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中，对方是否出身黄埔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在国军中有中央军与“杂牌军”之分，中央军的待遇好、装备好、哪怕部队有损耗也会给补充。但“杂牌军”正好相反，蒋介石向来将他们当成‘炮灰’，一旦在战斗中折损过大，就直接取消掉番号，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想知道“杂牌军”究竟有多惨，可以看看一位师长的经历，他为了国家，曾在抗日时期冒着生命危险、背负骂名潜伏到东北伪军中，为国民党发展出一批骨干。
但是抗战胜利后，他却不被国民政府待见，当个师长被中央军副师长轻视，身为城防总司令遭海军副司令怒斥。战事紧迫时临危守城，等情况转变时又被一脚踢开。种种待遇实在令人齿寒。
遭遇了这一切的师长名为王家善，他后来选择了起义，成为解放军中的一员，再往后甚至成为了志愿军中的一员，去到了朝鲜战场！
王家善1903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家境还算不错，供他读完高中后还供他东渡日本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家善参加中国留学生的集会游行，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此被日方撵送回国。
他把这些屈辱记在了心中，辗转参加了数支抗日队伍，甚至曾经进入过中共直接组织领导的巴彦游击队。
可惜王家善并没有就此加入共产党，没多久就接到了同学张文铸去往齐齐哈尔，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然而等王家善到达齐齐哈尔才发现，原来老同学早就做了汉奸，此次召唤只是想将他也拖下水。做汉奸，王家善不愿，但身在贼窝要如何脱身呢？无奈之下王家善只好再赴日本考入东京陆军大学，心中想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1935年，王家善利用休假的机会，从日本去往南京找到国防部次长熊斌，希望能留在国统区积极抗日，但是熊斌却婉拒了他：“东北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王先生应回东北先搞地下工作，准备将来配合反攻。”
不过熊斌还是吸纳王家善为国民党员，同时也授予了他国军中校军衔。
王家善记住了熊斌的话，将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于是从日本陆大毕业后，他就直接返回了东北。因为他的留学经历，日寇让他担任了伪满步兵师第四旅旅长，获得个少将军衔。
趁此机会，王家善秘密联络了一大批爱国同仁成立“真勇社”，他们的宗旨是打击日寇、复兴祖国。可是“真勇社”创立之初缺乏组织纪律，大多数成员都很松散随意，在一次活动时，有成员无意间暴露了身份，随即就遭到了日本人的逮捕。
好在日本人并不清楚这个“真勇社”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组织，王家善利用这点多方去走动，推说他们只是普通的军事文化书社，这才让日本人放了一马。
不过，这件事始终还是让日本人起了疑心，于是王家善被解除了军权，改到伪满奉天陆军训练学校中担任教官。此后的王家善就更加小心了，但他还是秘密在学生中发展成员，将一批有志爱国青年吸纳进了“真勇社”。
等到1942年，日本人兵力已非常紧张，不得已只能让王家善去佳木斯第7军管区担任少将参谋长。这里与苏联的伯力地区接壤，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对中国人的看管也非常紧，王家善只能小心地工作了几年。
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所有人都看出了大势，苏联出兵以后，王家善召集“真勇社”成员反正，将日寇指挥官枪毙并派人去迎接苏联红军，岂料苏联人进入佳木斯后将他们都关押了起来。
当时王家善心里还是以国民政府为正统，因此找了个机会逃到长春，费了一番力气找到了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的杜聿明。
杜聿明认为王家善很有利用价值，便安排他担任保安第4纵队司令（后番号为独立9师），这支部队由伪满军警、地方武装和少数土匪组成，负责在岫岩、应河等地执行警戒任务。
在中央军看来，说好听点这个独立9师是军队，说不好听点就是帮忙看哨的，所以即便王家善是个师长，依然要受新6军14师副师长许颖节制。当时国军内部很多人都笑话王家善，说他这个师长有名无实，王家善自己也气得大骂：妈的，老子们后娘养的崽。
但骂归骂，新6军是蒋介石重视的王牌嫡系，比起独立9师这种改编部队肯定要更受重用，王家善只能安慰自己，或许将来情况会改变的，结果后来他再一次迎来了羞辱。
