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自己的认同被更多人认同，让更多人一起肩并肩背靠背，携手做力所能及有意义的事儿。”
前不久，获得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孙嘉怿，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段话。她的另一重身份，是“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服务项目发起人。
7年，400多人，1464位烈士，40000余条信息……数字背后，是一段段落叶归根的旅程，更是一个个家庭几十年的期盼。
是什么让她下定决心帮烈士寻亲？她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今天，五四青年节，一起听孙嘉怿讲述这条烈士寻亲路……
一段5分钟的视频
带她走上烈士寻亲路
孙嘉怿今年39岁，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就对军人有着深厚的感情。21岁那年，她参加志愿活动，领到了为老兵洗手的任务，这也是她第一次接触到参加过战争的老兵。
“洗手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指节上有很多握枪留下的老茧，忽然就被触动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战争与我有关。”
在那之后，孙嘉怿开始利用休息时间到全国各地看望老兵、瞻仰烈士陵园，她将照片和感受分享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一批粉丝。
那时，孙嘉怿只是朴素地希望，烈士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知道，人们路过烈士陵园时，也能去送上一束花。
直到2017年春节前，一位名叫黄军平的陕西汉子联系到孙嘉怿，用一段5分钟的视频深深触动了她。
黄军平的伯父黄建国1953年牺牲在朝鲜战场，由于牺牲位置接近三八线，战争结束后，几乎没有人可以接近那里。
2016年8月，黄军平带着一丝希望去了朝鲜，拜访了几个中方刚刚修缮完成的烈士陵园，却没能找到黄建国的信息。
难过之余，黄军平突然想到，或许还有很多烈士的家人正在像自己一样苦苦寻找。带着遗憾，黄军平一点点拍下了陵园内刻满烈士名字的英名墙。5分钟的视频里，黄军平仔细地记录了近1万个名字。他想着，这些名字里或许就藏着希望。
回国后，黄军平思来想去，觉得经常拜访烈士陵园的孙嘉怿或许对寻亲这件事有头绪，于是希望她能帮忙整理资料、寻找烈士亲属。
起初，孙嘉怿有些犹豫，但黄军平说着说着就哭了。“那天宁波下着大雨，外面特别冷，下班后我跟他打着电话走路回家，他在电话那头哭，我在电话这头哭。最后我想来想去，先干了再说！”
一块随身携带的硬盘
是无数人寻亲的希望
下定决心后，孙嘉怿从社交媒体上找到了20多名愿意加入的网友，成立了最初的“资料组”。
随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如今，“我为烈士来寻亲”团队已有400多人。
修船工人、酒厂搬运女工、给手机贴膜的地摊小贩……来自各行各业的团队成员分工明确：有人收集整理资料，有人为烈士画像，有人修复烈士家书、遗物，还有在各地陵园内寻找烈士的联络员，以及陪同烈士家属祭扫的志愿者。
“真的是一群很可爱的老百姓，聚在一起做了一件很可爱的事。”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为烈士来寻亲”逐步建立了烈士信息数据库，保存在孙嘉怿随身携带的硬盘内。内容不仅包括烈士姓名、出生年月、家庭住址，还有部队番号、牺牲时间、牺牲地点及参加革命时间等详细资料。
“只要数据库里有，家属能给出完整信息，最快两分钟就能找到安葬地点。”
一条难掩激动的朋友圈
是概率不足20%的幸运时刻
手握庞大的数据库，寻亲看似变得“简单”。那么，能够为了寻亲成功而欢呼雀跃的概率究竟几何？帮助烈士寻亲的过程又是怎样的？
以为陈水堂烈士寻亲的经历为例，孙嘉怿带我们进行了“复盘”。
陈水堂烈士家属求助时提供的资料显示，陈水堂生前为华野1纵3师8团班长，1948年1月在河南许昌牺牲。
根据已有信息，孙嘉怿分析：首先，陈水堂的牺牲地信息有误，应该为河南许昌；其次，根据烈士生前的番号以及牺牲日期，判断牺牲地点，“如果1948年1月他所在的部队在许昌，那烈士的疑似安葬地一定在那附近。”
随后，孙嘉怿联系了许昌当地的志愿者，在烈士陵园内，他们找到了陈水堂烈士的名字。从接到求助到完成，前后不到24小时。然而，在孙嘉怿经历的案例中，这样的其实是极少数。
一般情况是，家属提供烈士姓名，志愿者寻找安葬地的成功率只有20%左右：战争年代，为了保护家人，很多人会在进入部队后更改自己的名字。还有一些人在残酷的战争中根本无法留下名字，成了无名烈士。
“因此，哪怕家人能提供姓名，也不容易找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立了数据库，也经常得靠‘土办法’找人。”
褚萃文烈士就是志愿者们用“土办法”找到的，浙江、安徽、山东、江苏、河南5个省的志愿者用了整整3年时间，终于找到了他。
“烈士家属提供了3张烈士证，姓名、牺牲地点、牺牲时间全都不一样。”孙嘉怿回忆，因为信息复杂，志愿者们一直收集不到褚萃文烈士埋骨地的线索。正当她觉得希望渺茫时，突然有人提供了一条信息——中华英烈网名录中的诸华文，很可能就是大家一直在找的褚萃文。
基本信息中，诸华文的出生年份、户籍、生前情况和牺牲情况都与褚萃文吻合；姓名方面，“诸”与“褚”偏旁相似，而华的繁体写法（華）与萃也有些相似，可能是登记时出现了错误。
尽管还不能确定，但家属们还是带着最后一丝希望赶到了河南商丘睢县睢杞战役烈士陵园。那时，褚萃文烈士唯一的女儿已经身患重病，找到父亲是她最后的愿望。
对于诸华文和褚萃文是否为同一人，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起初有些怀疑。直到家属说出褚萃文牺牲在一片高粱地里，工作人员当即确认无误，因为这批遗骨正是从高粱地转移到烈士陵园内的。
一只和平鸽
藏着她最美好的祝愿
“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自2017年组建至今，孙嘉怿每天都会收到几条烈士家属发来的求助信息。在清明节前后，求助数量会增至每天几十条。
如今，孙嘉怿和团队的志愿者们为1464名烈士找到了亲属，他们的足迹遍布7个国家，收集整理烈士安葬地信息4万余条，累计发布烈士寻亲信息3万余条，拍摄收集烈士陵园纪念设施724座，完成烈士遗像修复42幅。
工作之余，孙嘉怿的生活几乎被寻亲填满，“这几年我长了好多白头发。”
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坚持？孙嘉怿说，每一个烈士的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壮烈的故事，“那些越不被人熟知的烈士，我们越要为他们做一些事。”
孙嘉怿希望，围绕着自己的光环尽快散去，让她得以沉下心做事，“我想再推动几个用烈士名字命名的少先队中队，再多去看看烈士家属。过好每一天，把每一天的事处理好，然后在能力范围内帮助更多人。”
分别前，孙嘉怿送给我们一枚“我为烈士来寻亲”团队的徽章，上面的图案是一只和平鸽，由她亲手设计。
“我希望烈士们能像鸟儿一样，找到回家的路。”
愿每一位烈士，都能早日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