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Ｋ8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3-0041-09
上海是孙中山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自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5年3月12日他与世长辞的近14年岁月里，上海是孙中山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共计5年零19天，超过他在广州居住的时间（4年又8个月）。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地道的上海人，除了外语，只会讲上海话。孙中山一生中名下唯一一处不动产在上海的莫利爱路29号，即今日香山路7号的上海孙中山故居。如果中国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除了广东省翠亨村，也只有上海。
上海自1843年开埠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大国际都市。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上海都处于中心地位，其重要性远非其他中国城市可以比拟。孙中山到底是如何看待上海？换言之，孙中山的上海观究竟为何？在熊月之1997年的论文《孙中山与上海》略有论及之后，学界再未出现有深度、学理性、总括性的研究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搜罗孙中山关于上海的论述，希冀可以整理出一幅全景的孙中山的上海观。
一 论述上海之现状
演讲是孙中山对大众进行启蒙，对传统“祛魅”所采取的最主要手段之一。现存众多的演讲稿中，孙中山常常以上海为例论述问题，传播思想，这其中既包涵他对上海所具备的现代性的夸赞，也不乏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
1?上海的地位之认知
1911年10月10日揭竿而起的武昌起义，对于中国，抑或对于孙中山个人来说都是转折性的事件。中国因此弃帝制而为共和，孙中山由流亡者成为临时大总统。
还在战时，孙中山对上海之于全国革命局势的决定性地位即认识十分清楚。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自海外抵达香港时，胡汉民等人曾以长江流域局势错综复杂为由，力劝孙中山留粤整顿军队，再图长久之计。但孙中山看得更深远，他对胡汉民说道：“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指广东，笔者按）其谓我何？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朱明末局，正坐东南不守，而粤桂遂不能支，何故蹈此覆辙？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
果然不出孙所料，12月25日，孙中山一行人抵达上海，使得全国革命局势大为改善，本已呈分裂之势的革命党人共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中华民国始得建立。上海《民立报》以《欢迎！欢迎！》为题，发表专栏文章称赞道：“先生归来，国基可定，新上海光复后一月，当以此日为最荣。”日后，在孙中山的自传体文字《有志竟成》中，讲至辛亥革命一击而中这一段，对陈其美领导干上海同盟会同仁一改原定“上海视南京举动”为“上海先动，苏杭应之”的革命方案，大加赞赏，“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对于上海之于全国革命的地位，孙中山和陈其美英雄所见略同。
1923年，刚刚经历陈炯明叛变之生死考验的孙中山先后两次在莫利爱路29号寓所，召集上海新闻界众多记者汇聚一堂，欲以自己之“笔”战陈炯明之“枪”。他明确提出：“上海为舆论中心，全国舆论视上海为转移，苟诸君能发挥公理，自易收效。舆论之力较武力为大，武力始之，舆论完成之，乃有护法结果，而使国民人人咸知共和真理，不容许武人官僚乱国，尤非舆论界努力不为功。不然，中国将不能存于世界。当此生死存亡之日，诸君应起负此责，努力奋斗！”；陈炯明失败后，他认为如今中国时局“欲得真正之和平统一，必以裁兵为第一步”，“而军阀仍不肯裁兵，则将如之何？是不得不望诸君发挥其笔墨之权威，以与军阀相战”，笔战须得“从上海做起，使上海市民，人人了解，人人主张，则推而至于全国，其事至易”；进而继续言道，“上海之于全国，犹香港之于广东，上海人心所趋，全国自必景从，每天牺牲一版，三个月必可成功。”孙中山对上海之于全国的地位描述地极为清楚，上海在孙中山的心中就是全国“舆论中心”，风向所指，上海先进则全国跟进，上海犹豫则全国踌躇。
2?上海乃现代文明之模范都市
上海是近代中国第一都市，其现代性诸多方面都领跑全国，孙中山对此颇为了然。在对国人演讲之时，孙中山常会以上海为切入点，对比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痼疾之间强烈反差，以求唤醒世人。
