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电影再次 “遇冷”。
4月中旬，《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两部香港电影先后在内地上映，这两部均是2023年香港本土市场中票房前五名的电影，并且在刚刚过去的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收获颇丰，《白日之下》拿下了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女配角三个奖项，《年少日记》的导演卓亦谦则获得新晋导演奖。
尔冬升携林保怡余香凝等主演出席《白日之下》香港首映。
不过，尽管两部电影都有诸多奖项傍身，通过电影节展映收获了影迷群体的好评，未上映前就在豆瓣获得高分，并选择了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前后这个最有话题度的上映时间点，但依然没能让它们在内地市场掀起多少水花。截至4月27日13时，已上映半个月的 《白日之下》仅获得1157万元的内地票房，上映9天的《年少日记》获得1144万元票房，与上个月《周处除三害》的火爆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在香港本土市场票房和口碑兼具的港产片，到了内地却失灵了？《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均是社会现实题材。《白日之下》根据香港2015至2016年间一系列护老院和残疾院舍虐待老人、性侵院友的事件改编，《年少日记》则以青少年自杀为主题。过去几年，《我不是药神》《孤注一掷》《少年的你》《人生大事》等现实题材电影屡次成为黑马。《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在内地定档后，也因题材深刻、大胆尖锐引起了媒体和影迷群体的关注。不过，如何平衡电影的商业属性和深刻的社会命题，一直是现实题材电影能否破圈的关键。从主创阵容看，《白日之下》是简君晋执导的第二部电影，《年少日记》则是卓亦谦执导和编剧的首部剧情长片，两位导演都是“85后”年轻导演，此前没有成功案例。《白日之下》的女主角余香凝、男主角林保怡在内地的号召力不强，《年少日记》的演员中，除了郑中基，其他演员在内地的知名度几乎为零。这样的卡司阵容，很难在内地市场拉动票房和排片。在电影营销上，《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的引进方和发行方也没有在内地的宣发上投入太多成本，而在如今的电影市场中，营销是否到位已经成为了影响票房的重要因素。《周处除三害》在电影上映前做大量点映，奠定坚实口碑基础，并把抖音、小红书等作为营销主阵地，不断将影片主题与网络热点结合，引发讨论。对比看，《白日之下》《年少日记》的主创路演没有产出什么讨论度高的物料。
2024年4月17日，上海，刚刚斩获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导演奖的影片《年少日记》在上海影城举行路演活动。
不强的卡司和没热度的营销，让两部电影的排片都不占优势。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白日之下》上映首日只有4.3%的排片，排片率仅位列当日第八，《年少日记》的处境稍好一些，上映首日有12%的排片。目前，院线排片靠前的仍是《哥斯拉大战金刚2：帝国崛起》《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们一起摇太阳》《草木人间》等在3月底和清明档上映的影片。另外，《白日之下》老龄化困境离观影主力的年轻观众距离遥远，观众代入感较少，香港与内地差别较大的福利机制也难以在内地市场引发讨论。在影片的呈现中，福利院逼仄的生存空间、粗暴的对待触目惊心，影片结尾过于沉重，正义最终缺席，不是内地观众以往习惯的正义战胜邪恶的大结局，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反观《我不是药神》和《孤注一掷》两部现实题材的高票房电影，《我不是药神》选择加入喜剧的元素，调和了现实的残酷，《孤注一掷》则选择了爽文的叙事，满足了观众的情绪价值。这些手法虽然削弱了批判的力度，但也增加了电影的娱乐属性和商业属性。不过，尽管《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在内地票房不佳，但是两部电影本身的制作成本不高，分别约为1000万港元和325万港元，香港本土2000多万港元的票房就足够收回成本，在内地上映后收获的票房已经算是额外的收入了。相比票房，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类小成本的现实题材影片代表了香港电影的一种转向。广义上的香港电影包含港产片和合拍片，根据《香港影业资料汇编》中的定义，港产片的所有出品公司均需是香港注册公司，如果其中至少有一家为香港的注册公司，或者在监制（或出品人）、导演、编剧和主要男女演员5个主要岗位中至少有一半为香港居民担任，影片则属于合拍片。