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和西南诸省相互缠结，牵一发而动西南全局。由于贵州地方实力派相对弱小，国民政府改造黔局的关键很大程度上不在于黔。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在西南内部各方之间纵横捭阖，为改造黔局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对两广出兵入黔态度的演变
西南诸省中，与贵州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两广。自周西成时代起，主黔诸人就与其地缘相近的两广走得很近。据王家烈自陈：“常以贵州土产鸦片烟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实力，并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同盟’，暗中反蒋。”
1934年，西南各省为防止南京中央在“剿共”胜利后染指西南，积极筹划所谓“西南五省联防”。王家烈积极参与其事，并派王节之驻广州以兹联络。对于王家烈多方联络，尤其是参与两广反蒋密谋中的行为，蒋介石十分不满，曾警告王家烈：“黔省军民应实行团结，服从中央，则全省自可安定。若犹复自起猜疑，争结邻省以为奥援，实黔人自杀，绝非中央所能允许。”因此无论是消解贵州的半独立状态，还是分化西南，蒋介石均要整合黔局。更为重要的是，广西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黔货过桂通过税，据说此笔收入高达四百万元以上。控制黔局即等于经济上制桂于死命。
从地缘政治上讲，在闽变后福建已经收复的情况下，湖南和贵州成为进攻两广的重要前沿。在中央势力进入西南之际，蒋介石在收湘制桂还是收黔制桂上有过犹疑，一度打算“湘事须根本解决”，准备将湖南实力派何键调至武汉，贵州则先任由广西掌控。经过反复权衡后，蒋介石放弃了“湘事根本解决”的方针，“保湘使各方不加疑惧”，“且应利用湘何从令攻桂”。“以黔制桂”就成为优先选项，“桂事先从黔湘入手，先入黔后定湘，而后收桂，则得因利乘便之道”。
蒋介石以黔制桂，两广也不甘坐以待毙。两广方面判断中央军本意是驱共入两广，以计不得逞，“现改取军事长期包围式”，中央军入黔即是从西北方向压迫两广。在包围圈的东北方向，“中央以种种关系，决不敢对粤用兵，故闽赣湘边不足顾虑”。因此西北方向所在的黔桂边境成为两广安全之关键。为此两广方面制定了三种应对方案。其一，如果中央军全力“追剿”红军，两广应该乘机入黔攫取黔政；其二，如果中央军仅以少数兵力留守贵阳，则当乘机解决之；其三，如果中央军全部驻黔，则向外广泛宣传中央“剿共”不诚。三种方案的关键在于，两广军队也要以“追剿”名义进入贵州。1934年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请由粤桂两省组织“助剿”部队，由李宗仁统率。对于两广此举之意图，时论看得很清楚：“一以谋所谓西南局面之保持，一以谋有裨于广西之财政也。”
对于两广积极争夺黔局，蒋介石根据“剿共”形势的轻重缓急做出不同应对。蒋介石在江西红军经过陈济棠防区顺利转移后，一度向粤方表示强烈不满：“赣南匪部安全西窜，而南路军只留一团兵力守赣州，其余撤至大余以西，任令匪部由赣州之大余空隙间偷窜。平时请饷请械，要求倍至。当此残匪肃清关头，竟不能为国家民族稍加努力，以尽职守，其将何以对天下与后世。”并停发循例支付给两广的协助“剿共”的相关费用：对广东，“每月协剿费四十万元，本月份已付几何，未付之款，可暂欠缓付”；对广西要款之电，“暂可不复”。但蒋介石又深知，为阻止红军北上打通国际交通线，最好还是在湘江以东，最少亦应当在湘西、黔东交界地区将其歼灭。
为实现这一目的，蒋介石需要两广实力派的合作。故在表达不满的同时，又对两广实力派进行安抚，表示“中央所以依畀者，绝不因赣匪西窜而有所变更”，希望两广“速以主力急进汝城与郴州之线，与湘军及赣中追击部队协力进行之，勿使匪部再向西窜”。