讲上海市政设施之优越。孙中山1916年在宁波演说时，一再以上海租界的市政建设为例，要宁波人向上海看齐，振兴实业，整顿市政。他说：“凡市政之最要者。铁路之改良，街衢之清洁是也。试游上海之公共租界，其道路之宽广为何如，其街衢之清洁为何如，宁波何尝不可仿此而行？”他希望宁波能建设成中国第二个上海，为中国人自己管理城市的模范。这说明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上海市政建设的现代性，不止一次地称赞上海的市政设施与管理，认为中国其它城市应该效法。
不只是市政设施等城市硬件需要建设，对于现代人应有之文明行为等素质改善。孙中山也曾以上海为故事背景，多加劝说。他曾在演讲中说：
为什么外国的大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呢？有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脐（济）脐（济）一堂，各乐其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就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嗌士巧士咪’。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而中国之文人学子，亦常有此鄙陋行为，实在难解。或谓有气必放，放而要响，是有益卫生，此更为恶劣之谬见。望国人切当戒之，以为修身的第一步功夫。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之说风行一时，孙中山就此问题发表多次演说。他认为，上海租界便是一个地方自治的模范：“上海的这一部分地方，是外国的租界，但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因为上海的租界，不是中国政府管的，也不是外国那一个政府管的。管理租界的究竟是什么人呢？都是各国的商家。各国的商家，离开他们的本国，来上海做买卖。来的多了，他们自己就组织出自治的团体，来管理自己的事业。所以说他是一个自治的模范。……上海租界这个地方，虽不能和文明国的自治一样比，但他也可以算个自治标本。”
1923年，孙中山面对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讲中，又以上海为例讲自治的重要性：“我现在相信建设民国，不是完全从上面可以做得到的；以后建设民国，还是要从下面做起来（鼓掌）。中国人普通的心理，以为无论什么事，都是要从上做起。譬如造房子，下面没有动土，没有做墙基，便老早搭一个空架子，先要上梁（欢笑），上了梁之后，然后再来做下部，是不是做事自上而下呢？外国人就不然，要做房子，先要从下做起。兄弟有一次看见一个乡下人到上海的洋街上玩，他看见有许多工人，在一处空地方挖土，挖到很深，他便奇怪起来，问旁边的人说：“怎么在这样热闹的街上挖鱼塘呢？”旁边上海人说：“他们不是挖鱼塘呵，他们是筑屋基来做洋房呵！”（大笑）可见中国普通人，只知道做房子，是先要从上起，不知道外国人做大房子，是先要筑一层很坚固的屋基，从下做起，然后一层加一层，便做成一所高大的洋房。”
3?上海是“次殖民地”之城
上海不仅为现代化之样板城市，亦是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管制下的殖民城市。孙中山对外人谈上海，则与对国人说上海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上海滩上飞扬跋扈、横行无阻的洋人，孙中山谈得最多的，就是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夺。
对于上海租界性质的判断，在1924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中》最为全面：
就字面讲，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当然比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要高。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呢？香港割归了英国，英国政府便派一个总督来管理。那个总督为管理香港起见，设立了一个香港政厅，另外又设立一个立法局，所有关于管理香港土地人民的法律，都是由那个立法局颁布出来的。在那个立法局里头，还有几个中国人。那几个中国人在立法局里头，还有很大的发言权，还可以议订法律来管理香港。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租界之内，大多数做生意的是中国人，纳税的是中国人，劳动的也是中国人，试问中国有没有人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能够有大发言权呢？中国人能不能够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议订法律来管理上海呢？我们在上海是主人，他们由外国来的都是客人，他们居然反客为主，在中国的领土之中组织一个政府来加乎我们之上，我们人民不敢过问，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较，究竟是在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呀，还是在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国人在中国所到的地方，他们便无法天天，为所欲为。所以中国现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一级。我就这个情形，创立一种新名词，叫中国是‘次殖民地’。
