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之战(下): 诈与屠, 苏州杀降

风雪太平史2024-04-24 20:14:58  98

苏州城内的屠杀

1863年12月6日中午,郜永宽等四王四天将进入苏州娄门外淮军军营,之前他们获知,将会在此进行苏州交接仪式,同时八人会被正式任命为清廷官员。

李鸿章邀请八人举行宴会,入坐后不久,李借故离开,随即有八名军官进入,每人手上都拿着一个红顶花翎官帽,跪在八人面前,高呼请大人升冠。

八位降将洋洋得意,正打算戴上官帽,忽然间寒光一闪……

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其计也,意扬扬得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

有传负责诛杀的是淮军副将龚生阳。

温谳慰藉,各赏红顶大帽一具,旋密令龚生阳骈诛之。

另外一种说法,八人带同七名孩子先谒见李鸿章,李鸿章授予红、蓝顶官帽各四。程学启邀请八人去自己军营宴会,在宴会期间程学启关闭营门,一声炮响,尽诛八人。

两种说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杀降地点不一样,第一是在李鸿章举行的宴会上,第二则是在程学启营地内。这也引出苏州杀降事件最大疑问,杀降主导者到底是李鸿章还是程学启,下文将会有探讨。

无论是谁主使,郜永宽等八人亲手杀死主将上司献城投降,想借同僚人头出人头地,最后却难逃清廷屠刀,真是可笑复可恨。

八位降将被杀后,淮军一不做二不休,开始在城内进行大屠杀。

日过午,一声炮响,四起杀声,大兵汹拥而入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

苏州当地口音被“放归”,南京以西安徽两湖人则“不分良莠尽杀”。具体杀死了多少人已难考证,一般认为大约有2-3万人。

这些人多数被押往苏州双塔(苏州罗汉院双塔,建于北宋年间)处被杀,呤唎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引用当时西方记者所写的《苏州旅行记》叙述了这次屠杀:

(双塔)庭院约半英亩左右,我们见到庭院地上浸透了人类鲜血,屠杀二十天以后,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马佳尼(马格里)医生的部下军官可以为此作证,地下三英尺深也浸染了鲜血……

中国人告诉我们说,太平军三万曾被押至此处屠场处死。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知道被杀数目甚巨,我们掌握有一个欧洲见证人的证据,他曾亲眼见到这条河中充满被斩首的太平军尸首,满清官吏不得不雇用船夫用篙钩把尸体推到城外的大河去,以疏通河道。

西方记者到达双塔已经是12月21日,离屠杀过去十几天,现场仍然浸满鲜血,可见屠杀之残酷。

有部分太平军幸运弃城西走,与刚被他们逐走的两广籍太平军一起,加入到保卫无锡与常州的战斗。

淮军还在城内到处抢掠,时人记录:

旧居苏城之绅豪者入城认屋,并挈眷口而归,中途为官兵所劫。时,官兵以克省城功,骄极矣,此子女玉帛视为固有物,官绅妇女多有被劫而去者,此百姓见厄官兵之患也。

淮军军营内部,8位降将被杀的地方——《伦敦新闻画报》绘图

戈登在苏州凶险的一日

戈登与马格里在娄门外碰到程学启时,郜等八人已经被杀,程学启以为戈登乘船去了太湖,在没有心理准备下忽然与戈登碰面,一时间脸色苍白,张惶失措。

根据戈登提交的杀降事件报告,程学启当面否认郜永宽等人有去见李鸿章。戈登中午之前才见过众人,知道他们要去见李鸿章,因此感觉惊讶,问是否发生了什么纠纷。程学启回答郜要求保留2000人军队,并与清军平分苏州城,中间筑一道墙壁分开。戈登追问郜永宽所在,程学启回答可能出城回乡下去了。

