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的一天晚上，530工程指挥部通信科宋锡文科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当时宋科长办公室和宿舍在一起），告诉我今年通信科有三个退伍名额，原准备让电台的李长荣、电话班的杨照华和电工小高三个人退伍，不准备让你退伍。但由于发信台配电房的发电机突然失火烧坏了，小高要留下来去买配件修发电机，故今年就不能让小高走了。考虑到你多次要求退伍，决定今年把这个退伍名额给你，让你退伍回家吧。我当时一听说我能退伍回家，非常高兴，对宋科长表示深深地感谢，终于能够回到父母身边了。
当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想到再有几天就能回到家里见到久别的父母外婆和兄弟姐妹，心里非常激动。但又想到马上要与慈父般的宋科长和其他朝夕相处的首长战友们分别，又不知何年何月能够再次见面，又不禁有些百感交集。整整一夜久久不能入睡，到530工程指挥部电台服役14个月来的情景就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展现在眼前:
我是1973年元月1日和马股长、蔡银舫从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后字203部队)通信站收信台调到总后勤部530工程指挥部通信科电台的。530这个番号来由是国家为了修建一条从青海省格尔木县到拉萨的输油管线，解决西藏国防和生产生活燃油使用问题，由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具体方案，上报国务院，经周总理1972年5月30日批复同意实施这个项目后，总后勤部为实施这个项目而专门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格拉输油管线工程指挥部，对外简称530工程指挥部，正师级单位，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张鲁炎兼主任，西安办事处副政委席汝林兼政委。指挥部机关设在昆仑山脚下格尔木县城东侧的戈壁滩上，通信科及电台、电话班、收发室、修理所等均在指挥部机关南侧的两栋平房里，电台负责和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等上级机关及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任务。
▲ 昆仑山
▲ 六七十年代格尔木县城
▲ 六七十年代格尔木县城
电台宿舍和电报房，一层平房。格尔木由于一年四季不下雨，所以房顶上没有瓦，只用泥土泥一下，挡住风和沙子。
▲ 电台宿舍和电报房及通信车
▲ 电话班宿舍和总机房
我们三个人到通信科电台报到后，受到了宋锡文科长、沈永生参谋、成诗文参谋、罗会木台长、扬方大主任和电台战友们的热烈欢迎，从此也开始了我青藏高原13个多月难忘的军旅生活。
在这13个多月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最令我终生不忘的是宋锡文科长。宋科长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报务员，有着20多年军旅生涯，长期担任通信方面的领导干部，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给我慈父般的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初到通信科电台时，由于格尔木处于青藏高原腹部，海拔高，严重缺氧，气候干燥，自然环境恶劣。加之由于我父亲在老家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导致我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服役两年团组织关系都没有解决，有一种被发配到边疆的感觉。