在“次殖民地”的上海，“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在香港之内，无论是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进去；在上海便有许多地方，中国人不能去。好象在上海的英国会馆，中国人便不许进去，就是有英国的朋友住在内面，中国人只要进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国会馆，中国人还可以进去看朋友，还可以进去吃饭。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对上海租界这样一块“次殖民地”，孙中山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即坚决予以收回！
收回租界的念头，在孙中山心中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时，“犹忆我（孙中山，笔者按）在南京解职回到上海之第一天，有十六国之外国人与外交官在尚贤堂开欢迎会，我曾说：‘你们外国要帮助我们收回租界。’当时有许多外人不敢说话，亦有赞成我此说者，而外国报纸，则加以攻击论调。尚有一次，我曾作论主张收回租界，综计我提倡收回租界前后有两次：一次在大庭广众之外国人欢迎会中；一则著书立说，并发行于租界中。要知租界原是我们的土地，外人则认租界是他们的，此实大错。如上海地方已认为是他们的殖民地，真是令人痛惜。”
到1924年，孙中山要路过上海北上京津时，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文章，主张拒绝他进入租界。孙中山按捺许久的怒火彻底爆发了，他发表谈话说：“上海为中国领土，吾人为主人，彼等不过为吾人之宾客，宾客对于主人，固无拒绝主人入内之权利。如租界当局果阻余入租界，则吾人对此不能不有出以断然手段之觉悟。现时中国已达撤废一切外国租界之时期，吾人为贯彻此目的，不惜为最大之努力。中国国民已不能再坐视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内肆其跳梁跋扈也。”
二 规划上海之未来
正如宋耀如所讲，孙中山是“生活在一个超前的世纪”的伟人。他对于中国发展趋向的认知，常常不被当时人所了解，却总能为后代人所证实。二次革命之后，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和读书累积的思想都在此时日臻成熟，政治上短暂失势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读书、著述、出版的学者式生活当中。他在上海写就并出版了他的多部著作，1917年的《会议通则》（后改为《民权初步》）、1919年的《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日后这三本著作汇集成了《建国方略》一书，成为孙中山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中的第二计划之第一部“东方大港”，是孙中山一生所遗存诸多文字当中，描述上海最为系统的一篇。
1?“上海皆为殭死之港”
上海的崛起是“以港兴市”的结果。不夸张地说，港口是上海的命脉，港口繁盛，而上海繁盛；港口衰败，而上海衰败。孙中山对上海港的地位认识十分清楚，他开篇一语道破，上海是当今“全中国最大之商港”。上海港之所以能有今日的地位，优势概括来说，有以下6点：“第一是位于长江入海处，水陆交通便利，有广大腹地面积可以依托。第二，终年畅通，无结冰之患。第三，维持养护浚挖等费用较少。第四，潮水涨落较小。第五，无南方沿海岸台风之弊。第六，上海已具有吸引外资的投资环境，对上海进行改造，具有引进外资易、投资少、建设速度快、经济连续运行性好、经济效益佳的优点，并且能够得到在上海已有经济利益的资本家的支持。”
上海存在如此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结构性矛盾。而此矛盾决非小事，而是致命性的，“苟长此不变”，“上海皆为殭死之港”。此矛盾为何？一言以蔽之，即欲求一深水港而不可得。
港口优良与否，决定因素有很多，但有一基本因素最为关键，就是吃水深度。吃水深度直接决定港口所能容纳航船的吨位级别。随着国际贸易的跨越式发展和造船技术的不断提高，船舶吨位愈来愈大，吃水愈来愈深。1845年，上海开埠伊始，来沪最大船只之一的美国“巴拿马”号，也仅仅613吨，进出港口尚无妨碍，但到1880年，国际航运货轮的平均吨位就已达4000吨，吃水达6米。而此时上海港大多码头建筑在黄浦江两岸，黄浦江航道不复增深，因为长江带留的泥沙，反而日渐变浅。“19世纪中后期，吴淞外沙的最浅水深负四点八米，内沙水深为负三点六米。”这就是那时上海港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孙中山在计划中如此描述：“扬子江之砂泥，每年填塞上海通路迅速异常，此实阻上海为将来商务之世界港之噩神也。据黄浦江浚渫技师长方希典斯坦君所推算，此种沙泥每年计有一万万吨，此数足以铺积满四十英方里之地面，至十英尺之厚。必首先解决此沙泥问题，然后可视上海为能永成为一世界商港者也。”
