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如海,浩浩荡荡,汹涌迭起的波澜壮阔而又纷扰不息。于幼军,这个来自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在这汪洋大海中遨游几十载,最终化作一滴清泉,重新归于平淡安谧的学者生活。
他的官场经历,曲折离奇,成就斐然,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一路行来对人民群众的真挚关爱。
学者出身的他,早年就已在学术界建立了一定声誉。和黎元江合著的《社会主义四百年》一书,以独特的武侠小说体裁形式讲述社会主义运动史,引起轰动,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当时,于幼军与曹淳亮、黎元江、朱小丹被称为广东宣传系统的"四大才子"。
这四人后来各有出息,但命运也迥然不同。曹淳亮曾任《南方窗》社长等职,2008年病逝,于幼军亲临医院,与这位交往30多年的好友见最后一面。
黎元江曾是"中国报业第一人",因贪污受贿入狱12年,狱中仍获母校博士学位,可谓人生沉浮。
而朱小丹官运亨通,高达广东省长。
于幼军33岁时成为广州东山区委书记,开启了仕途征程。在主理广东宣传工作7年间,他见证了《广州日报》《南方周末》等一批知名媒体的成长壮大,粤军媒体成为敢言的代表。但《南周》也曾因此两次陷入风波,一度面临关门,最终还是于幼军挺身而出,数次奔赴北京斡旋、检讨,才使其得以存活。
47岁时,于幼军以广东省委常委身份出任深圳市长,后又转战湖南、山西,可谓步步高升。他在山西任职虽只2年时间,却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
于幼军在任内亲力亲为,改善矿工生活条件。有一次他到大同市的矿工棚户区视察,看到成片的矮小破旧棚户,住着一家七八口人,环境极为简陋,顿时热泪盈眶。他当即下令两个月内拿出改造方案,让30万矿工住上新房。
后来他将这一方案在全省推广,并亲自督办落实。有的县市拿不出建房资金,他就叫停更换小汽车、出国公务和公款操办酒席。半年后,钱就全部到位了。五年后,矿工们如愿以偿,搬进了新居。于幼军曾诺言,他们迁新居时就去矿工家里吃饺子,那成为他最高兴的日子。
于幼军这种对人民的真挚关爱,早已植根于他的内心。他曾愤怒地说,经历过文革、农村生活,有点良知的人都会这样做。他甚至将《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书160万稿费全部捐出,为矿工修建了一座800平米社区文化中心。
离开山西后,于幼军进入文化部,任职仅一年就受党纪处分。随后他开始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写作,每天在国家图书馆潜心阅读笔记,晚上散步运动,过着"文学与出汗"的清贫生活。2010年底,140万字的大部头终于付梓。
但完稿的第二天,他就接获新的工作调令,被派到南水北调办公室。于幼军感慨万千,苍天似乎只是给了他短暂的写作时光。
平静工作四年后,于幼军终于退休。经历了官场沉浮,他更愿重拾求学、写书、教书的生活,做一个"三书先生",回到了最初的梦想。
在《求索民主政治》一书后记,他写下诚挚的期盼:"愚者竭诚百千虑,诉与诸君仔细吟。"
多年后回望于幼军的仕途生涯,他用执著、勇气和人格力量谱写了一曲经典好官风范。他原是一介书生,却 对人民至情至性,视民如亲;他曾几番飞黄腾达,却能安贫守分,淡泊名利。
作为知识分子,他时刻关注国家前途,作为官员,他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虽遭处分,仍不改初心,退休回归师生身份。
于幼军用自己的理想和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好官?在这个人生不同阶段、岗位不同层级的转变中,他始终把对人民的赤诚热忱紧紧捍卫在心间,这就是真正的"官德"。种种际遇,沉浮离合,无法改变他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如今于幼军隐居书斋,归隐田园,他这位好官却永远活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成为后人仰慕和学习的楷模。穷富贵贱都是人生的修行,而他用一生通彻演绎,永不磨灭对理想的执着。
愿时光无垠,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公仆,都能怀有于公这样的为民情怀、这般精神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