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感情生活非常简单，他一生只有一段婚姻，从五四运动到晚年卧病在床，邓颖超是他的唯一挚爱。两人的感情跨越了中国的整个革命历史，始终如一。
然而，这段令人羡慕的感情也存在着遗憾。周恩来与邓颖超相处的半个世纪里，虽相濡以沫，但却未能留下子嗣。
邓颖超参加革命初期，曾在妇联工作，当时曾怀下过周恩来的孩子，但由于妇联工作繁忙，邓颖超瞒着丈夫打掉了腹中的孩子。
1926年，邓颖超再孕，但分娩时正好赶上“四一二政变”，分娩时又突遇难产，即便邓颖超已经做好了“舍大保小”的准备，这名新生儿依然中途夭折。这次难产对邓颖超的身体造成了巨大影响，直接宣告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或许是因为缺失，所以才热爱，周恩来夫妇非常喜欢孩子，他们收养了多名义子或义女，王戍就是其中之一。
“革命工作不分早晚”
1939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虽说中国军队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但战场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由于国共两党已经展开了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为了抗日大业，周恩来奉命来到了浙江开展宣传活动。
浙江是周恩来的老家，自从参加革命后，他便再也没能重返故乡，所以他打算借此机会，回到家乡祭祖，同时与浙江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间接支援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抗日活动。
得知周恩来回乡，表弟王贶甫带着儿子王戍前来迎接。王贶甫是周恩来童年时期的玩伴，其母亲周桂珍是周恩来的嫡堂姑母。自从1910年周恩来离乡之后，两人便再也没能见面。
“表伯好！”王戍非常有礼貌的向周恩来问好，周家的族谱里，周恩来是最出人头地的一个，王戍之前就曾从父亲口中得知表伯的一些事迹，并对这位素未谋面的远房亲戚仰慕已久。
“你好啊，大侄子！”周恩来温柔的摸了摸王戍的头，看到这位懂事的侄子，周恩来想起了那些令自己无比悲伤往事。
1925年10月，正值北伐军东征，身为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随军出征，21岁的邓颖超得知自己怀孕后内心十分复杂。
由于她当时刚刚来到广州参加革命工作，丈夫又不得不长期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为了革命事业，邓颖超忍痛割爱，打掉了孩子，等周恩来得知此事时，邓颖超已经出了“小月子”。
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罕见的发了脾气：“你为什么不能和我商量一下？你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孩子不是私人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
面对周恩来的批评，邓颖超沉默不语，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草率，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之心，邓颖超于次年再次怀孕，为了满足丈夫当父亲的愿望，邓颖超精心养胎。
然而，意外却再次降临，1927年正值中国革命的低谷期，白色恐怖之下，邓颖超只能前往一家德国教会的医院进行分娩。
由于婴儿体重超标，分娩过程持续了三天三夜，医生不得已用产钳子进行接生。经过了漫长的痛苦后，新生儿总算与母亲见面，但由于接生时损伤了颅骨，出生不久后便夭折。
更加不幸的是，这次难产导致邓颖超子宫受损，从此再也不能成为母亲。一想到这些往事，周恩来便心痛不已，倘若这名婴儿能够活下来，年龄应该和王戍差不多。
由于当时正好是假期，王戍陪同周恩来一同祭祖，祭祖过后还与周恩来一起参观了大禹陵。
在学校时，老师就告诉他：“大禹是中国的有德之君。”在参观的过程中，王戍不停的给周恩来讲述大禹的有关事迹，仿佛成了一名导游。
当谈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时，周恩来有感而发，如今有多少革命人士像大禹那样，为了功在千秋的事业背井离乡。
周恩来自幼饱读诗书，他何尝不了解家乡的民间故事，他依然表达的对侄子的赞扬：“看来你在学校学的不错啊，这一点很好。但是做学问要持之以恒，学校教你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就拿大禹来说，你知道他治水的故事，那你是否还知道他发明过九鼎。”
王戍非常坦诚的回答：“才疏学浅，还望表伯赐教。”
“鼎是古代的一种烹饪工具，类似于今天的铁锅，鼎的出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大家都说大禹所制之鼎惠及九州，所以被称之为九鼎。你看大禹雕像上镶嵌的九把斧子，寓意也与九鼎相同。由此可见，大禹的贡献可不仅限于水利方面。”
此次和周恩来参观大禹陵，王戍受益匪浅，他认为，表伯并非只是父母口中的革命者，更是一名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假如没有战争，他或许会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老师。
除了祭祖之外，周恩来没有忘记宣传革命事业，他在人群中慷慨激昂的演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小资本家，都应该在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共同抗日。”
王戍注意到人群中有两个外乡人，他们头戴高帽，目光死死的注视着台上演讲的周恩来。回到家后，王戍将这件事告诉了表伯。
原来周恩来早就注意到了这两个人，他们是戴笠派来监视周恩来的特务，虽说国共两党已经宣布共同抗日，但没有永远的朋友，国民政府一直在密切监视周恩来的言行举止。
“不用管他们，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我们该说什么说什么，不要在意他们。”听到周恩来的这番话，王戍对他的这份从容与冷静更加佩服，当天晚上就和父亲商量，希望能够让表伯把自己带走，参加抗日活动。
第二天，王贶甫将儿子的想法转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摇了摇头：“虽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但毕竟娃儿之前一直在读书，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