当时并非孙中山一人认识到了这个矛盾，上海租界当局对此也十分担心，英国领事曾说道：“上海商埠不久将为海洋巨舶所不能达，……或竟沦为无足轻重之内地市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认为：“浚浦之事之必须核准者，则以上海之情形，及其商业上之地位，与夫当地人士之利益，不得不然”，否则“上海及宁波的丝茶，皆于镇江装运，镇江必取上海再代之”。但清廷、北洋政府乃至租界当局，对此矛盾基本上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只是派人不断浚浦。浚浦只能一时缓解矛盾，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当局现存“种种计划”，“即如将现在之布置更加改良，堵塞黄浦江口及上游以建一伯船坞；于黄浦口外扬子江右岸建一锁口商港，于上海东方凿一船池，并浚一运河到杭州湾；而预算欲使上海成为一头等商港”，有一个致命问题，即成本过高，“必须费去洋银一万万元以上然后可”，不具有可操作性。
2?改良上海计划
时人改良上海，或眼光问题，或切实利益相关，只是就上海而论上海港，而孙中山的建设东方大港计划，则与之迥然有异。他不仅将上海至于全国，乃至世界范围，而且从长远着眼。从空间和时间两大范畴看，孙中山的改良上海的计划，都是超越时人的。
孙中山的建议是新辟一世界良港，改良上海老港，用一全新世界良港，与改良后之上海老港，互相带动，相互配合。从实际出发，经济规划与建设，孙中山指出必须遵循四个原则：1?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2?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3?必期抵抗之至少；4?必择地位之适宜。根据上述四项原则，孙中山确定东方大港最良好的位置“当在杭州湾中乍浦正南之地”，即杭州湾北岸乍浦角和澉浦角之间。新建港口之计划，孙中山在著述中可谓详细，但因未涉及上海，在此不再赘述。
就改良上海老港而言，他提出改良上海的需要由易到难，一步步走，先改造黄浦江及苏州河，利用淞沪铁路，使沪宁铁路火车运输延至吴淞，以利水陆联运，而后繁荣沿江东西两岸。他书中绘制出多幅改造上海港的蓝图，并制定了如下步骤：
（1）黄浦江口至江心沙，利用经浚浦局十二年疏浚的深水河道。
（2）开凿一条可供大海轮通航的新浦江深水航道，从高桥小河与黄浦江合流点至黄浦江上游龙华铁路接轨处，直贯浦东，并在沿江十一公里长的江边建立顺岸式泊船位。
（3）自杨树浦角起至江心沙上流转弯处止，跨旧黄浦江面及新开地，邻于新开河左岸，建成六英方里可供万吨级大海轮停泊的挖入式滩头船坞。
（4）沿黄浦江故道右岸新开凿一段苏州河，直注泊船坞之上端，然后船坞合于新开河。在新开河与泊船坞之间，设一水闸，使内河水上运输与海港连接，以形成水上联运系统。
（5）孙中山另有整治长江之计划与建设东方大港相配合解决上海港开发过程中泥沙问题。
继新黄浦江通航之后，对浦江两岸进行建设，先建设扩大的浦西土地，以收取新增繁华地带的经济效益，作为后续浦东建设所需资金。其构想如下：
（1）黄浦江改道后，将把三十英方里之地圈入，作为市宅中心，且作成一新黄浦滩；而现在上海前面缭绕潆洄之黄浦江，则填塞之以作广马路及商店地也。此所填塞之地，当然为国所有，固不待言；且由此线以迄新开河中间之地，暨其附近，亦当由国家收用。
（2）建设浦东新区。孙中山认为在浦东进行建设，具有两大优势：首先，地理位置优越。浦东滨江临海，只要通过摆渡、桥梁或江底隧道连接两岸即可使浦东地区内外通敞。浦东地处地理位置优越，不受严重环境污染，是理想的居住区。随着交通的便利，配套基础设施的跟进，浦东的繁华是指日可待的；其次，建设浦东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没有旧城区难改造的历史包袱，不需要拆迁旧建筑。且地价低廉，无需耗巨资购买土地，具有省钱、节时的明显目标。
孙中山在提出上海的改良计划时，深怕他人不能深入了解他的计划，即攻讦他为“孙大炮”，特别提到“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在孙中山看来，改造上海所需要巨额资金，完全可从以下两个渠道筹集：一是和平利用外资作为改建的先行资金，二是把新增繁华地带土地价格上涨的收入，作为后续的资金来源。他认为欧战甫定，列强国内投资环境恶化，正在急切寻找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另外依据他的平均地权理论，将沿黄浦江两岸新辟三十英方里繁华地带，按原价收归国有，待地价上涨后，不管是在国内出售或是有偿转让给国际开发公司，都将会筹到足够的后续资金。
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别建一头等港供中国东部之用，而留上海作为内地市场与制造中心，如英国孟遮斯打（今译曼彻斯特，笔者按）之于利物浦、日本大阪之于神户、东京之于横滨，最为得策也”。照此建设，孙中山认为，他的东方大港将来必能发展成纽约之规模，并可避免纽约百年前未能预测“今日人口之多与其局围之广”的“无远见之失误”。
三 三民主义中的上海经验