《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也都属于港产片，《白日之下》由古天乐的公司投资，《年少日记》则是2019年香港第五届“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大专组的获奖作品，由香港电影发展局电影发展基金资助拍摄。过去20多年，香港电影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香港与内地的合拍项目，通过合拍片的方式进入内地市场。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规定，合拍片可视为国产片在内地发行。2019年共有21部香港电影在内地上映，累计票房达到91.28亿元，已经远远超过18.9亿港元的香港本土全年总票房，而其中20部合拍片的票房就有91.27亿元，唯一一部港产片票房不足百万元。
在香港本地票房的构成中，2019年香港本土票房收入中接近85%来自好莱坞电影为主的外语片，仅有13.5%的票房来自香港电影，而其中的10.3%由合拍片贡献，港产片仅占3.2%，这一年香港年度票房前十名全部是非香港电影。合拍片带来的是香港电影人的进一步外流，在成龙、吴宇森等人进军好莱坞之后，又一批香港导演带着当时先进的香港类型片经验“北上”内地发展。在香港以都市现实题材见长的陈可辛虽然早年在内地经历了对古装武侠、都市爱情、现实等多种题材类型的艰难探索，但也交出了《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夺冠》等口碑票房双赢的佳作，被誉为融入内地市场最彻底的香港导演；深耕警匪动作片的林超贤则在内地先后拍出了《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主旋律大片，已经成为内地最卖座的香港导演之一。与之相应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本土港产片的产量都少于合拍片，2013年的港产片仅有17部，是1997年的五分之一。但随着内地电影市场的增速放缓，合拍片也开始遇到瓶颈。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获得者、曾参与合拍片制作的何爵天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就坦言，内地要从香港电影人身上学习的东西都已经学了。从2016年开始，合拍片的产量逐年减少，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进一步腰斩，近几年每年只有10部左右，而且大多同类题材扎堆，类型重复。对比看，近几年港产片在香港电影中的比例开始增多，港产片重新受到重视，回归本土，成了香港电影的一条新出路。相较于合拍片，港产片很难找到大额投资，因此几乎不会涉足动作片这类需要高成本投入的类型影片，小成本制作、去类型化成了这一代港产片的新特征，比如由曾志伟主演、描述精神病患生存状况的《一念无明》，还有以寄养家庭为主题、让郑秀文终于拿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的《流水落花》，以及家庭题材的《过时·过节》。创作这批影片的导演大多是学院派出身的新人导演，其中许多影片是他们的首部长片。社会现实题材港产片的涌现一方面是出于创作者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和表达，一方面也是香港电影行业环境恶劣、缺乏投资的无奈选择。不过“缺钱”并不是一件坏事，尔冬升此前曾表示，如果香港电影业一直都有充足的资金，这批新导演可能会被“纵坏”。如今新导演面对香港电影业最恶劣的环境，但也因此训练出了能用很少的钱拍电影的能力。为了扶持香港电影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措施，通过小成本的制作支持香港青年导演创作本地特色题材，包括资助新人数百万元以拍摄首部作品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鼓励资深导演与新导演合作的“薪火相传计划”、推动香港电影进入海外市场的“亚洲文化交流电影制作资助计划”等。截至2023年11月，“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已有13部电影在香港院线上映，《年少日记》《一念无明》《流水落花》均在其中。2023年的金像奖被形容为香港电影的“小阳春”，《正义回廊》《窄路微尘》《流水落花》等新导演创作的现实题材作品纷纷入围。这些题材的作品很难引进内地，即便可以上映，也很容易像《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一样“叫好不叫座”，但是相比那些进入舒适圈、毫无新意的香港警匪片，这些电影或许才代表着港片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