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两犯易县，在我们的打击下均没达到目的。
在门墩山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又于十二月十六日三犯易县。
敌人这次进攻的部署是：
一路是第九十四军，由北面高碑店、涞水出动；
另一路是第五十三军和暂编第二总队，由南面保定出动，作为对九十四军的策应。
十二月十九日，敌第五十三军一三 O 师三八八团前出至后大留，三八九团进至大马房一带，第二总队两个团进占相庄、东营、道口三个紧挨在一起的村庄。
这两支部队成了敌五十三军主力伸出来的触角。
针对当面敌情，军区命令我统一指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及独立第七旅、独立第八旅，迎击敌军。
我们决心以独七旅、独八旅牵制北面的敌第九十四军，并破击固城、保定间铁路，主力南向，歼灭敌三八八团和暂编第二总队的两个团。
具体的部署是：
三纵队围歼三八八团，四纵队攻歼暂编第二总队。
依照战斗部署，第三、第四纵队很快展开兵力，把两部敌人分别抓住。
敌三八八团是美械化团，为了迅速歼灭它，我们使用了第七旅、第八旅两个旅的兵力。
于二十日黄昏，对敌三八八团发起攻击，有的分队突入村内，但很快遭到敌人猛烈反击，没有能够巩固住突破口，仅控制了外围阵地，战斗呈胶着状态。
敌人见它的一个团被我们团团包围，立即派三八九团紧急增援。
而且，敌五十三军一一六师、一三 O 师都相距不远。
如果我们不能速战速决，待敌援兵赶到，则会造成又一次歼灭战的落空。
半夜十二点钟，我到了七旅指挥所。
七旅指挥所设在后大留村外的田埂上，离后大留不过几百米远，能清楚地看到村内夜战的情景。
敌人非常凶猛。
抗日战争时，敌第五十三军曾远征日军侵占的泰国、缅甸，是美军一手训练、装备的，战斗力较强。
我把七旅旅长周彪和八旅政治委员王道邦召集到一起，为两个旅组织协同，并派出二十三团阻止敌三八九团的增援。
周彪
这样，按照统一号令，两个旅对敌三八八团发起猛攻，把敌人压向村内。
借助照明弹，我看到我们的指战员和敌人激烈搏斗的壮烈情景。
村落里每条街每幢房屋都成了战场，到处喊杀连天。
这场厮杀一直进行到拂晓才告沉寂，敌人终于被我们粉碎了。
这次战斗毙敌四百多人，俘敌少将团长佟道以下两千二百多人，美械化三八八团全体官兵无一漏网。
这是我们三纵队继全歼美械化三六一团后全歼的第二个美械化团。
在晨曦中，我进村看了经过激烈搏斗过的战场，只见所有的房子全部成了碎石瓦砾，老百姓战前已经转移，没有造成伤亡。
当后大留战斗胜利结束时，我第四纵队也于相庄、道口、东营歼灭了敌暂编第二总队两个团的大部。
遭此打击后，南线敌人缩回保定，北线的敌九十四军也龟缩在涞水地区未敢妄动。
敌人第三次进犯易县就此被我击退。
以后，我主力南下扫除保定以南守备薄弱的敌军据点，第四纵队等部攻占新乐、望都、定县，歼灭守敌。
我三纵队进至方顺桥以北，二纵队进至阳城镇。
这时，敌人企图乘我主力南移，又向易县发起进攻。
二月六日，敌第九十四军和第十六军二十二师，从涞水向易县进攻，第五十三军在徐水，固城一线策应。
为了寻机歼敌，我军主动撤离易县，军区命令第二纵队出击徐水、固城一线，迫敌五十三军和敌二十二师东转，从而孤立了进至易县姚村地区的第九十四军。
歼灭姚村之敌的有利战机，终于出现了！
这是一次大打歼灭战的机会。
可惜，发生了失误，战机稍纵而逝。
假若这一仗打好了，将会对战局的态势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敌第九十四军五个团孤立于姚村一带时，聂司令员抓住时机，命令我们三纵队、四纵队（欠十一旅）围歼该敌，命令第二纵队到徐水地区阻援。
聂司令员叫我统一指挥三、四两个纵队的行动。
有了大打歼灭战的机会，军心大为振奋。
我们正在极力寻求打它一个大歼灭战，把敌人打痛，改变被动僵持局面。
这一段时间总是敌人出动，我们迎战，处于被动地位。
一定要做到用我们的积极行动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牵动。
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是打它几个大歼灭战。
我们把易县暂时让给敌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受命后，我们采取夜行军，强行七十里，乘夜将敌人包围。
尔后的外围战斗也进行得很顺利，我九旅在姚村以西的黄山歼敌一个团，把姚村团团包围起来，计划次日夜发起总攻。
夜战是我所长，为敌所短，五个旅包围敌人五个团，是三比一，兵力对比占绝对优势，胜券在握。
黄昏，我们正要发起总攻的时候，忽然接到报告说：
敌人弃城东逃，四纵的两个旅和三纵队的七旅，已追击逃敌去了，只剩下了八旅、九旅。
我立即电询聂司令员，回电说：姚村之敌没跑，十五分钟前他们还在发电报。
可是，我们的部队撒出去了，一时无法收拢，折腾了大半夜，还集中不起来，贻误了战机！
这时，敌第二十二师和独立第九十五旅增援至姚村附近的烟台一带，情况发生了对我不利的变化，我们只好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失去这次战机，实在可惜！
由于战斗频繁，处理伤员也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古人云：杀敌一万，自损三千。