三民主义，包涵民族、民权、民生，是孙中山一生思考与革命实践的精华所在。孙中山认为“什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中国只有实现三民主义，才能“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孙中山终其一生都在宣传三民主义，而最全面的一次演讲，应该算是1924年1月27日至8月24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的演讲。7个月中，孙中山坚持每个星期一次讲演，自民族主义讲起（6讲），继而民权主义（6讲），最后民生主义（4讲）。遗憾的是，后因对付广州商团叛乱及准备北伐而中辍，民生主义部分未能讲完。
在仅存的16讲三民主义演说中，无论涉及何种主义，为听众更易理解其奥义，孙中山都会选择以上海为例，印证事实，深入浅出加以叙论。
1?民族主义与上海
民族主义演说中，孙中山提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交替压迫下，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政治力的压迫容易看见，也易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而经济力的压迫是不易识别的，所以较之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孙中山先后从关税、银行、运费三个方面，一一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力压迫的危害，而在此三方面中，无一例外的都是以上海为背景讲述的。
孙中山认为，各国平时对于外国经济力的侵入，都是用海关作武器，来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 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来军队的侵入，便要筑炮台一样。但中国海关都控制在外国人手中，海关关税服务于外，压榨于内，严重制约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象上海有很多的大纱厂、大布厂，用这些布厂纱厂本来逐渐可抵制洋货，但是因为海关还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对于我们的土布还要抽重税，不但海关要抽重税，进到内地各处还要抽厘金。所以中国不独没有保护税法，并且是加重土货的税去保护洋货。当欧战时，各国不能制造货物输入中国，所以上海的纱厂布厂一时是很发达的，由此所得的利益便极大，对本分利，资本家极多。但欧战以后，各国货物充斥中国，上海的纱厂布厂，从前所谓赚钱的，至今都变成亏本了，土货都被洋货打败了。中国关税不特不来保护自己，并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战壕，自己不但不能用去打敌人，并且反被敌人甩来打自己。……所以中国自通商以后，出入口货物之比较，有江河日下之势”，漏卮之大，危害之巨，触目惊心。
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制定市场规则，榨取垄断利润。 “象由广东外国银行汇一万块钱到上海，外国银行除了赚五十元汇水以外，另外由毫银算成上海规〈元〉银的钱价，他们必定把广东毫银的价格算低，把上海规元银的价格抬高，由他们自由计算，最少必要赚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钱的时候，他们不交规元银，只肯交大洋钱，他们用规元银折成大洋钱，必压低银两的市价抬高洋钱的市价，至少又要赚一二百元。故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兑一万块钱，每次至少要〈损〉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万块钱在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来汇去，最多不过三十余次，便完全化为乌有。人民所以要受这些损失的原因，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
关税、外国银行之外，还有运费。 “比方由欧洲运货到亚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长崎、横滨。由欧洲到上海，比较由欧洲到长崎、横滨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每吨的运费，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于由欧洲运货到上海的运费，中国无航业与他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贵； 故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比较由欧洲运货到上海，每吨的运费还要便宜。因此，欧洲货物在日本出卖的市价，还要比在上海的平。反过来，如果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去欧洲，也是比由长崎、横滨运去欧洲所费的运费贵得多。若是中国有值一万万块钱的货物运往欧洲，中国因为运费的缘故，就要加多一千万。照此计算，就是一万万之中要损失一千万，中国出入口货物的价值每年已至十余万万以上，此十余万万中，所损失也当不下一万万元了。”