因此萌生了前途无望、退伍回家安排个工作的想法。在我情绪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是宋科长给了我关心和鼓励，他首先安排我探家一次，看望病重的外婆；接着又多次鼓励我立足在部队长期干，并开玩笑的说由他负责帮我找对象；在1973年9月份又帮我入了团，经常叫我到他宿舍去玩，每次去都要剥个水果糖放我嘴里，等等。无奈那时我才19周岁，太年轻无知，总感觉自己是最后一个才入团的，更谈不上入党了，在部队前途无望，因此去意已决。又是宋科长满足了我的要求，安排我退伍回家，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道路。
▲左图中间一排中间一人为宋锡文科长及晚年的照片
沈永生参谋是湖南人，1964年入伍，是我报务生涯的启蒙老师。1971年4月份，我刚入伍不久就从工程兵205团抽调到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参加报训队培训，沈永生是报训队队长，他和邹顺民、尹克学两位教员从一点一划开始，手把手地用6个月的时间教会我们收发报技能。到报训队结业时我抄报能达到每分钟160码，发报能达到每分钟130码。
报训队结业后，我被留在通信站收信台服役，沈永生是我的分队长，同住在通信站老院子大门口旁边的一间宿舍里，一同上班、一同下班。那时我们经常吃沈队长从湖南老家带来的腌好的辣椒干子，非常好吃。1972年下半年，沈永生调到530工程指挥部通信科任无线参谋，没想到相隔不到半年，我也调到530电台，又和沈永生老首长一起共事，直至我退伍。
西安办事处通信站1971年报训队结业留影。前排右四起:沈永生、通信站黄主任、王教导员、尹克学、邹顺民
▲ 左图上面两个人左为沈永生参谋右为成诗文参谋 右图为沈永生领取在党五十周年纪念章留影
▲ 西安办事处通信站1971年报训队邹顺民教员
成诗文参谋也是湖南人，1964年入伍，原是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架线排排长，也是在1972年下半年调到530工程指挥部通信科任有线参谋。
罗会木台长是江西人，1965年入伍，中等个子，沉稳厚道，平易近人，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电台十几个干部战士在他的领导下，均能出色地完成指挥部繁重的无线通信任务，未发生过通信重大差错。罗台长积极支持群众体育活动，我们电台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我们也时常组织起蓝球队和机关科室、警卫排等兄弟单位举行蓝球比赛，有时还和指挥部东南侧汽车一团的连队等单位进行篮球比赛，他也时常直接上场参与比赛，活跃了台里气氛，增强了大家体质。
上左图台长罗会木夫妇和第二任台长姚东礼夫妇，上右图姚东礼台长夫妇，下图罗台长夫妇和姚台长夫妇
杨方大主任是江苏常州人，1965年入伍，个子不高，精明强干，技术精湛。是原西宁兵站部(324)电台干部，1972年下半年与程凤堂、李长荣、王建民、邸洪涛、侯国胜一起调到530电台，是530电台的开创元老。当时西宁兵站部电台报务员的整体技术水平在整个西安办事处各个部队中是一流的，他们发报如行云流水、清晣干脆、一气呵成、带有明显的划比较长的特点。
我们在西安办事处收信台作为主台一听到他们的呼叫信号，不用问就知道是西宁兵站部电台信号出来了。我调到530电台后，与杨主任和候国胜住在一间宿舍里，他们两人住在房间南半边，我一个人住在隔墙的北边。住了几个月后因为杨主任的老婆来探亲，我就搬出来和张银先住一个宿舍了。
▲ 右一杨方大主任和1965年常州籍战友合影
▲ 张超群（左）靳忠其（中）、赵春雨（右）参谋
▲ 赵春雨参谋(左)、靳忠其参谋（右）
▲ 左图张泽泉和右图李义生在发报
▲ 高松、张超群、李义生、马春全、张秀学等
程凤堂是河南人，1969年入伍，是干部报务员。程凤堂发报很平稳，基本上没有失误，那时电台在工作室门前搭了顶帐篷，作为平时收发报的训练室，抄报时由于没有快机，基本上都是程凤堂手发，我们大家抄报，他每分钟发报在130到140码左右（新码）。
后来有时也安排我发报给大家抄，我平时自己训练时发报在160码左右，发报给大家抄时控制在150码左右，以减少失误。有时候也会由张银先发报给大家抄。训练条件比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收信台差远了，在西安训练抄报基本上都是快机，很少用人工手发报。我用快机抄报160码是没有失误的，最快能抄到近200码，到530电台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 左起:王建民、程凤堂、邸洪涛、候国胜在山东菏泽