蒋介石在湖南境内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得逞。中央红军在向西转移过程中，虽在湘江一役损失惨重，遭遇重挫，但红军将士英勇善战，最终顺利渡过湘江，并继续向西进入贵州。1934年12月14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25日占领镇远。26日占领施秉、黄平。28日占领余庆、瓮安，向息烽挺进。1935年1月5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红军进入贵州初期接连闯关成功，蒋介石不得不允许两广出兵入黔“助剿”。1934年12月27日，蒋介石通过蒋伯诚向两广表示：“两粤出兵追剿，中始终赞成，并望伯南兄断然行之。”只是希望两广出兵入黔在名义上须源自南京中央的授予，“不能再用西南政会名义同受委任”。为了缓和与两广的关系，蒋介石甚至一度计划由湖南方面的将领刘兴代理黔省绥靖主任，由有两广背景的张发奎接替中央军将领卫立煌率领“赣闽皖浙边区各军清剿散匪”。
1935年1月下旬，在黔东失地尤其是黔北重镇遵义等地收复后，蒋介石判断贵州的“剿共”形势已经可控，对两广出兵入黔态度发生急剧转变。1月31日。蒋介石致电薛岳称：“黔北之匪，不日即可肃清，则粤桂军不必入黔。中已转商伯南，而兄亦可向桂婉劝，其在都匀等部队，不必再行北进。”并放弃刘兴代理黔省绥靖主任的计划，改任薛岳为黔省绥靖主任。
蒋介石因“剿共”形势和缓，拒绝两广出兵入黔，两广岂能轻易就范。双方展开了激烈竞争，焦点在对“剿共”形势的判断，关键是两广能否出兵入黔。两广强调“剿共”形势正处“千钧一发之际”，“近且迭陷川叙永各县，而中央各军仍停顿于贵阳附近”。且川黔“剿共”远较江西“剿共”更为艰巨，“若不趁其喘息未定彻底剿除，则异日贻害无穷”。“故不揣冒昧，拍发请缨真电跟踪追剿，分别电达中央及钧座，请明令给以名义，以利行军。”而蒋介石却“迭承转示粤桂各军不必前进”，“实属不胜惶骇”。“职意等以追剿为请，志在歼共，非谓共匪越过黔省即与职等无关，可以置之不问。职等虽愚昧，何敢以邻为壑之心，故率直陈辞，不知避忌，言出由衷，可质天日。”
蒋介石深知两广坚持出兵意图之所在，并未让步。两广声称“剿共”形势处“千钧一发之际”，蒋介石则称朱毛红军“最近可于横江以东地区悉数歼灭”；至于川北徐向前部之红军，“川中士气转旺”，“川军独运全力亦可了之”。因此两广出兵“追剿”，“远水莫济，时机已过”，“不特非川人之所急需，且恐因此而反生其误解”。
两广为了制造入黔舆论，又将薛岳过往所发欢迎粤桂军入黔电报公布，发动宣传攻势。蒋介石则称薛岳之电“或以我军初入黔时，匪未远窜，去电欢迎，而粤桂乃于此时将旧电发表，不计时日，是其为将来入黔地步，有意乱黔甚明”。并告诫薛岳，“粤桂入黔之野心犹炽，应积极防备，以免叵测，务望多积粮秣为要”。
1935年2月下旬，红军在经黔北过江北上受挫后，又回师黔北，给予中央军吴奇伟部以及王家烈黔军以沉重打击。贵州“剿共”之局再趋紧张。3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注意：……粤桂态度，令其参加进剿。”当天，蒋介石致电白崇禧，除通报“剿共”进展外，亦表达希望桂军入黔“助剿”之意，“尚望兄等共同努力，一致进行，完成使命；对于进剿意见，请兄等筹精详告，斯得至当”。]如果桂系军队入黔“助剿”，必然导致广西空虚，故蒋介石又安抚粤方，解决引发粤方不满的欠饷等问题，希望粤军驻桂部队“不必急调回粤”。
根据“剿共”形势变化而决定两广是否出兵入黔，表明这一时期蒋介石基本上奉行的是先“剿共”后解决两广的“安内”原则。蒋介石对某些虚拟极端状况的处置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这一原则。1935年3月初，蒋介石获悉两广私自出兵入黔，甚至可能攻取贵阳的情报，“顷接伯陵（薛岳）歌电（即3月5日电）称，‘廖磊（桂系将领）致桂军驻黔办事处电称，黔军及中央军先后失利，贵阳震动。今粤军张师已到独山，本军为巩固西南大局计，准日内出发西上’”。对此，蒋介石的选择是“仍以先破赤匪为要”，要求在黔中央军“会攻遵义之匪，然后再言其他”，在贵阳方面只是要求“闭城固守”，以防为主。
