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和制造部属之间的矛盾，利用这种矛盾实行分而治之，这是蒋介石的一贯统治办法。在国民党统治全国的二十余年中,在财政上曾有孔祥熙与宋子文之间的对立;在军事上曾有何应钦与陈诚之间的对立;在党务方面更是派系林立，不仅陈氏兄弟(立夫、果夫)与朱家骅之间，CC系与复兴社之间，而且军统与中统、亦即戴笠与徐恩曾之间,均在不同时期存在着相互倾轧的对立与争斗。就是在军统这一特务系统之内，蒋介石也蓄意让李士珍在警察系统内另搞一个小系统。全国大陆解放后，国民党蒋介石虽然退守台湾等海岛之一隅，然其内部的派系斗争，非但没有止息，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 CC系的没落
一九四五年春，陈氏兄弟眼看日本必败，亟欲把国民党的组织大权从戴季陶所支持的朱家骅手里夺回来。当年春季，CC系组织各种座谈会，指使CC系的中委在会上慷慨陈词，甚至指责蒋介石不民主，其意是向蒋施加压力。蒋介石嗅到这种气氛，于是让朱家骅辞职，任陈果夫为组织部长。当时CC系上下兴高来烈，争说“老帅”又出马了。然而,蒋介石从重庆回到南京以后，随时都有牺牲陈氏兄弟，扶经国抓“党”权的打算。不过，由于当时军事形势急遽变化，中央军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使蒋介石穷于应付，无暇顾及党务。
一九四九年，陈诚在台湾省由省主席继阎锡山之后任行政院长。而立法院于一九五〇年被CC系所操纵，陈诚视若芒刺，会同蒋经国策划驱逐陈立夫离台。一次，陈诚特发请帖约CC系的大将余井塘及张道藩两人吃饭，余、张知道陈诚此举一定有其用意，在饭后就问陈诚:“院长有什么意思，请指示吧!”陈诚对余，张说，“我请你们传达我的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再没有说别的话。蒋经国也趁机在下边攻击陈立夫。因此，陈立夫只得请求到美国去，好象是用出席所谓“世界道德重振会”会议的名义离台赴美的。陈立夫走时，陈诚还假意到机场相送。陈立夫到美国，即在纽约的“长岛”买了一所房子养“来克杭”鸡消遣度日。陈果夫大约在一九五二年因肺病而死。张道藩从此投靠了陈诚。闹了二十多年的CC系，因一个头子被逐，一个头子身死，使树倒猢狲散了。
二、抑制陈诚
在黄埔军校时，当何应钦已是教导团长，陈诚只不过是个连长。陈诚以后的发迹，完全是蒋介石、宋美龄一手培植的结果。陈诚的妻子是谭延闿的女儿、宋美龄的干女儿，陈、谭的结合，是宋美龄亲手撮合的。陈诚在黄埔军校及北伐时，对邓演达表面十分尊敬。一九三一年邓也对我说过:“陈诚是拥护他的政治主张的。”但曾几何时，邓演达即遭捕而转送南京。陈诚在蒋介石手下发迹以后，总是承担蒋所交给的困难任务。有时蒋搞坏了一些事情，陈诚总是站出来，一口承揽错误的责任，代蒋受过。因此，蒋对陈十分满意。据说，在北伐军打到长江，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都时，陈诚曾对知心密友说:“我明明是一个老虎，也要装成狗的模样，等到有了权力以后，再恢复老虎的本性来办大事啊!”总之，蒋、陈之间的关系是比别人大不相同的。
但是,当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以后，特别是蒋介石到了晚年，一心想传子,蒋,陈之间的关系自然就起了变化。蒋经国与陈诚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起来。据我一九五七年离港以前所知，蒋经国这时在台湾的所谓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力量，比陈诚的势力要大，中央党部秘书长也由唐纵担任。唐是黄埔学生，早已是蒋经国“太子系”的人了。过去一个时期，台湾由俞鸿钧做行政院长，被人讥为“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内情是，俞是蒋经国拉出来的,因此一切听命于蒋经国。美国也看中了陈诚,特别是陈诚的亲戚俞大维是亲美派。俞是文人而做国防部长，不时伴随美国人去金门、马祖视察。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的特务工作，已经统由国防部下的“保密局”负责。保密局完全由蒋经国主持。