李长荣是四川重庆人，1969年入伍，个子在1米70左右，人略有点瘦但很精干，弹跳超群，打蓝球投篮准、速度快、特别灵活，是指挥部篮球队队员，更是我们电台蓝球队的核心球员。我们电台同兄弟单位篮球比赛时，大部分分数都是他取得的，我和潘友国、蔡银舫、候 国胜、马春全等人主要是配合他进攻得分。
他拉二胡水平也是很高的，能拉快弓，比我拉二胡要好听多了。由于他是城市定量户口，所以他也想退伍回家安排工作，和我常在一起谈论退伍回去安置工作的事情，共同语言比较多。
▲ 李长荣
李小康、张超群都是河南人，1969年入伍，人都厚道老实，积极肯干，关爱我们这些新同志。我有段时间和李小康一起值夜班，都是他和面切面条炒菜做夜饭，做出来的面条非常好吃。张超群感觉上比较憨厚，我记得73年下半年我入团的时候他入了党，后听说他们两人都提了干。
▲ 李小康战友及家人
▲ 左图为张超群 中右两张图为王建民
王建民、邸洪涛、马春全、候国胜都是陕西人，除候国胜是1971年入伍的，其他三人都是1970年入伍，收发报技术都很好。特别是邸洪涛那纯正的“我”陕西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 左图 左为王建民、右为李义生、后为马春全。右图左为王建民、右为马春全
▲ 前排左:王建民、前排右:曹君智“机要科”、后排右：马春全
▲ 左为邸洪涛 中为邸洪涛在发报 右为候国胜
▲ 王建民
▲ 邸洪涛(左)、候国胜(右)
▲ 马春全
张守儒是吉林省人，1969年入伍，1973年3月份从汽车35团电台调过来的。到下半年，我被分配到他负责的这个组，像老大哥一样处处关心着我，可惜的是我退伍时他回家探亲，最后未能见上一面。
▲ 张守儒和夫人
张银先是江苏省淮安市人，1970年入伍，离我老家100公里左右，是江苏老乡。原来都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收信台，他是1973年3、4月份调到530电台来的，来了后我和他两个人住在一个宿舍，直到我退伍。
▲ 左图张银先(右）、陶宝峻(左) 中 、右图张银先(右）在收发报
▲左图为张银先(前排右二)和战友们在格尔木戈壁滩上留影，右图为张银先(右)、孙立本(左)和成诗文参谋女儿
潘友国、陈国平、蔡银舫、严三花都是湖北人，高瑞宝是河北人，1971年入伍，和我一起参加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报训队训练。报训队结业后，潘友国、陈国平、蔡银舫、高瑞宝都留在通信站收信台，严三花分到安康兵站电台。后他们都于1973年陆续调到530工程指挥部，潘友国、陈国平、蔡银舫、高瑞宝留在指挥部电台，严三花被分配在昆仑山上基层部队电台。
▲ 第二排右一高瑞宝、右二陈国平、第三排右一蔡银舫、右三潘友国
▲ 张秀学在抄报
高松家住在陕西西安，刘文湘是江苏东台县人，都是1971年入伍并参加了西安办事处通信站报训队训练，结业后刘文湘留在通信站收信台，高松分配在西安兵站电台。1973年调到530部队都分配在昆仑山上基层部队电台。高松是部队干部子弟，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篮球、乒乓球打的非常棒，从基层到指挥部来办事时，我们就邀请他参加我们和兄弟单位的篮球赛、乒乓球赛。刘文湘有次从昆仑山上下来，特地带了一瓶做好的野毛驴肉给我，那味道太香了。
▲ 左图为高松(左)、骆新民(右) 中图为 高松 右图为 骆新民夫妻
电话班宿舍和总机房在我们北边一排，共有五个女兵，又叫五朵金花。班长张玉琴是北京人，1970年入伍，能言善语，性格开朗，没事时我就到电话班去听她讲故事。1973年下半年她父亲去世，她奔丧回来后，常跟我们说她父亲往事，以及如何安慰她母亲的。姜晓荆、杨照华、王安珈都是四川重庆人，她们都是部队干部子女，1971年入伍，姜晓荆像个老大姐。杨照华像个娇滴滴的小姐，白白嫩嫩的，怕做事情，我们当时都叫她“懒鬼”，其实她最勤快，衣服领口和袖口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她主要是集体的事情不想做。
王安珈看上去像个小孩子，习惯叫小胖丫头。我记得有一次王安珈和宋科长在我们电台帐篷里和我们扯闲，在说到女的不如男的话题时，王安珈说了一句:没有我们这些女的，哪来你们这些男的的。把宋科长气得要死，我们都哄堂大笑。孙杰，东北吉林省人，1970年下半年接替汽车35团因公殉职的哥哥而入伍。有一次我和她到发信台西南边架设电线时，她不慎把一把老虎钳子掉到小水沟里，小水沟水是昆仑山上化掉的雪水淌下来的，不到小腿肚深，清澈见底。我和她脱掉鞋子到水沟里找，尽管是夏天，那水也是刺骨的冷，在水里只能呆上分把钟就要上来，找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老虎钳子。
