一个城里人，过来转户口，父母两人拿着户口本和接收函，签字画押把全家户口迁出去了。
迁户口不用相关人员全部到场，就可以完成户口迁徙。
宋天鸿意识到这是一个大漏洞，他感觉自己抓住了什么。
宋天鸿让人把月亮湾村子两到三年前迁徙出去的人员纳入甄别范围。那时转移户口的人少之又少，很快案发现场附近的一个袁姓家庭进入了警方视线。这家人户口在1984年举家迁到了贵州那边，时间与受害者遇难时间对的上。
袁家户主名叫袁金川，妻子早逝，留下三个儿子。他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含辛茹苦将三个孩子带大。由于是一个人干活养四张嘴，饿不死，但生活贫苦。
三兄弟自然成了单身汉的“钉子户”，没有女子愿意嫁入这个家徒四壁的家庭。无奈之下剑走偏锋，袁金川托人到贫困山区去找那些还吃上饭的人家。
最终，袁家老大集全家物力，花费了一百六十八块钱娶回了贵州山区的女子刘黔娥。可惜乐极生悲，袁老大一年不到就一命呜呼，病死了。
没有耕坏的田，只有用坏的犁。刘黔娥就这样成了寡妇。然后袁家举家搬迁，原因有的说是为了不想睹物思人，有的说是贵州那边采草药比种地更赚钱。
随后，走访民警又带回了两个重要线索。一个是当时办理手续和搬家的时候只有寡妇刘黔娥和袁家老三出现。
对于询问，两人的回复是袁金川和儿子袁老二提前一步过去打前站了。另一个是袁老三临走前一个星期把自家旱厕给填平了。
宋天鸿找来徒弟张文秋，对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刻到了。”张文秋说：“师傅你这是什么话。”宋天鸿说：“组织让你去体验一不怕苦，二不怕脏。”
张文秋说：“这明明就是你的主意，行了，说人话？”宋天鸿给了张文秋一个后脑勺：“给我去掏粪。”
宋天鸿安排了两人随张文秋去挖袁家旱厕，看看里面是不是埋了人。宋天鸿说，我有预感袁老二就躺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