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为何如此迫切?

屈宏斌/文按常住人口衡量，去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6%。按户籍人口衡量，城市化率仅为46%。也就是说，全国共有2.9亿农民工，虽然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并没有城市户籍，因而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教育医疗和保障房等基本社会保障。没有社会保障，农民工家庭就不得不提高储蓄率，以填补福利缺口。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帮助农民工获得户口，将使农民工家庭有更多获得稳定的工作岗位和与城市居民同等标准的社会保障福利（包括养老金、教育、医疗、工伤保险和生育福利）。

首先，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提振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笔者用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粗略估计了隐含储蓄率，发现农民工的储蓄率是城市居民的2倍多：两者的储蓄率分别约为70%左右和30%左右。农民工储蓄率较高的部分原因在于，农民工需向农村家庭汇款，同时，由于缺乏社会保障福利，农民工也会增加预防性储蓄。深化户口改革或将使农民工储蓄率接近城市平均储蓄率，这意味着超过30%的收入可能会从预防性储蓄中释放出来，转化为消费。其次，农民工市民化也可以减少劳动力市场流动障碍，促进劳动力从生产率和收入较低的部门流向高生产率和收入较高的部门，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迫切要求。

考虑到社会保障覆盖面存在相对较大的缺口，第一种解决方案是，无论户口状态如何，将公共服务覆盖面扩大至所有城市居民，这将有助于解决流动人口所承担的成本，并鼓励他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第二种解决方案是继续放宽户口限制，使得更多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和社保福利。国家发改委2019年4月提出取消人口在300万以下中小城市的落户障碍，以及取消人口在300万～500万之间的城市的落户限制。2020年9月23日，上海取消了一些限制，允许该市4所顶尖大学的毕业生获得户口。可见，户口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继续推进的空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社保福利的大部分支出由地方政府而非由中央政府承担。因此，随着公共福利覆盖面的扩大，这也会加重地方政府的成本负担。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收入分配也并不平衡，目前地方政府支出占政府支出总额的85%以上，但税收收入仅占税收收入总额的50%左右。地方政府必须依靠中央政府补贴转移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来弥补缺口。

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福利支出在地方政府支出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和住房保障福利支出占40%左右。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措施来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那么地方政府提高社保福利覆盖水平的能力、加快户籍改革的动力，也将被削弱。因此，为了尽快实行农民工市民化，中央财政应增加地方政府转移资金，支持地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应把这些年花在铁公机项目上的部分资金用来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工程。推进市民化既能扩内需，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迫切要求，应纳入地方官员的主要政绩考核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