得知不能参加抗日队伍，王戍心情失落，临走时周恩来特意来安慰他：“革命工作不分早晚，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有的是机会报效国家。”
王戍点了点头，周恩来接着说：“我的身边没有孩子，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当我的义子呢？”王戍听到这句话后两眼放光：“行！行！当然行！”
按照家乡的礼仪，王戍毕恭毕敬的向周恩来鞠了三个躬，然后喊了一声“干爹”，这声“干爹”标志着两人缘分的开始。
令王戍没想到的是，此次家乡一别，他之后便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义父。
学有所成，却未能与义父联系
1940年，日军多次派飞机空袭绍兴地区，王贶甫带着王戍来到了福建躲避战乱。前往福建的路上，王戍见证了日军的暴行，原本和谐的城市在日军的炮火下到处是残垣断壁，百姓们衣不蔽体，趴在家人的尸体上痛哭。
看到这悲惨的场景，王戍意识到了表伯所从事的事业有多么伟大。虽说未被允许参军，但王戍没有忘记表伯对自己的教诲，发誓要用知识来报效国家。
1945年，王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由于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王戍一直没向其他人透露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低调的作风让他留在学校里完成了学业。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王戍参加了南下服务团，最终扎根于福州，在当地的一所学校任职，成为了一名教育行业的基层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王戍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说他从来不像别人谈论起自己与周总理的关系，但却时常给远在北京的义父写信。
信中内容朴实无华，主要阐述近些年在工作上的体会和心得。但是，他始终没能收到义父的回信。最初王戍以为，新中国刚刚成立，义父身为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没有时间阅读自己的来信。
但是后来王戍又接连寄去了几封信，但这些信全部石沉大海，王戍感觉到事情有些诡异，直到1950年，他才明白周总理的良苦用心。
新中国成立后，王贶甫成为了福建省的一名地方干部，在一次去北京述职期间，他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周总理。
王贶甫问道：“总理啊，听王戍说他曾经给你写了许多封信，但均没能得到您的回应，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其实义子的信每一封我都详细阅读，他能取得如今的成就，我感到十分欣慰，但是我不能给他回信。我希望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去生活，而不是凭借与我这层关系。年轻人难免浮躁，如果过分表露我与他的关系，恐怕对他的成长不利。”
听到周总理的一番话，王贶甫恍然大悟，临走时周总理还不忘叮嘱表弟：“如今你也是地方干部了，一定要记住，不要因为与我有亲戚关系就想占有特权，一定要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为人民服务上。”
人们都说，一人得道，全家升天。周家是个大家族，担任国务院总理后，许多亲戚借口来北京探望总理，然后趁机让总理出面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比如，周恩来的堂兄周恩夔就曾请求总理为其解决工作问题。周恩夔几乎是个文盲，腿部又患有残疾，所以一直没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
得知堂弟目前位高权重，于是他便天真的以为自己从此衣食无忧。刚一见总理，他便被教育了一番：“我是全国人民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即便你是我的亲戚，照样要自力更生。”
再如周恩来的表妹陈绣云，试图凭借与总理的关系搞特殊，逃避劳动，周恩来得知这件事后大发雷霆：“开除！改造！”
虽说周总理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但依然有不少亲戚上门走捷径。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周总理当众宣读了《告亲戚朋友书》，定下了十条家规。
其中第九条和第十条分别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自己的关系，不能炫耀自己”，“不得以私谋利，不得搞特殊化”。
这封《告亲戚朋友书》犹如“周家宪法”，所有人都不自觉遵守。受到周总理的影响，周家人建国之后大多成为了人民的公仆。
除了王贶甫父子之外，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成为了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侄女周秉德曾担任新华社副社长，弟弟周恩寿成为了北京钢铁工业局科长，这些人能够拥有如此地位，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努力。
1976年，周恩来在北京病逝，得知这一消息后王戍十分悲痛，但他依然没有向组织申请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后来治丧委员会在整理周总理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张族谱，他与王戍之间的关系才被公之于众。
许多记者来到王戍的家中对其进行采访，王戍却平淡的说：“我不想谈论我和表伯的关系，我是个普通人，我只想在基层过平淡的生活。”
2008年，年过八十的王戍再次被某栏目采访，他说道：“义父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他对我的教诲将永远留在我的内心。”
结语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据医生回忆：“总理临终前饱受病痛的折磨，体重一度只有61斤。”他就想是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却照亮了整个中国。
他的《告亲戚朋友书》虽说堵死了晚辈们从政的捷径，但却高风亮节的精神深深植入了晚辈们的内心，这种精神成为了总理留给他们最贵重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