2?民权主义与上海
民权主义演说中，孙中山大声疾呼，由君权至民权乃是如今世界潮流的趋势，这趋势是无论谁都无法改弦易辙的。他却并非全盘西化论者，因为他看到欧美国家实行的民权也有其缺陷，就是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以至于影响到了政府的市政效率。在孙中山看来，根源在于欧美民权国家人民的权和能没有分开。中国作为后起的民权大国，不应该也不必要蹈欧美的覆辙，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是可以无能但是有权的，政府则是有能而无权的。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望发展。孙中山在此举了他在生活中的一段亲身事例，引来证明：
我从前住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和一个朋友约定了时间，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约定的时间忽然忘记了，一直到所约定的时间十五分钟之前才记忆起来。当时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国租界，由法国租界到虹口是很远的，用十五分钟的时间很不容易赶到。我便着急起来，找着汽车夫，慌忙的问他说：‘在十五分钟之内，可以不可以赶到虹口呢？’那个车夫答应说：‘一定可以赶到。’我便坐上车，由车夫自由去驾驶，向目的地出发。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当时汽车走得飞快，声音很大，我不能够和车夫说话，心里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个车夫，以为车夫和我捣乱，是故意的走弯曲路阻迟时候。……那个车夫选择那一条路走，不过十五分钟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气才平，便间那个车夫说：‘为什么要这样弯弯曲曲走这一条路呢？’那个车夫答应说：‘如果走直路，便要经过大马路，大马路的电车、汽车、人力车和行人货物的来往是很拥挤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从前误会的道理，才晓得我所要走的大马路和外摆渡桥是从空间上着想。那个车夫是有经验的，知道汽车能够走得很快，每小时可以走三四十英里，虽然走弯一点，多走几里路，但是把汽车的速度加快一点，还是在限定钟点以内可以赶到。他的这样打算，是从时间上着想。那个车夫不是哲学家，本不知道用什么时间、空间去打算，不过他是专门家，知道汽车有缩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车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弯路，还能够于十五分钟之内赶到虹口。假若当时我不给车夫以全权，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赶不到。因为我信他是专门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条路便走那一条路，所以能够在预约时间之内，可以赶到。不过我不是这种专门家，所以当时那个车夫走弯路，我便发生误会，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弯路的道理。民国的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学我那次到虹口对于车夫的态度一样，把他当作是走路的车夫。能够有这样的眼光，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才可以改变。
3?民生主义与上海
孙中山早在1903年就已提出“平均地权”理论，在1924年此次演说之前，他不断地解释、补充这个民生主义核心内容的实施方案，综其大概为四个方面：核定地价、照价收买、照价收税、增价归公。 “平均地权”等民生主义理论，显然领先那个时代的中国太远，成为听众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部分。孙中山为使演说能够浅显易懂，不时拿出上海这个城市，印证自己的观点。
首先，他认为土地问题是革命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为地价差别生成社会最大的不公平。 “由于土地问题所生的弊病，……渐渐成为贫富不齐，就是同是有土地的人也生出不齐。比方甲有一亩地是在上海黄浦滩，乙有一亩地是在上海乡下。乙的土地，如果是自己耕种，或者每年可以得一二十元；如果租与别人，最多不过得五元至十元。但是甲在上海的土地，每亩可租得一万几千元。由此便可见上海的土地可以得几千倍，乡下的土地只能够得一倍。同是有一亩土地，便生出这样大的不平。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我们的头一个办法，是解决土地问题。”
其次，他提出土地增值是今后经济的最大利源。 “象上海黄浦滩的地价，比较八十年前的地价相差又是有多少呢？大概可说相差一万倍。就是从前的土地大概一块钱可以买一方丈，现在的一方丈便要卖一万块钱……地主便变成了富翁，和欧美的资本家一样了。”
