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24日，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对到北京工作以后他看到的一些经济上、社会上的问题集中“开火”，令参加会议的各部委负责人有不少都如坐针毡。
就在几天前的3月15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档专题节目，集中报道了在中国比较普遍的不法传销行为。
传销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人威廉·帕特里克发明了一套快速发财的传销方式，将消费者作为专门营销者，销售商品，并不断发展下线，收取高额入门费。
后来，利欲熏心的传销组织头目连商品都不卖了，只拉人头发展会员，从中提取报酬，以欺骗手段骗取钱财。
传销组织的主要特点是洗脑
这种“金字塔”式的骗局就是传销，俗称“老鼠会”，此后这种骗术传播到世界各地，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日本一家公司在深圳用直销的商业模式销售保健床垫，标志着传销正式登陆中国大陆。
在香港、台湾公司层层推波助澜下，到90年代中期传销已经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那时候中国大陆的普通群众缺乏辨别能力，直销行业鱼目混珠，发展非常混乱，甚至成了个别犯罪团伙的幌子，为祸甚众。
1998年的“3.15”专题节目，就曝光了一些令人发指的传销行动，比如一个所谓的推销“医疗器械”的传销组织，专门假冒伪劣产品，病人原来还能站起来，用了之后就瘫痪了。
不仅把病人坑惨了，传销组织的参与者也没好到哪里去，很多人也被骗得倾家荡产，只有传销组织的头目，有的几天就挣了几千元上万元，大发横财。
想要退出传销组织也没那么容易，挨顿痛打还算好的，有的被勒索巨额“赎金”，还有的被打伤致残的。
大部分传销人员的生活窘迫
有一家叫做“兴田公司”的台湾传销组织，以销售所谓的“爽安康有氧健康摇摆机”为幌子，迅速在大陆发展了约15家代理公司并从大陆卷走上亿元台币，疯狂至极。
朱镕基看了这期节目之后深感骇异，在会上痛斥说：“这是什么市场经济？简直是最黑暗的封建社会行为，所以非取缔不行，还能让它继续害人吗？”
传销行为的恶劣影响早在1997年就已经引起政府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当时分管经贸工作和教育的副总理是李岚清同志，他专门写了一个批示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取缔传销，结果一年多过去了，“3.15”报道的问题依然触目惊心。
李岚清的批示当时在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中间都已经传阅过了，大家也都一致表示同意，结果文件下发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后却出了问题。
原来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负责同志会错了意，出了一个针对传销的管理办法，表示以后对传销行为要加强管理，维护市场秩序。
朱镕基同志
因此这次会议上朱镕基直接说：“看来处理这件事情的阻力大得很呢！”随后，他又不太客气地对时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的王众孚开了火：“我不是批评你，工商局下面好多机构不一定听你的，因为都是属于地方的，有的腐败得很呢！”
但是朱镕基并没有打算“放过”王众孚，随后他又说：“你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国务院发了批示以后，你们又印发了一个关于对传销的管理办法，那不就是说传销可以不取缔了？”
其实这两句话都是批评，第一点是指出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各省、市分局的管理不到位，导致国务院的政策执行不得力，第二点则是表示工商部门对上级的意图背道而驰，像这种违法的勾当上级要你取缔，不是要你管理！
王众孚1941年生，湖南安化人，算是朱镕基的半个同乡，他早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后来在部队里当了8年兵。
转业之后，他在湖南从施工企业的科长干起，到1985年就已经是长沙市委书记，时年才44岁，堪称年轻有为。
80年代的长沙
随后，王众孚根据干部年轻化的要求转战堪称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出任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
据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市委常委的周溪舞回忆，王众孚等同期从外地引进的三位高级干部年纪轻，学历高，思想灵活，并且都有城市管理和经济发展工作的经验，因此上级这样的人事调动是有深意的。
王众孚来到深圳的时候，这个新兴的城市正面临着发展与环境之间的激烈冲突。
1993年8月5日下午，深圳市清水河某危险品仓库连续发生两次爆炸，几乎整个深圳都可以看到清水河上空像原子弹爆炸般的蘑菇云。
距离爆炸中心30米处即是清水河油气库，南面不到300米是深圳市燃气公司的8个大罐、41个卧罐的液化气站及刚运到的28个车皮的液化气，西面约300米处还有中国石化的一个加油站，情况万分危急。
清水河爆炸时照片
紧急关头王众孚赶到现场指挥应急处置，他立即打电话给广深铁路公司，要求调车头将18节液化气罐车、17节煤车拉离现场。