戈登感觉事情十分奇怪,派通晓汉语的马格里去纳王府,然后与程学启并马而走,一直到出城,程学启离开,戈登感觉气氛越来越诡异,决定不去太湖,折返回城内看看情况。

先派去的马格里已经探知实情,急欲告知戈登,两人却先后错过,马格里自行返回宝带桥军营。

在城内,戈登碰到郜永宽叔父,郜叔请求戈登去纳王府。

一入纳王府,戈登发现这里已经被抢掠,里边挤满了各处涌来的数百名太平军。这些人堵塞王府出入口,令到戈登无法外出,只好在王府留了一晚。当天晚上苏州城内一片混乱,四处都是杀声,戈登阻止了至少一次淮军前来的抢掠。

第二天早上,戈登派遣翻译前往调火轮船与卫队,当时他还没料到郜永宽等人已经被杀,只是认为被李鸿章抓了起来,打算调火轮船逼迫李鸿章交人,调卫队则是保卫纳王府。

城内大乱,淮军正四处抢掠杀人,戈登翻译未能出城(有说被杀有说被抓,调令被撕毁,马夫逃回报信),戈登只得亲自外出调动部队,还被一队不认识他的乱军扣住,后来找机会逃脱。

戈登在路上碰到曾在常胜军任职、当时已经被淮军雇佣过去的炮兵军官贝莱(又译备雷)。

白礼告诉戈登两个消息,一是李鸿章让程学启杀死诸位降王,程学启不愿意,感觉没脸见人。二是郜永宽的儿子郜胜镳(实际上是义子,原本姓李)正在他那里,可以将他带来。

郜胜镳见到戈登,告诉一个让他无比震惊的消息:投降的太平天国诸王都被杀了,尸体就在运河对面。

戈登马上过河,果然看见诸王的人头和尸体,郜永宽的尸体没有找到,应该是已经埋了,剩下的尸体都被砍为两段!

有苏州杀降剧情的电影《投名状》,当然电影内人物以及杀降经过均与历史不符

戈登的最后通牒

戈登与前两任常胜军统领华尔与白齐文不一样,那两位是冒险家与野心家,戈登是现役职业军人,毕业于英国皇家工兵学院的正规军官,当时是少校军衔。

职业军人最讲求的是荣誉,更何况他曾经亲自参与劝降,亲口保证郜等人的生命安全!现在李鸿章却将人杀了,这置戈登的荣誉与颜面于何地?

戈登当时只感觉到无限愤慨,马上决定调火轮船入苏州,前往找李鸿章讨个说法。

火轮船从运河进入苏州,李鸿章却收到消息躲起来,戈登四处寻找不见,只得留了一份最后通牒给李鸿章,率领常胜军离开苏州回到昆山,并且带走郜永宽的头颅以及收养郜胜镳。

最后通牒内容是要求李鸿章下台,并由北京审讯他的罪行,否则戈登将率军攻下李鸿章占领的城池,交还给太平天国。

有说法当时戈登曾拿着左轮手枪四处找李鸿章决斗,找不到人只能对李坐过的椅子开几枪泄愤。在戈登提交的报告,以及几篇戈登传记文中并没有提及此事,只能存疑。

在这里稍插入一件事,很多资料称常胜军将领马格里在这件事后也娶了郜永宽的女儿,我不知道资料出处,只想说明一下我的疑惑。

苏州杀降时,以郜永宽的岁数,他即使有个女儿,年纪也不会大。

某百科称郜是1839年出生,同样不知出处不敢采用。不过以郜永宽“自幼从戎”,名字第一次出现是1860年随李秀成第一次攻上海判断,他直到被处死,年纪都不会太大,很有可能是20多岁左右。以当时早婚推断,死时有一个女儿不奇怪,只是这个女儿当时肯定没有成年,很可能只有几岁。

或者马格里是等郜的女儿长大再成婚,问题是又有资料称两人生三子一女,长子马继业出生在1867年!以年龄推断,实在缺乏可能性。

也有说嫁给马格里的是郜的侄女,这个倒有可能,毕竟幼叔老侄情况古代并不少见。总之说马格里娶的是郜的女儿,实不可信。

回归正题,事情传开后,谣言四起,有传戈登打算攻下苏州交还给太平天国,甚至有传戈登打算率常胜军直接加入太平天国的,不单商人不敢返回苏州,连上海的气氛都变得紧张。

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前往昆山会见戈登,同意常胜军暂时不进行任何军事行动,仅防守上海。