这个说法不一定十分准确，但总还是有它的道理。
在战争中，要歼灭敌人，就免不了有伤亡。
即使医务人员在阵地上抢救伤员，自身也面临着流血牺牲。
在一次战役中，三纵队伤亡两千五百四十人。
伤员多，条件差，许多负伤的同志依赖于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才能重返前线。
在部队的补充上，医务人员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我们部队里曾有一位白求恩式的国际友人，是一位日籍外科大夫，他的名字叫安达次郎，中国名字叫安达仁。
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在一次战斗中，我们的老作战科长、副团长周自为同志身负重伤。
多亏这位国际友人、日籍外科大夫精心救治，使周自为保住了一条腿，重新回到了战斗岗位。
多少年过去了，我总是忘不了这位安达仁大夫。
周自为自一九三九年初，就跟随我在一分区当参谋，后来又一起到冀中，为了进行实际锻炼，他从作战科下到七旅当副团长。
在向敌人占据的居民点发起冲锋时，他的左腿根部大动脉严重受伤。
经过战场上紧急包扎，抢救下来，在旅部治疗。
不料，他又得了回归热。
我派人把他从旅部接到纵队卫生部。
卫生部检查过他的伤势后报告：需要截肢。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
尽管处在战斗的紧张阶段，我还是赶到卫生部去看望他的伤势，以便及早下决心。
他的大腿根部的大动脉被切断了三分之二，严重淤血，形成很大的肿块，外边蒙着明亮的一层薄膜，这层薄膜随时都可能破裂，一旦破裂，不仅伤腿保不住，连止血都不可能。
当时，我们的医疗水平有限，遇到这种情况，也只有一个办法：截肢。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我不同意给他截肢，立即派人到军区医疗队请安达大夫，看有没有其它办法。
安达仁是在中国长大的，早年毕业于东北南满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安达仁（左一）与老师（左二）
抗日战争时期，曾在石家庄开私人诊所，一九四五年秋，他由于追求真理，献身人民，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刘仁同志的帮助下，携带全家九口奔赴解放区，把全部的医疗器具和财产献给了张家口人民医院，他本人和一个弟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担任前线手术队的外科医生。
安达仁一家
在大同战役中，手术队安置在紧靠火线的一座古庙里，配殿就是他的手术室。
他在进行手术当中突然遭到轰炸，炸弹把正殿炸塌，但他若无其事，拍掉伤员和自己身上的尘土，继续动手术。
从撤围大同途中，遇到一个老乡被敌机炸伤，危在旦夕。
他在情况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为老乡动手术，从腹中取出弹片，拯救了老乡的垂危生命。
安达仁接到我的邀请，星夜赶到平汉前线。
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军区卫生部部长张杰同志。
我和张杰是老战友了，早在红军北上时，他就为我治过伤。
这次，他同安达仁一起来了，使我对周自为伤势的耽心，宽慰了许多。
张杰首先介绍道：
"杨司令员，这位是安达仁同志。"
我和他一面握着手，一面打量着他。
他中等个头，人很精干，宽脸盘上颧骨稍稍突起，鼻梁挺拔，前额宽厚，下须向外翘起，目光和善明快，端端正正的鼻子下面留着又黑又浓的日本式胡子。
军装已经半旧，但洗得很干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佩在左胸，军帽低低地压在眉毛上。
"安达仁同志，欢迎你到我们纵队来。"
我握着他的手，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就去看伤员了。
经过诊视，他立即进行大动脉结扎手术，他以精湛的医术避免了周自为的动脉大出血。
周自为的腿保住了。
这个经过八年抗战，个性刚强的老兵，看着国际友人为他精心保住了的腿，心情十分激动，两眼含着泪花，注视着日籍大夫。
半个月后，当保北战役胜利结束时，他回到了部队。
在保北战役中，安达仁还及时地抢救了几个感染了破伤风的伤员。
当时，转移到狼牙山的几个重伤员感染破伤风菌，濒临绝境。
安达仁赶到狼牙山，日夜抢救，使他们转危为安。
安达仁说：
"不治好这些战友，怎么能对得起狼牙山五壮士和中国人民呢？"
安达仁同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拿着他的有力武器——手术刀，自我军第一次进军绥远到最后攻克太原，他经历了华北战场所有重大战役，踏遍长城内外的万里山川。
他不畏酷暑，不惧严寒，以伟大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献身于中国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而进行的最后一场大搏斗。
他亲手治愈的伤病员达一千多名。
手术中的安达仁
他除行军、看病、动手术外，还经常给医护人员上卫生课，培养医务人员。