王世杰、孙立人、吴国桢、胡适等人，都与蒋经国有矛盾。陈诚也同这些人一样，不赞成蒋经国的作风。仅举一九五三年梁寒操到台湾时一件事情为例，即可说明蒋经国与陈诚之间暗中勾心斗角是多么尖锐。梁寒操在重庆时已逐渐脱离孙科而接近陈诚。全国大陆解放后，梁在香港本已预定到南洋某地当一华侨学校校长。但是英国人对于政治色彩鲜明的人，不论表现左或右，都不愿意让其进入自己的殖民地，以免引起政治上的纠葛和麻烦。因此，梁没有去成南洋。有一个时期，梁在香港也参加过“第二条道路"的一些活动。后来，梁看到所谓“第三条道路”活动七零八落,加之美国又以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他就决心到台湾去实行所谓“归队”了。梁到台湾以后，陈诚千方百计拉他。大约是一九五二年，梁第二次去台湾时，住进了台北市某招待所，第二天清晨，他发现自己所有箱子的衣物、书籍等全被盗了。因此，弄得他起床时十分狼狈。后由陈诚立即派人看望，并拨款给梁寒操购了衣服，买了箱子。此事并非普通盗窃，而是蒋经国派特务有意偷去，以便秘密检查有什么形迹可疑之处。明查梁寒操,实为对付陈诚。后来梁把全家搬到台湾，陈诚叫梁作台湾广播公司董事长，据说是一个很可观的“肥缺”。
三 、瓦解政学系
大约是一九五三年，接近政学系的王世杰任总统府秘书长，他揣测美国人的意向,极力推动召开所谓“反共救国会议”。因美国人于一九五一年在香港导演过中国“第三条道路”活动，结果一些老、少政客你争我夺，成了一场“争骗美元”的活动。当时，顾孟余、许崇智、李宗仁等“争挂头牌”，闹了许多笑话。美国人看了，乃决定停止这一导演，但希望蒋介石把顾孟余、张君励等人收容到台湾，蒋当时也欣然答应。尔后，蒋不肯兑现。为此，王世杰曾同蒋经国大吵大闹，王竟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命，因而触怒了蒋介石，王世杰立即被免职查办。吴铁城同王世杰原是同盟者，特别到蒋处替王求情。蒋对吴也很不客气，骂了一阵，还打碎了一个茶杯，最后几乎是把吴赶出大门。吴铁城回到家里以后，感情激动，夜不能寐，他患有高血压病，平日每晚吃一粒安眠药即可入睡，那夜吃了三粒。第二天早晨，吴的家人发现吴已一命乌乎。王世杰以后在台湾新办的一所由美国人出钱的教会大学当了几年教授。一九五九年又被陈诚任为行政院政务委员。
王世杰策动召开所谓反共救国会议，一方面是秉承美国人的意志，一方面也是政学系当时在政治上的姿态。张群躲在后面。王世杰同吴铁城在前台最实力，结果遭到蒋氏父子的打击。政学系从此更加噤若寒蝉。张群后来不得不就任总统府秘书长，做一个恭顺的幕僚了事。
四 、驱吴罢孙
五十年代中、后期,美国想在台湾国民党各派中扶植一文,一武:文的是吴国桢，武的是孙立人。这两个人受美国教育很深，作风也符合美国人的胃口。吴国桢一向强调资产阶级法制观念，主张拘捕人犯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转送法院审理。对蒋经国指挥的特务活动不甚满意，因而发生矛盾。孙立人曾毕业于美国军事学校，是按美国方式训练陆军的执行者。蒋介石害怕孙利用职权培植个人势力。“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氏父子把吴、孙视为眼中之钉。
我同李宗仁在一九五四年曾搞过“国民党复兴同志会”的活动。当时，李宗仁由纽约赴旧金山推动此事，时值吴国桢已到美国。有一次，李从旧金山回纽约，事先在电话中与吴约好，他将在吴住的芝加哥城转道，吴旋至机场接李。李在吴的住所住了一天两夜，两人在一起进行了深谈。我和程思远、陈孚木三人在香港收到李宗仁亲笔信，详细地介绍了吴国桢所谈的离台经过。吴说，一九五三年，蒋介石过生日，蒋夫妇到台北附近某山别墅避寿。那天特约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留吴在山上过夜。蒋氏夫妇表面上态度殷切。第二天，吴国桢因台北有约会，谢绝了蒋氏夫妇再留他们的厚意。吴氏夫妇下山离开别墅时，发觉开汽车的司机不在了，派人找也没有找到，只得由蒋宅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一天，正巧吴的妻子大闹腹泻，一开车就非下车不可,只得马上停车到路旁一老百姓家中解决此事。等到吴夫妇从老百姓家回到汽车旁时,发现这位新司机容色遽改。原来司机发觉汽车的前边两个车轮和后边的一个车轮外面的螺丝钉都被取下了，如果不是停车而及早发觉，到某个转弯处，车轮必飞脱车身,到那时，吴氏夫妇和司机都会粉身碎骨。