12月14日,戈登在昆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英国驻中国公使卜鲁斯,除了详细交待事件经过,直指责任人就是李鸿章与程学启,还提出杀降原因的猜想,一是李鸿章畏惧降兵太多,达三万人,自己拿不出足够钱财来发军饷发遣散费用,于是杀死诸王,好没收他们所有财产,同时吓走一部分降兵。二是程学启害怕郜永宽投降后与常胜军合作,威胁到他的地位。

在信中,戈登提出3点要求,一是要求清政府惩治李鸿章。二是皇帝下诏,宣布杀降是错误,并且赦免其他太平军降兵。三是与清政治订约,今后不可再将英国人牵连到这种事情里边。

电影《投名状》苏州杀降之后剧照

《骈诛八降酋片》

就在戈登发信给卜鲁斯的同一天,清廷对攻下苏州发出嘉奖诏旨,李鸿章获封太子太保衔,赏穿黄马褂。程学启同样赏穿黄马褂,并获云骑尉世职。至于戈登,则授予头等功牌,赏银一万两。戈登拒绝接收,叫将银两带来昆山的官员送回去。

由于苏州杀降影响太大,在外国使节与报纸媒体中已经引发议论,清廷特意要求李鸿章作出解释,李于是在12月13日发出《骈诛八降酋片》。

李鸿章在这份奏章中提出必须要杀郜永宽等人的几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是指责对方投降动机不纯,提出要求不能接受:

官军入城查探,降众实有二十余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云官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其挟众要求之状,种种虞堪。

关于这点,苏州投降太平军数量不要说二十万,十万都没有,最多也就几万。李鸿章故意夸大,特出郜等人挟城、挟众自重,“歃血立盟,誓同生死”,与朝廷讲条件,并非真心投降。

至于总兵、副将要求何省何任,郜等人投降时,肯定有提出官位要求,具体已经不得而知。清朝当时规定,太平军将领投降时最多授予四品顶戴,要求正二品总兵、从二品副将已经超标,如果是明确何省、何任,那更是清廷不能接受。

清廷总兵名额只有83名,多年打仗,不少功劳够的湘军、淮军军官只能用“记名”“加衔”的方式,如记名总兵、记名副将、副将加总兵衔等等意思一下,根本没几个实缺可以放出来。李鸿章这样写,是要突出这几个降将居然指名实缺,摆明是提出无理要求。

第二条理由是担心降而复叛:

臣思受降如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若养虎贻患,苗沛霖、宋景诗皆其前鉴。即幸而如李世忠,至今滁州等城仍未退出。苏省财赋名区,岂容该酋等拥众盘踞,致贻无穷之忧。

这里指出的苗沛霖、宋景诗都是降而复叛,清廷又要花大力气围剿。就算李世忠这种投降后没有复叛的,也是占据滁州城不肯让出。苏州是财赋重地,如果被几个降将占据,即使没有复叛,也是后患无穷。

第三条理由是认为如果不能满足,有可能与李秀成里应外合:

……今围困始降,毫无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将来断不能遂其所欲,即断不能无反侧之心。因传令该酋等八人来营谒见,讵郜云官并未剃发。维时忠逆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苏甚近,云官等皆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几,登时将该伪王、天将等骈诛……

李鸿章在下文总结:

兹云官等所求太奢,欲踞省城,关系太大,未便姑容,养痈成患。且诛八酋而后能解散二十万众,办法似无不是。

以上三条理由,看似十分充分,都是李鸿章一面之辞。

李鸿章更加在奏章中反将戈登一军:

不谓戈登因臣先调常胜军回驻昆山,未与入城之功,忽生异议。先曾谓纳逆不应杀慕逆,兹又谓不应杀纳逆,声称即带常胜军与官兵开仗。

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卤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如臣梼昧,恐难驾驭合宜。

这等于将戈登指控杀降的动机,放在不满李鸿章不让常胜军进城上。还说自己竭力与常胜军打交道,低声下气维持双方关系,是戈登蛮横无礼,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才中伤我李鸿章呀。

在奏章最后,李鸿章故意摆高姿态:

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臣不胜感激悚惶之至。

清廷当时急需解决太平天国问题,杀几个降将,杀几万降卒算得上什么事,就是洋人多事!十天后,清廷发出六百里加急密谕,里边写道:

李鸿章办理此事,甚为允协,断无将其议罪之理。……岂能妄为外国人之所牵掣,将来英国公使如果向总理衙门议及此事,亦必据正理驳斥之也。苏城散遣降众二十余万,人数过多,究竟如何办理之处,未据详细声明。著李鸿章妥为筹办,毋稍大意,一面详悉奏闻。

在这件事上,清廷倒不怕洋人。只要求李鸿章补充说明如何处理降众,事情就翻篇了。

清廷当时其他重要官员,对李鸿章杀降都持同意赞许态度,主政的恭亲王答复西方外交官:

倘若不把诸王立即斩首,则不仅苏州城内的清军将被杀得一个不留,而且此等贼酋部下的大批士卒,仍旧留在逆贼行列中,斯后更大规模的屠杀,势将不可避免。

“千古完人”“理学大师”曾国藩在与其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钦定剿平七省方略》中的收复苏州省城图,描绘清兵进入苏州,以及左下角一众太平军降将跪迎

赫德斡旋,双方和解

英国人对苏州杀降的态度,军官普遍不满,伯朗在写给卜鲁斯的信中提到:“占据苏州前后所发生的事件,造成一种非常不利于英国对华政策的舆论。”

英国海军驻中国舰队司令何伯则威胁清政府惩办李鸿章:“查李抚台前允戈总兵贼果投诚定不斩戮,此次大为失信。如北京总理衙门竟不谓其办理不善,并不能禁止,将来我国必饬戈登告退,并谕禁他人不准帮办中国军务。”

英国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员,则以维持英国在中国利益为考虑,尽力化解这件事,其中的代表而且出力最多的,是当时任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

赫德也不满李鸿章所为,在日记中写下“李抚台的行为令人费解”,但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维持英国在华利益,眼下当务之急,是平定太平天国,结束中国东南沿海战争,好让英国利益深入中国。

基于这个原则,赫德出面为李鸿章开脱,说辞自然也是降王提出过份要求,李鸿章不得不先发制人将其诛杀。甚至说出经过调查后,苏州只有那“十几个”降将被杀,除此之外,并无再多死一人。

1864年1月19日,赫德离开上海,前往苏州,此行目的是调解李鸿章与戈登间的关系,令到常胜军重新参战,不然常胜军有可能被解散,或者落入其他国家的统领(如美国、法国)手上。

1月23日,赫德在苏州与李鸿章商谈两个小时,李说戈登正在昆山,赫德可以前往尽力劝说试试。

1月31日,赫德来到被常胜军控制的昆山,戈登下令放赫德进城。

戈登十分隆重地招待赫德,还让他检阅部队,然后两人开始商谈。

当时离杀降已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戈登怒气已消大半。赫德是很成熟的外交官,没有搬出李鸿章那套要求戈登相信,直接了当地说出戈登罢战不符合英国政策,阻挠英国在华利益,让中国战事继续。

戈登可以不鸟李鸿章,却不能不顾及自己国家。赫德也明说,清廷不可能因此事惩治李鸿章。同时在苏州会见李鸿章时,李提出罢战期间常胜军饷银照发,另发两万英镑攻占苏州特饷,以及再发两万英镑伤残士兵慰问金。

在赫德劝说下,戈登同意一起去苏州面见李鸿章,三人达成协议,常胜军在农历新年后重新参战,李鸿章则同意会发出一道公函,表明杀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与戈登没有任何关系。