对滇川实力派的联合与拉拢
西南诸省中，云南亦高度关注黔局的走向。国民政府经营西南，改造黔局，亦必然涉及处理与云南实力派的关系。对云南实力派，蒋介石以联合与拉拢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蒋介石与云南实力派龙云之间因各有借重，互相支持，大体上维持着相安之局。龙云多次对蒋介石表示拥护服从之意，而且在国民党内拥蒋与反蒋的派系斗争中，以实际行动表示对蒋介石的效忠。
胡汉民等人本欲联合云南等西南诸省共同反蒋，但因龙云“轻粤重蒋”而颇感无奈。于此也进一步反映出龙云与蒋介石的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胡汉民等人为防范蒋介石在“剿共”结束后对西南不利，筹划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五省联防”。龙云虽派代表参与其事，但同时又致电蒋介石，解释此举仅是“与之敷衍”，并叮嘱赴粤代表亦至江西向蒋介石“请示机宜”。西南诸省联防，因云南“不为所挟”，难以成功。龙云此举，自然使蒋介石对其好感有加。而且有助于蒋介石与龙云合作的是，在蒋介石的判断中，只想独霸云南的龙云不同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无问鼎中原之心，也乏窥窃神器之力”。蒋介石与龙云互相支持的渊源，加上面临两广的挑战，使得蒋介石在改造黔局过程中，仍需要继续借重龙云的力量，“滇龙效忠中央，当信任之”。
在红一方面军突破湘江防线进入贵州后，蒋介石即对西南“剿共”指挥系统进行人事调整，任命龙云为“西南剿共第一路总司令”，指挥中央军入黔前线将领薛岳为第一路前敌总指挥，归龙云领导。蒋介石担心薛岳作为中央军将领，姿态高调，不服从龙云指挥，反复告诫薛岳，“事事表示敬意，受其指导为要”，“吾弟对龙总司令应切实联系，接受其指挥，则彼亦必对弟深致信赖。当此事业发轫之初，当一以谦恭待人，精诚克己，则前程远大为无量矣”。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在与其部下往来电报中，不管年龄大小，地位尊卑，往往以“兄”称呼对方，以示尊敬，以显客气。以“弟”称呼对方，虽不够客气，却能够表示亲切、亲近，意思是对方属自己人，不用客气。据笔者陋见，蒋介石也只是在与陈诚等特别宠信的将领电文中，以“弟”称呼对方。
蒋介石为了笼络龙云，不惜通过这些细节示好薛岳，希望其切实配合与执行对龙云的策略。薛岳也较好地执行了蒋介石的策略。中央军进入西南后，薛岳即派其兵站总监陈劲节携带亲笔信及生庚八字直赴昆明，表示与龙云结为兄弟之意。薛岳之举为龙云所认可：“慨允义结金兰，序齿龙云年长六岁，遂称兄长。”其后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薛岳欲率中央军进入云南“追剿”，亦得到龙云的配合，“欢迎吾弟亲自前来”，并即电令滇军服从薛岳指挥。
中央军进入西南之时，南京方面正进行军衔评定，初选名单中并无龙云。1935年2月25日，蒋介石致电负责此事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三级上将中，以张作相换龙云……余可照预订者发表。”在国民政府进入西南、改造贵州政局之际，上将名单中龙云的加入，显然有以名位笼络之意。1935年4月，黔局改造进入人事更迭的攻坚阶段。在确定贵州省政府成员人选时，蒋介石特地询问龙云意见，“如有得力人员，请其先行密示，以便保任省府委员，以资滇黔联络，俾得切实合作”。在有关贵州实力派头面人物王家烈的去留问题上，蒋介石亦咨询龙云意见：“王绍武以所部前日在大定对其索饷示威，乃坚请辞职。本日回筑（即贵阳）面辞，彼实有不得已之苦衷。一般情势与为公为私，实皆以准辞为妥。彼并保犹国才继其总指挥职，何知重继其军长职。未知兄意以为可否？请详酌电复。”
