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肯尼迪政府教育部副部长、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撰写了一本畅销书《大趋势》，其中对苏联的评价令人深思：“尽管苏联依靠人民的力量夺取了政权，并在战争中凭借人民的支持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在反腐和权力监督方面却从未真正考虑过人民的利益。”
约翰·奈斯比特的这番评论深刻揭示了苏联贪腐与反贪腐的本质。
毫不夸张地说，苏联70多年的执政历史堪称一部腐败的荒谬史，而其反腐斗争更像是一出讽刺悲剧。
有人或许会疑惑，曾经高举信仰大旗的苏联，将各加盟国和卫星国资源索取一空的超级大国，为何最后越来越穷？
苏联可是将国内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干净，实行了一切国有化、一切公有化。
作为世界上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苏联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又没有资本家吸血，但为何民众最后连面包都买不到？
这是因为苏联拥有比资本家更可怕的吸血鬼——特权贪腐官员。
苏联100%的政治资源、95%以上的经济资源以及100%的能源资源，全部被特权阶层据为己有，苏联干部成了苏联最大的吸血鬼。
苏联的腐败历史可以说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一路上伴随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的变化，贪腐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变。
总的来说就是一路进化，一路高歌猛进。
在列宁时期，贪腐往往不被视为贪腐，是“财产错误”。
犯下这种错误的官员也不会被严厉处罚，只要接受批评教育就可以了。
看得出，列宁对这些打下江山的功臣们多有纵容。
而到了斯大林时代，贪腐向前一步进化，被合法化和规范化，成为了权力运作中的常规手段之一。
随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到来，苏联贪腐迎来“盛世”，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从此，苏联的贪腐也从个人化行径，进化到集团化福利。
从最初的个人私欲，逐渐发展成集团化的利益交换和福利分配。
这种演变不仅反映了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揭示了贪腐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斯大林时期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推行了一套称为“官员等级名录”的制度，配以相应的干部任命、物质利益和合法特权。
这些特权包括：高级住宅、豪华别墅、汽车、公费医疗、带薪休假、旅游津贴、特供商店等等。
其中特供商店中的紧缺物资和进口商品可享受约三折优惠。
此外，高薪制、特别津贴和红包制度也得以实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一般干部的薪资甚至高达工人薪酬的30倍，而二战后更是飙升至上百倍之多。
斯大林开创的这项制度也成为了苏联此后贪腐合法性的模版和典范。
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贪腐第一次得到遏制。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及：「当我在沙皇时代做一名技术工人时，我能够通过我的劳动赚取到一套完整的住房，这套住房拥有客厅、厨房、卧室和餐厅等设施。作为沙俄时期的工人，我生活的条件甚至要比苏俄时期要好得多，我对此感到十分痛心。」
尽管苏俄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但人民的居住条件却未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苏联在革命成功数十年后，民众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沙俄时代。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莫斯科的住房短缺问题十分严重，每个区每个月平均有2.7万人排队等待分配房子，但只有约50个幸运的普通民众得以获得住房。
在沙俄时代尚且能够通过勤劳努力改善生活，到了以鼓励“劳动最光荣”的苏俄，人民却不能通过劳动改善生活。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因此，赫鲁晓夫选择对特权贪腐重拳出击。
他也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对贪腐宣战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特权、实行中下层差额选举、废除终身制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腐败现象的根基。
然而，这样的举措也触动了苏联利益集团利益，导致他的结局较为凄惨，最终被政变推翻。
他甚至在名声上受到了系统化的诽谤和污蔑。
在一个缺乏宪政制度的环境中，缺乏权力制衡机制，而依赖于自上而下的任命体系，往往会导致一种纯粹的个人依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问题几乎成为常态，因为反腐者往往被视为敌人。
在苏联建立和维持政权的过程中，斩草除根的手段被视为一种制胜的策略。
这种态度甚至适用于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如赫鲁晓夫也未能逃脱被迫下台的命运。
有了赫鲁晓夫这种前车之鉴，接班的勃列日涅夫直接开启了苏联的全面贪腐时代。
他执政的18年也耗尽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攒下的家底，苏联病入膏肓。
之后的继任者们，虽然试图改革，但也已经无济于事。
1990年，苏联《西伯利亚报》进行了一项调查，探讨了“苏联官员究竟为谁谋取利益”的议题。
结果显示，仅有4%的受访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利益，7%的人认为其代表人民，而高达85%的受访者认为其代表着官员集团的利益。
这一调查结果揭示了苏联国家机器已经完全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控制的事实。
这些官僚掌握着整个社会的财富，相较于传统的资产阶级，他们更加贪婪、反动、残暴。
他们对内部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对外则采取疯狂的侵略扩张政策，推行霸权主义，给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命运注定是走向衰落和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