他声色俱厉地对广深铁路负责人说：“调不来车头，就提人头来见我！”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13年的特区心血在鬼门关前挺住了。
1992年时，深圳滨海大道的规划建设第一次提上日程，按照规划方案，滨海大道要从红树林保护区穿过，另外还要占用400多亩保护区内用地建设一个污水处理厂。
当时以王勇军为代表的一批环保专家坚持上书市政府，要求调整规划，但国土规划部门则表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规划污水处理厂，双方形成僵持。
到了1994年初，王众孚带队现场协调该问题，面对保护区和国土规划局双方争持不下，王众孚表示应该先听听专家怎么说。
今天的福田区红树林生态公园
王勇军急忙站起来说：滨海大道要穿过的地方正是保护区的核心地段，红树林长得最茂密，而且还是国际候鸟的集中栖息地，按照国家的规定，这样的区域还是要保护的，我建议往北移。
王众孚认真看了地图之后说：“听专家的，（滨海大道）往北移。”再谈到建400多亩污水处理厂的事，他态度非常明确地说：“不要再占用保护区的用地了”。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从此可以看出王众孚心中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价值定位，也即是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那个GDP为王的年代，能够拍板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容易的。
1994年10月，王众孚升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组副书记。他进京的时候，正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刚刚开始实行，工商行政管理局忙得不可开交，但在他的带领下工商主管部门还是比较好地完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贯彻任务。
在王众孚主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前几年，国家几乎年年都出台重要法律法规，比如为了坚决依法惩处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他到任当月国家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王众孚到宁夏工商机关考察
次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并开始实行新“三包”制度。为了整顿市场秩序，反对不正当竞争，1996年、1997年又分别实行了《质量振兴纲要（1996—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可以说，王众孚在任期间，正值中国大力整顿市场秩序，为入世做准备的关键几年，他为建设新的市场机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可是作为工商行政系统的“掌门人”，他依然有很多无奈的地方。
比如传销这个毒瘤，已经不仅仅是个市场问题，而是有一些地方上的干部和黑恶势力参与其中，甚至和地方上工商部门的腐败分子串通一气，共同分赃。
个别贪腐干部对上面的指示阳奉阴违，甚至在政策开始实施之前就已经和传销组织的头目“打了招呼”，让他们先隐蔽起来，等风头过了再出来继续作恶。
说句实话，像这样的传销组织和个别官员互相勾结的系统，已经不是工商行政部门可以解决的问题了，整顿传销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90年代初的工商人员打击缺斤短两
朱镕基同志的表态，实际上是给了王众孚一把“尚方宝剑”，这次会议后不到一个月的4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严令禁止一切传销经营及变相传销行为。
这一次，由工商部门牵头，公安、金融、新闻宣传部门配合，掀起了一场反对传销的史无前例的严打风暴。
慑于政府的压力，自1998年年中开始全国各地的传销行为全面转入地下，但打击传销的战役远未停止。
从1998年到2006年，王众孚领导的工商行政部门经过8年努力，终于将以“新田系”、“天狮系”为代表的“北派传销”势力基本摧毁，其余部化整为零，转向南方地下发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王众孚继续担任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打击传销
从1994年到2006年，他主持工商系统前后达12年之久，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国家先后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并成立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对中国企业影响很大的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制度，也是在他在任期间开始推行的。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王众孚又担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会长，坚持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