吴此时恍然大悟，蒋氏父子要对他们下毒手了!但吴夫妇一点不敢稍露声色,不久他就辞去台湾省主席之职，调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又过了一段时间，吴暗中运动美国某两个团体，邀吴到美国讲学。蒋介石开始不让去，后来美方及吴国桢又施展了一些手段,蒋不能不允许吴去美。吴氏夫妇离开台北时，陈诚特到机场相送。吴到美国之后,逐渐揭露蒋氏父子独裁统治;以后，吴反对蒋氏父子的态度更趋表面化，台北当局就开除了吴的国民党籍，并免去其一切职务。台湾本拟扣留吴的儿女，以后觉得此举无济于事，反给吴以攻击的借口，只得让吴的儿女们去美国了。
蒋介石为了撤掉孙立人的陆军训练总司令的职务，指使特务制造了一个案子，硬说孙曾包庇其亲戚某人，而某人是大陆上在台湾的间谍，硬把孙立人与此案拉在一起。为此案蒋特派黄少谷及其它两个军法官审讯了孙。结果由黄少谷一个人写了一篇案情处理经过，内容说孙与此案并无直接责任，但有所谓失察之罪，主张对孙不处刑;但孙在一定时期应居家休养反省云云。蒋介石表示接受黄草拟的报告书，并亲笔写了几个字给孙，嘱孙在家安心读书。这就是吴国祯、孙立人所落的下场。
五、诸元老纷遭贬逐
一九五四年蒋介石召开第二届所谓“国大”时，孔祥熙竟异想天开地想参加竞选副总统，特派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从美国到台北窥察行情。陈诚和蒋经国看穿了魏来台的用意，陈遂命某报发表文章，大骂豪门，并影射魏道明是豪门走狗，似乎要与魏算其任台湾省主席时的旧账。这样一来，孔自知参 加竞选无望，魏即停止活动，后来又在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走了宋美龄的门路，好不容易才被允许离台返美。
白崇禧被蒋骗到台湾以后，就处在一种无形的软禁状态之中。白的妻子有一次从台北去香港，到了机场，检查人员对她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寄去，不应该由你带去。”白妻果取出一信，随手撕毁，说没有什么要事，不必交出邮寄了。
白崇禧和薛岳两个人的家，大约在一九五二年被蒋经国派人去检查，“翻箱倒箧”，连地板都被挖开彻底搜查了一番。白、薛二人打电话质问蒋经国，小蒋回答说:“并非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薛又打电话问蒋介石，蒋回答说:“知道此事，不仅对你们两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实际上，只有薛、白两家如此。搜查结果，据说取走不少黄金、美钞等等。那几年，每逢台北攻击李宗仁时，白无例外地随声附和发表一通攻击李的言论。“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之职时，白故意高高举起赞成罢免的票，以表心迹。白实际上成了可怜的“待决之囚”。
何应饮在台湾名义上是所谓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又成了参加所谓“道德重整会”的“专家”了。有一次何氏夫妇住在东京，久久不回台湾，蒋介石对他不很放心，特地派张群去东京“接”回台湾。
阎锡山在一九四九年全国大陆解放之际,曾因勾结CC系而一度担任行政院长。后来由陈诚继阎为行政院长,阎即在台北附近的某山上居住。据说在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阎的大部分外汇，叫亲信在日本做生意，钱是不成问题的，仍不失为“山西票号”的作风。蒋介石利用CC系一度利用阎之后，对阎的态度越来越坏。后来甚至连阎下山坐汽车所用汽油都很难得到了。
朱家骅是张静江、戴季陶一手扶植起来的，曾在党务方面与 CC系一度对立，朱本人后来看到李宗仁政治地位上升转而附李，蒋介石从此对朱大为不满，认为朱忘恩负义，把朱的“中央研究院”的头衔给了胡适，朱的部下甘家馨等也因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活动，蒋氏父子因此对朱更加怀恨。朱在台湾便完全失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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