李鸿章照做,除了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还照会了当时列强驻中国的外交使团。

苏州杀降再无人过问,死的几万人,只是乱世洪流中的一个不起眼数字而已。

2月19日,戈登从昆山率常胜军到达常州,正式重新参战。

戈登在攻破常州后,获授清廷武将最高官职——提督,赏穿黄马褂

杀降事件到底谁主导

以上内容是苏州杀降事件的经过以及事后的处理,接下来尝试讨论一个问题,也是整件事最大的疑问,杀八人到底是李鸿章,还是程学启主导。

说程学启主导,主要是程学启在嘉兴战死后,吴汝伦所写《程忠烈公神道碑》中的段落:

是时城贼尚廿余万,降酋八人,请署为廿营,八人分领之,让苏城之半处官军,自踞半城助守。公阳许诺……,遂还军密白李公,请诛八人者以定乱。是时常州、嘉兴皆未复,李公愕然曰:“杀已降不祥,且令常嘉贼闻风死守,是自树敌,不可”。公争不能得,则脱所著冠提李公曰:“以此还公?某从此诀矣。今贼众……其心故未服也,今释首恶不杀……与吾军分城而处,变在肘腋,吾属无遗类矣!”拂衣径出。李公急起挽公曰:“徐之,吾今听若,何怒为!”

曾国藩幕僚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也有类似说法:

公(程学启)密白李公,恐不可制,必诛之以定众。李公犹豫不忍发。公曰:“某极知杀降不祥,然不杀此八人者,苏城终不可得,虽得之不安。吾宁负贼,不负朝廷。”李公不得已许之。

李鸿章不是杀降的主导,看上去确实有一定道理,此时杀降,对淮军接下来的战斗相当不利。

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说:“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是以至今为头子者不敢投者,因此之举。”

苏州杀降起到极恶劣的示范作用,原本已经进行投降谈判的无锡守将潮王黄子隆、常州守将护王陈坤书、杭州守将听王陈炳文全部中止谈判,拼死抵抗,尤其常州一直抵抗到5月,淮军与常胜军伤亡惨重才最终攻破。

如果不杀降,由郜永宽出面劝降这些城市,肯定会带来更好的效果。

只是无论吴汝伦还是朱孔彰,都有为李鸿章开脱责任的嫌疑。程学启主导说证据并不足,程毕竟是太平军降将,纵然李鸿章对其十分信任,也断不可能先拿了主意再威胁主将,逼主将就范。而且按照戈登的报告,他一见程学启时,程脸色苍白,惊慌失措,也侧面反映程对此事十分心虚,断不会是问心无愧的主导者。

李鸿章为何要杀降?李本人对太平军的投降并不信任,有过之前在太仓被会王蔡元隆诈降大败的经历。在苏州投降谈判中,郜等人提出的要求,很有可能令李鸿章感觉难以接受。前述指定何地何任有可能是李鸿章自己夸大,要求总兵、副将,建立二十营由降将统带等,则完全有可能,这些条件清廷不可能同意,为了尽快控制苏州,李鸿章则满口答应。

当郜等八人投降后,索要李鸿章答应的官位,李鸿章无法拿出,又害怕郜等人翻脸率城内太平军复叛,只能使出一向自傲的“痞子放赖手段”一不做二不休,心狠手辣先杀八人,为防止八人部众叛乱,马上挥军入城再屠杀八人所属太平军,自此一了百了。

那位最先入城与郜等八人谈判的郑国魁,对此事并不知情。因为与郜永宽曾约定“焚香为誓,许以不死”,当八人被杀后,郑“涕泣坚卧,自谓负约,誓不居首功”,并请来和尚、道士,为郜等超度亡魂七天。

传说程学启与郜永宽立约时,曾发誓如果违约,则在战场上被子弹穿头而死!后来果然在攻打嘉兴时,被太平军发射的子弹打中左太阳穴附近,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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