为了使龙云进一步与南京中央合作，蒋介石决定亲赴云南。1935年5月5日，蒋介石致电龙云：“中待坐机到筑，即行来滇。惟该机本日尚未回来，如气候无阻，三四日内当可把晤也。”5月10日，蒋介石从贵阳出发飞抵昆明。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预定：在滇日程……与龙商西南及贵州大局。”5月11日，蒋介石接见龙云，“商议西南问题”。5月13日，蒋介石与龙云进行了长谈，对龙云印象颇佳，称其为“明达精干，深沉识时之人，而非骄矜放肆之流”。5月18日，又与龙云谈及两广问题，“直至深夜始寝”。当日，蒋介石在其周反省录中记：“志舟（龙云）相处益好，此来及民众信仰倍增，结果对于国家前途之关系实大也。”5月20日，与龙云乘车到海源别墅，“告其对两广方针与注意之点及政治主张”。对于此次云南之行，蒋介石深感满意，认为无论是对“国家之统一”“剿匪之前途”，还是“个人之历史”，“皆有莫大之益也”。
四川实力派派系复杂，与南京中央的关系不尽相同。其中刘湘是四川实力派中最主要的存在，与南京中央的关系类同于云南的龙云，即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大体上维持着相互支持的局面。在以中央军为核心的中央势力进入西南后，国民政府对刘湘仍继续采取扶持与合作的态度，在改造黔局问题上，国民政府对刘湘也有借重。
1935年2月7日，时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致电蒋介石，为改造黔局提供了两种方案：一是由南京中央彻底改造；二是放任黔系内部王家烈、犹国才、蒋在珍各派均衡对峙，等待时机。并建议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均不宜听其增加实力坐大”。邓汉祥的建议为蒋介石所肯定，称“卓见甚佩”，“最要之急务应使黔北之中央军与川军直接联成一片，而移中央军之后方于渝泸，则中央军与川军乃能协力应付一切之环境。故由渝建筑之交通应如何确保其安全，川军与中央军应如何配备乃能确保此交通线。请商陈甫澄兄（刘湘）妥筹电示”。]此电中不难看出在解决黔局过程中，蒋介石视四川为值得依赖的后方，川军是与中央军合作的对象。
对黔系实力派的分化
在改造黔局过程中，国民政府对粤桂滇川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对黔系内部各实力派则进行分化瓦解。
对黔系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是南京方面的一贯策略。早在南京中央进入西南“追剿”之前，蒋介石委派进入贵州与王家烈沟通联络的宋思一就积极在黔系内部开展了此项工作。宋思一三次入黔，在贵州搜集各种情报，汇成《贵州实况报告书》呈递蒋介石。报告书称：“王家烈措置乖方，致众叛亲离，其第一师长何知重、第二师长柏辉章、第三师长廖怀忠、民团副总指挥江国藩等与生早有切实联络，近均不满于王。深望钧座设法早日奠定黔局。”
薛岳是中央“追剿”军的主要将领，是代表国民政府改造黔局的主要执行者。进入贵州后，薛岳也比较关注贵州内部各派系的基本情况。他认为，黔军内部向为桐梓系所把持，但于地域上有铜仁与遵义之分，黔局主要将领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四人各成对峙，壁垒森严。就王家烈而言，其军队第二十五军内部主要将领第一师师长何知重、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倾向南京中央，有另谋出路之意。在政治上贵州内部亦分为两派，一是夫人派，以万淑芬为首，包括财政厅厅长郑先辛、建设厅厅长刘民杰、省委秘书长万宗震等人；一为军人派，以教育厅厅长李维柏为代表。这两派对南京中央与西南皆有拉拢之心，以“维其地位为目前一致之表现，但相互倾轧甚烈，唯本身利益是图”。