▲ 左图为电话班班长张玉琴 右图为张玉琴(骑摩托车)、孙杰(坐在车厢)
▲ 左图为电话班战士王安珈 右图为 张玉琴(右)、收发员李斌(左)在电话班总机房门前
▲ 摩托车驾驶员姜凤武
▲ 左图为张玉琴 中图为姜晓荆 右图为王安珈
▲ 左图为张玉琴(右)、李斌(左) 右图为张玉琴(左)、李斌(右)和张泽泉夫人(中)
▲ 左图为张泽泉夫妇 右图为高国栋、王小明夫妇
战友们得知我即将退伍离开部队时，纷纷过来话别，他们一方面为我才十九周岁就离开部队而感到惋惜，一方面也祝愿我到家后能安置个称心如意的工作。有些战友还赠送祙子、毛巾之类的物品作为离别的留念。宋锡文科长召集全科人员(值班的除外），在戈壁滩上拍了张送行我们三人退伍的纪念照片，这也是我唯一一张在格尔木留下的照片。在这期间，我又分别与在指挥部当兵的滨海老乡朱晓东、孙维庆、杨宝才、郁步才和汽车一团的东台老乡(名字记不得了）一一话别。
▲ 通信科首长和战友们送行退伍战士合影
指挥部决定用部队的大客车送我们二三十个退伍老兵到西宁火车站，然后各自乘火车回家。在临走的那天早上，张银先看我脚上穿的大头皮鞋已坏了一个口子，就把他穿的好大头皮鞋换给了我。我们上车时，宋科长等首长战友们都来送行告别。离别的泪水，赶走快乐的时光；离别的泪水，穿透你我的心扉；离别的泪水，化作友谊的缩影。虽离别，但我们友谊仍然地久天长！
在去西宁的大客车上，我和杨照华坐在驾驶员后面最前排的座位上，高松、姜晓荆也跟车子回家探亲。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八百公里的路程，一天半的时间，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到了西宁。杨照华、姜晓荆、李长龙三人回重庆，我和高松去西安，在分别时，杨照华、姜晓荆劝我跟她们一起到重庆去，不要回江苏了。可我当时归心似箭，就想尽快地见到父母和家人，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和高松一起乘火车到了西安，与通信站老乡刘修龙告别。刘修龙和高松又将我送上西安去南京的火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程。相隔40多年后我才知道高松和姜晓荆早已成为革命伴侣。
▲ 高松、姜晓荆夫妇
回到家里，在享受了与父母和家人团聚的喜悦之后，到县安置办报了到，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我被安置到盐城电厂工作。尽管我一心想到邮电局干报 务老本行，但由于当年邮电局没有安置名额，所以未能如愿。后来张银先战友专门写信给江苏省通信管理局，推荐我干报务员也未能如愿，以后再也没有摸过电键，再也没有听到滴滴答、答答滴的声音，成为终身遗憾。
▲ 2018年4月战友们山东菏泽聚会
▲2018年4月战友们山东菏泽聚会
▲ 2018年4月战友们山东菏泽聚会
▲ 候国胜(右)、李小康(中)、邸洪涛(左)相聚一堂
▲ 李成曙(作者)
▲ 时隔48年李成曙(作者)合体照片
▲ 时隔48年李成曙(作者)合体照片
【作者简介：李成曙，男，1955年3月出生，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人。1970年12月入伍，先后在总后勤部工程兵205团(5911部队)、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后 字203部队）通信站收信台、总后勤部格拉输油管线工程指挥部(530工程指挥部)电台服役。1974年2月份退伍，退伍后先后为江苏省盐城电厂、滨海电厂工人，滨海县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刑警队侦察员、治安股副股长、滨海县政府法制局副局长、局长、滨海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等。2015年3月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