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21世纪的典当生意,最有名的,莫过于澳门赌场外的当铺。
每当娱乐场内的赌徒们杀红了眼,又急需筹码时,便会拿着自己身上最昂贵的物品(通常为手表),赶紧去外面的当铺借出一大笔资金。
而提及典当这项金融服务,早在中国古代就已出现。
如果说将一些珠宝、文物拿去典当,尚在情理之中,可为何在古代,像破棉袄、旧皮袍这样的破衣服都能被典当出钱来?
破衣服竟然也值钱
在《南史》中,曾有人拿着一束名为苎的植物,就典当出了钱财。但那毕竟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特殊年代,那时候的“寺库”实际上是带有慈善性质的。
而到了典当发展成熟的明清时期,自然没有人再拿植物去当铺了,但我们又随即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何一些破棉袄、旧皮袍也能被典当出银子来呢?
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
当家中的某件衣服已布满破洞,我们大概率会直接扔掉,不会考虑拿去回收。原因在于,即使这些破旧衣物被回收,所能换得的价值甚微,或者根本为零。
这种选择背后的逻辑,显然是基于如今工业水平发达的前提条件。相比之下,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的古人们,对破衣服可就珍视得多。
衣物不仅承载着外在的美观,其功能性的重要也不容忽视。即便是一件满是烂孔的旧棉袄,对于一位正在寒风中受冻的人来说,它就如同救命稻草,提供了急需的温暖与庇护。
要知道,在古时候,保暖对许多人而言是一种奢望,这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渴望中原的原因之一。
在古代,由于生产技术的局限,加上工业化机械的缺乏,制作一件御寒衣物需要全凭双手,通过一针一线的缝纫来完成。这种生产方式的繁琐性,使得棉袄、皮袍在当时都成了稀缺资源。
所谓“物以稀为贵”,像棉袄、皮袍这类御寒衣物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所以,尽管这些衣物已经破旧不堪,它们在古代仍旧保有一定的价值。
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凭借着高度发展的工业生产力,衣物已经成了能够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工业品,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普及率。
在这种背景下,如今,反倒是一些手工艺品,更象征着稀缺性与独特性,就比如手工制作的包包,可以卖出极其昂贵的价格。
而除了破棉袄、旧皮袍本身的价值,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棉花,这关系到了当铺的利益。
站在当铺里的这些人,极其擅长察言观色。他们能通过观察典当人的着装、言辞乃至微妙的表情神态,精准推断出此次交易是“活当”还是“死当”。
通俗来讲,“活当”是指典当人以后有能力赎回物品,而“死当”则意味着没有能力赎回。
试想一下,倘若有人来典当破棉袄或是旧皮袍,那么这大概率是“死当”,因为只有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人,才会把自己身上穿破掉的衣服拿去典当。
因此,在收到破旧棉袄之后,当铺里的人,往往会默认已获得该衣物的所有权。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他们通常会采取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通过对旧衣的解构和重新组合,即所谓的“翻新”,然后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销售。
另一种做法,则是抽取出破棉袄内的棉花,再将棉花按照市场价直接卖给贩子。
在古代中国,诸如棉花这类农作物的产量异常低微,非常珍贵。就拿现代来说,我国的棉花生产主要集中在新疆,但在古代,新疆还是一片贫瘠之地。
而且,棉花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严格:需要有充足的阳光、肥沃的土壤,以及亚热带的气候条件。这就将大部分中原地区排除在外。
加之古代战乱频仍、劳动力不稳定甚至短缺,导致国家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难以保障,更别提棉花的生产了。
因此,在古代,棉花成了一种稀缺且珍贵的资源。而含有棉花的破旧棉袄或皮袍,自然成了众人争相追逐的物资。
当铺,写尽压榨与剥削
古代的当铺,一般会开在较为繁华的地段。观其构造,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清一色的“高”。这里的高,不光指它的外部围墙高,更是指当铺内的柜台也很高。
同时,为了防盗,柜台上方装置了木制栅栏,在其中央位置则设立一个小型窗口,专门用于递交物品和交付典当金。
因此,每当有人前来典当物品时,他们只好踮起脚尖,双手高举,再通过那个小窗洞,将东西递交给“朝奉”(负责验物估价之人)。
而至于为何要将柜台设得如此之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防止典当人在听到较低的估价后,情绪激动地与朝奉起冲突。
另一种说法,则是要让朝奉在交易过程中始终处于高位,而典当人相比之下则需抬头仰望,由此一来,便可让朝奉形成一种居高临下之势。
这种布局,可以营造一定的心理压力,使典当人在面对估价和议价时,感到畏缩,不敢轻易提出反驳。
前面说过,当铺内的朝奉,会仔细打量每一位顾客,来判断是“活当”还是“死当”。
如果眼前的顾客看上去是个不差钱的人,这意味着物品会在到期后被赎回,那么朝奉会报高价格,这样当铺赚得的利息就更高。
而假使顾客看上去是个差钱的人,朝奉便会默认物品将归当铺所有,也就是说,他们此刻报的价格,实际上成了当铺的“收购价格”。于是,他们开始刻意压低价格,同时有意贬低物品的成色。
这样一来,等到当期结束,当铺便可上演一出“低买高抛”的戏码,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对于前往当铺的人群,大体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那些在生活或生意中急需资金周转的人,他们通常有能力在未来赎回自己的东西。
第二类则是处于贫困中难以维持生计的人。
他们尽力在当铺前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殷切地希望能通过典当换取更多的钱款,好让家人多吃几口热饭。然而,最终还是会遭到朝奉的冷漠拒绝。
向第一类有实力的顾客征收较高的利息,尚在情理之中,但对于那些生活困苦的百姓仍施加低价压制,这种做法则颇显不公——这无疑是对社会底层群众的剥削和压榨。
参考资料:
论中国典当的历史传承与演进——施欣、黄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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