贺国光率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进驻重庆后，“认为黔事关系重要”，为改造黔局积极筹划。对王家烈进行分化瓦解是其主要着力点，“川黔公路已促其不日可开工，反王之人亦有相当联络”。经与刘湘、邓汉祥等四川方面协商后，其分化瓦解的具体策略是在贵州内部扶持长期与王家烈龃龉的犹国才，使其各领一军，成对峙之局。其中王家烈部编为何知重与柏辉章两师，犹国才部亦由两师组成，除蒋在珍师外，犹国才自兼一师。并将侯之担部暂编三旅，使其与犹国才连成一片，“则犹之力量较厚于王，运用即可自如”。
改造黔局的得与失
1935年，以中央军为核心的中央势力进入西南诸省后，旨在统一西南的国民政府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甚至出现兵戎相见之势。改造黔局是两种势力在红军西撤背景下一次典型的较量。几番博弈之后，国民政府以直接剥夺地方实力派军政实权的方式统一贵州，随之开始以国民政府意志建设贵州。黔系实力派控制下的黔局，军政俱属腐败，怨声载道，以致黔省民众纷纷吁请撤惩王家烈。
国民政府入主贵州后，“一方面严令禁烟，一方面豁免田赋。同时则注意于开发富源，对矿业多所嘱望。行政院决议任命之省府委员中，更有地质学家与矿冶专家各一人，尤见当局力谋开发贵州之深心。使能信任专家，放手做去，固黔省前途之幸也”。舆论所言自是对贵州前途的一种美好展望，但至少反映出国民政府对贵州的统一及其改造为这种美好的展望提供了可能性。而且，正是抗战前对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数省的改造和建设，使之成为抗战时期的国防大后方。
国民政府进入贵州，不仅攸关黔系本土实力派王家烈的前途与命运，也关乎两广实力派的安全。为此，两广与南京中央展开了多层面的竞争，甚至一度准备武力进取。最终南京中央成功剥夺与两广关系密切的王家烈的军政实权，取得了黔局之争的胜利，在西面形成了对两广的包围之势。1936年两广事变期间，薛岳屯大军于贵州，予两广以重大威胁，使后者不敢轻举妄动，“以黔制桂”颇见成效。这些可以说是国民政府改造黔局之得。
从国民政府改造黔局的方式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武力为后盾。国民政府在解决贵州过程中，虽没有直接的军事斗争，却处处离不开武力。国民政府是在借助中央军进入西南“追剿”的情境下开始对黔局改造的，在与两广争夺黔局的过程中，蒋介石虽强调以防为主，但正是中央军的存在使两广争黔雷声大雨点小。二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权术之运用。在贵州内部，国民政府联合反对王家烈的各种力量，孤立瓦解王家烈。在贵州之外，联合借重云南龙云、四川刘湘等长期与南京方面保持合作关系的实力派以对抗两广，对两广试图举兵入黔，根据“剿共”形势分别应对。三是直接剥夺了贵州最大的实力派王家烈的军政实权。
黔局改造的方式尤其是王家烈的结局，引起了西南其他实力派的惶惑不安。就云南实力派而言，在拉拢之下虽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改造黔局问题上有一定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据云南方面“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孙渡回忆，在滇军进入贵州防堵红军前夕，龙云密嘱其到贵州后乘便解决王家烈部，控制贵阳，只是中央军捷足先登才未得逞。且根据前车之鉴，龙云虽同意中央军进入云南境内“追剿”红军，却拒其进入昆明。西南离心无疑也对国民党的“剿共”产生诸多掣肘。红军虽经历曲折磨难，却成功通过西南诸省，奠基西北，成功完成战略转移。
再放宽视野，1936年的两广反蒋事变以四川刘湘与南京中央及蒋介石之间从合作互挺到矛盾激化，到兵戎相见的边缘，还有40年代国共之争的后期，川滇等省几乎呈群体性的离异，其间是否有贵州因素的影响，值得细思揣摩。总之，国民政府虽成功统一了贵州，这种统一却并未对整合其他地方实力派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甚至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