继而提出，土地增值部分乃非劳动所得，理应归公。土地是“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象我们现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国中部工商业的中心点，所以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上海的人口不过一百多万，如果上海的人完全迁出上海，或者另外发生天灾人祸，令上海的人都消灭，试问上海的地价还值不值现在这样高的价钱呢？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孙中山最后提出，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要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
结语
综上所述，孙中山了解上海之深，超出常人又不知凡几。一般民众居住沪上，对上海的认知，多从生活经验出发，无非左邻右舍，不出三街五弄，即使是一辈子在上海生活，也未见得对上海有甚独到见解；而孙中山看上海的视野和格局则较一般民众更为开阔和深入，总结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革命者眼中的上海。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满清亡，民国兴，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继续存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成为世界潮流的大势下，革命者孙中山眼中的上海，不仅是中国革命策动的中心，而且还是继续革命的原因。
第二，政治家眼中的上海。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具备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一生奋斗，他始终秉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信念，百折不挠。政治家孙中山眼中的上海，既是代表现代文明的模范都市，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桥头堡。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不同语境下，孙中山所描绘的上海虽然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但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原则则是同一的。
第三，工程师眼中的上海。 《实业计划》之第二计划第一部“东方大港”的这段文字，跟孙中山其他文字有很大不同，其中更少个人情绪的表述，革命口号式的呐喊，而更多理性的思考，不仅反映出他对上海的熟稔，还能看到他时刻流露出的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中国人民的信心。孙中山在当时中国并没有找到知音，而如今日新月异的中国却正在一步步印证他的计划。1990年代，浦东开发正式上马；2002年3月，上海建造洋山深水港和东海大桥的项目经国务院审批认可，开始进行。2005年12月10日，一期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2010年年，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超过新加坡港，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上海港的货物年吞吐量已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一。这证明作为工程师的孙中山卓尔不群的超前意识。
第四，思想家、理论家眼中的上海。 “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众多的进步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可是，无论是从思想和理论的深透程度来看，还是从触及的领域范围来看，可以说是无人可与孙中山比肩的。”20世纪初，当各种流行西方的主义和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寻找她的信徒之时，孙中山不迷信、不盲从，以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为着眼点，力求中西优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相结合，创获出一种既能反应世界潮流，又能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自成一系的三民主义。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形成过程中，上海经验显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