三纵队很多医护人员，就曾听过他的讲学。
有不少同志，由于他孜孜不倦的教育，后来成长为外科专家。
全国解放以后，安达仁大夫被聘为公安部队医院外科主任。
安达仁与医院同仁合影
一九五三年他回到他的祖国日本。
可是，他总是怀念着他战斗过的中国，满腔热忱地希望着中国繁荣强盛。
他在晚年，很想写一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一些事情，他给他的老战友、老部长张杰写信说：
"我愿意重新回忆一下三十五年前在中国工作的情况。
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三年在中国能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一点工作，这是我一生感到最光荣最高兴的事情。
战争年代为伤兵治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能忘记。"
他远在数千里之外，隔着浩瀚重洋，一颗热忱的国际友人的心，总是对我们可爱的祖国致以衷心的祝愿。
他说："中国对我来说，实际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感到我的血里有中国的血在流动着。"
当他已至古稀之年时，还想来到他的第二故乡，象战争年月那样拿起他的手术刀，把最后的光和热留在神州大地上。
他多次要求，到首都医院工作。
可是，他的夙愿还未实现，就染上了癌症。
作为一个医学博士，他深知将不久于人世，这个时候他想到的还是中国。
他作了很大的努力，终于得到以"日中医学交流访华团"的身份，重睹他战斗过的大地。
他不想住高级宾馆，而是希望住在老战友家里，或者去住医院的宿舍，直接接触老战友和中国人民的生活。
他为能够到老战友张杰的家里吃顿便饭而欣慰、高兴。
与战友一起端起饭碗，唠起家常，叙起往事，他似乎又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笑声朗朗，年轻了许多。
1980年，安达仁在原公安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张杰家中
由老战友陪伴，他登上长城，倚着古老的堞口拍下照片，把他垂暮之年的身影，与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永远地联系在一起。
正是在长城内外，他度过了与中国人民共同战斗的岁月，自首次向绥远进军到最后鏖战太原，有多少次行军，他是从长城脚下走过的啊！
他站在颐和园花木葱笼的假山上，手持拐杖，态度严肃，面对曾度过上千个日日夜夜的公安医院，他伫立良久，一语不发。
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那神情告诉我们，他怀念在公安医院里的生活，怀念公安医院里的同事、战友，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与他为之献身革命、从事工作的第二故乡告别。
可惜，周自为得知安达仁大夫莅临的消息，已经太晚了。
当时，安达仁已经购好机票，还只剩下一个晚上的逗留时间了。
那时，周自为在天津警备区任副司令员。
他念念不忘安达仁大夫保住了他的左腿，使他能够完成战斗任务，能够担负起党和人民交付的重担。
周自为要送给安达仁大夫一点礼物，以寄托深深的感谢之情。
送点什么呢？
他想起了当年解放天津后，安达仁最喜欢吃天津的大麻花。
他跑了一家又一家，可是这时食品店都已经关门了。
而且，这么晚了，家家食品店都把大麻花售光了。
最后，他给店里的同志讲了很多好话，说明是送给国际友人的，才算达到了目的，食品店破例地给他赶炸了两斤。
他赶到北京，看到即将飞离的国际友人。
安达仁接到周自为赠送的麻花后，哪里舍得吃，而是小心翼翼地捧上飞机，带回日本，和亲朋共享这份珍贵的礼品。
癌魔终于向他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当他在弥留之际，仰卧在铺着洁白床单的病榻上，左首圆桌上放了一束鲜花，他叫儿子把人民解放战争三级勋章缀在曾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地方，艰难地倚靠在床背上，两手合在胸前，两腿微曲，在站立两侧的四个儿孙陪伴下，怀着庄严肃穆的神情，留下了最后一帧照片。
逝世前安达仁与家人的合影
当张杰同志把这张照片转给我时，我久久地注视着，说不出话来。
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朋友，失去了一个多么高明的医生。
安达仁大夫，你虽然溢然长逝，但精神永存。
你的遗照就是最好的纪念。
你是那样庄严地佩戴上英雄的勋章，艰难地但又是严肃地看着照相机的镜头。
在那一瞬间，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猎猎红旗，是雪地行军，是战友们的面影，还是你视为第二故乡的神州大地的壮观景象呢？
战争时期，平汉线北段作战，反复出击，相持数月之久。
虽然歼灭了不少敌人，但当时从总的方面说，我们还没有取得充分的主动。
这一阶段一结束，便踏上了胜利的坦途。
明媚的春光，已经穿透战争的阴霾。
标志着新的转折的是随之而来的正太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