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将新6军打出了安东地区，营口成了孤立据点。那些国民党高官见事态急迫纷纷开溜，杜聿明便将独立9师调到营口驻防，实际上也有让他们送死之意。
这王家善倒也有点本事，他一到营口就让部下加紧修筑工事、巩固城防，使得东北民主联军数次进攻没取得效果。这让杜聿明非常惊喜，连忙任命王家善为营口防守司令兼营口市长，希望他继续卖力。
王家善的确将营口守住了，不过当时发生了几件事，让他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营口告急时他请调了海军炮火支援，结果“长治号”开进辽河后有一门主炮被解放军击毁。战场上有损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王家善呼叫支援也是为了守城。
但海军副司令桂永清却大发雷霆，一是心疼海军武器的损坏，二是认为王家善这个杂牌军师长没资格调动中央军海军。于是在王家善准备好的接风宴上，桂永清怒骂“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调用老子的舰艇”，随即拂袖而去，这让王家善极为难堪。
当师长时被副师长节制，当司令时被副司令羞辱，王家善可想而知有多憋屈，这还没完。营口守住后，杜聿明抛来个甜枣，将独立9师改编为58师，列入正规军序列，但随即又打来了两记闷棍：
52军进驻营口，接管营口警备防务，等于是削了王家善军权；原先跑掉的营口市市长袁鸿逵去而复返，一纸调令让王家善交出市长职务，等于是夺了王家善行政权。
王家善心中大怒，立刻致电杜聿明询问缘由，结果杜聿明只告诉他一切以命令为准，王家善只能痛骂“危险时杂牌卖命，太平时嫡系做官，妈的！”
再想到营口作战他在阵地上见到那遍地的尸体，心里开始对内战产生了深深的厌恶。
1948年初，国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王家善对形势看得很明白，几个孤立的据点中营口最小，一定会最先被吃掉，为了跟随自己的弟兄，他必须要找一条出路。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昔日巴彦游击队战友石玉林的信，内容就是劝他起义。
通过这封信，王家善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不过他认为起义一定要看准时机，只有借助外界的压力才能够成事。
很快，解放军就发起了对辽阳的进攻，王家善认为辽阳解放后就是鞍山，鞍山之后就是营口，国军此刻在外界的压力下自顾不暇，正是起义的好时机，于是他召集58师连以上的军官开会商议部队去向问题，顺便看看麾下众人的反应。
58师的军官要么是从真勇社就开始跟随王家善，要么就是认为王家善很有头脑，跟着一定有前途，因此在王家善问出“咱们是另找个地方，还是跟国民党干到底”这句话后，所有人都说：师座走到哪，我们就跟到哪。
王家善心中大定，连忙派出几名心腹前往解放区商量起义事宜。
1948年2月25日下午2时，王家善在58师师部以共商城防布控为由邀请到了营口市内所有武装力量的头目，没费多少力气就将这些人软禁了。随后以3发照明弹为信号，58师发动了起义。
在解放军与58师里应外合之下，26日凌晨战斗结束，营口宣告解放，王家善将完整编制的58师1万多官兵交到了人民军队手里，这是大功一件。
后来58师被改编为解放军第四野战军50军167师（番号还改编过一次，即150师），王家善依然担任师长，他们随同四野南下，投入到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抗美援朝爆发后，又去往朝鲜战场痛击美国人，他们虽是起义部队，但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令人赞叹。
尤其是惨烈的汉江阻击战，王家善及50军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的韧性！
从朝鲜回国后，王家善历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热河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为军队和地方建设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1979年王家善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
他的人生起伏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懂政治，只凭一股热情，不能不走到歧路上去”，好在他最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