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面对紧迫的局面，老蒋果断地从卧室窗口纵身一跃，尽管背部因着地而受伤，他还是强忍痛楚，迅速寻得一块巨石作为掩体，可惜最终未能逃过追捕，被士兵发现并制伏。
几乎在同一时间，第十七路军的部队火速抵达西京招待所，将住宿在内的十多位隶属于蒋系的军事与政治要员拘捕控制。令人诧异的是，在得知被捕人员中有一位特定人物时，张学良亲自匆忙赶来，向这位人士致歉，并特别指示用专车将其转移到杨虎城将军的私人寓所，予以高规格的款待与保护。这位享受如此特殊待遇的，正是军事战略家蒋百里先生。
蒋百里，这位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的才子，于1882年诞生在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中。其祖父蒋光煦，是当地闻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楼“别下斋”内藏书高达十万册，充分展现了蒋家的文化积淀和财富实力。蒋百里的父亲因天生左臂缺失，遭受祖父的冷落，一度被送往寺庙修行，尽管后来回归世俗并成家立业，但因曾经的出家经历，始终未能融入家族，家境因此日渐窘迫。
在父亲离世后，年仅十三岁的蒋百里不得不面对更加严峻的生活挑战。但他凭借天生的聪颖和对知识的渴望，赢得了乡亲的资助，于1901年远赴日本求学，进入东京士官学校深造。他与蒋伯器、张孝淮等浙江同乡一同被誉为士官学校的“中国三杰”，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和实力。
毕业后的蒋百里并未止步，他继续前往德国深造军事知识，并在学成后回到中国，担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后又在1912年成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他致力于改革军校教育，推动校内思想活跃，但却遭遇了来自段祺瑞等保守派的阻挠。由于军校经费由北洋政府提供，而陆军总部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对蒋百里的拨款申请置之不理，导致军校运营陷入困境。
在绝望中，蒋百里于1913年6月18日召集全校师生训话后，试图以自杀来抗议这一不公。幸得勤务兵及时救下，虽然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胸，但并未伤及心脏。在养病期间，一位名叫佐藤屋登的日本女护士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她的善良和耐心让蒋百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两人在长时间的相处中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不过当蒋百里向佐藤屋登表达爱意时，却遭到了她的拒绝。她虽然深爱着蒋百里，但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以及父母的意愿让她犹豫不决。但蒋百里从来没有放弃，在他持续不断的信件攻势下，佐藤屋登的父母最终被他的执着和真情所打动，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1914年，蒋百里终于迎来了他心爱的女人。他们在天津德国范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对异国情侣最终走到了一起。
婚后的蒋百里对梅花情有独钟，他为妻子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中国名字“佐梅”，从此，佐藤屋登便成为了蒋佐梅，完全融入了这个中国家庭。自结婚之日起，蒋佐梅便断绝了与日本的联系，将全部心思和热爱都倾注在了丈夫及丈夫的祖国上。随着蒋百里职务的变迁，她毫不犹豫地跟随丈夫走南闯北，遍历祖国的山河大地。
1927年，政治风云变幻，蒋百里因牵连“倒蒋”事件而身陷囹圄。此时，蒋佐梅毅然带着孩子来到南京，在监狱附近租住了一间简陋的屋舍，只为能时常探望和照顾丈夫。抗战爆发后，蒋佐梅的日本身份使她成为了众矢之的，但她从未为此辩解，而是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中国的深沉爱意。她慷慨捐出自己的首饰购买布料制作军装，并加入了抗日救亡妇女救国会，用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的抗战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蒋佐梅不仅是一位贤良的妻子，更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中，她和女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坚韧。她与蒋百里共育有五个女儿，但她从不教孩子们学习日语，家中交流一律使用北京话，她希望孩子们能完全融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
1938年11月4日，刚刚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的蒋百里因长期劳累导致心脏病发作，不幸离世。国民政府为表彰他的贡献，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十年后，在蒋百里生前好友竺可桢等人的协助下，蒋佐梅将丈夫的灵柩从广西宜山迁至杭州万松岭的南山公墓。此后，她跟随女儿定居北京，直到1978年安详离世。
蒋佐梅的五个女儿中，除大女儿早逝外，其余几位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蒋英。她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曾是德律风根公司的签约歌手，回国后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而她的丈夫更是家喻户晓的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他们的结合堪称珠联璧合，共同为中国的音乐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