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从此，被撤销了6年多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得以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在当时，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央二代领导人做出了这一重大决定呢？要搞清这个问题还得要从头说起。目前有许多文章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只是肤浅地一带而过，没有作过多细致的分析。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10月7日，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成立后的新疆兵团为保卫边疆、维护新疆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有效保障了西北边疆安全。
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局势处于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时期。由于中苏、中印关系恶化及其在中国西北、西南的边界冲突,致使新疆成为中国西部边疆冲突的焦点区域,兵团在维护国家西北边疆的安全机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据资料显示，1975年时,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约有50个师,兰州军区和北京军区有15个师，新疆可能只有8个师。因此,相比中苏边境一线其他地区,新疆的驻防力量最为薄弱,边疆防守更多地是依靠新疆兵团的力量。
在新疆,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更为直接。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苏联不断在我国西北边疆制造事端,经常派遣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到新疆搜集情报，制造边境冲突。
1960年7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追打中国牧民,造成流血事件,挑起了边境冲突。1962年4、5月间,苏方又策动了新疆伊犁、塔城等地大规模边民外逃和冲击伊犁州党政机关的“伊塔事件”。
新疆中苏边界冲突更为惨重的是发生在1969年8月的“铁列克提事件”。1969年6月,苏联入侵与苏联交界的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枪杀和绑架中国牧民。8月13日,我军在铁列克提地区例行巡逻时,苏联边防军有预谋地出动直升机2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步兵300余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对中国巡逻军队进行突然袭击，中国巡逻队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一人生还。“铁列克提事件”的发生,使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面临的安全压力更为凸显。正如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所言:“19世纪60年代后的新疆形势,是强邻虎视眈眈，始终存在外来的强大压力。”
“伊塔事件”发生后，为了迅速制止边民外逃,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根据指示,新疆兵团加强并突出了“军”的职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从1962年5月5日起,兵团立即组编了6个独立营,共21个值班民兵连。（注意，这个值班民兵连并非一般的民兵，它是一支军政素质接近正规军的武装组织）农四师遵照命令,派出了一个警卫连、两个武装民兵排,协助公安干警维持秩序,收复了伊犁州人委办公大楼。兵团从农八师调出两个基干民兵连,加强伊宁地区的警备力量。在中苏边境增设58个边防工作站,并新设一批国营农场,他们配合国防军,加强了边防力量,昼夜巡逻在国境线上,保卫了边境各县人民政权,有效地劝阻了边民外逃,中苏边境“有边无防”的局面从此得以改观。
为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兵团从农四、五、六、七、八、十师和兵团直属单位先后抽调选派810名干部、16750名工人组成工作队,配备汽车39辆,拖拉机和康拜因45台,奔赴指定地点执行任务。工作队进人伊塔地区后,在阻止边民外逃的基础上重建了各级党政机构,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
在当地的党政和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兵团圆满地完成了“三代”任务,防止了西北边疆局势进一步恶化,并逐步恢复了边界生产、生活秩序。
1962年7月,兵团有计划地、迅速地沿边境地区建立若干边境农场,以期能联成一条农场带,作为国防的前沿和特殊的生产基地,在边境地区抵制苏联的蚕食和渗透。从1962年9月开始,兵团开始了大规模边境农牧团场的建设。发挥了独特的“工作队”“生产队”作用,成为西北边疆安全的忠实捍卫者。
“铁列克提事件”边境战争发生后,兵团加快了边疆团场建设的步伐,至1972年,兵团在新疆2019千米的国境线上,共建成边境农场58个,形成了纵深10-30千米的边境农场带,筑起了屯垦成边的国防屏障。此外,兵团在军事上与人民解放军建立军民联防,每个边境团场指定1到2个连队进行实地演练,互通情报,互相配合。边境农场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代里,发挥了重要的安全警戒作用,为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及时的信息和后勤支援。边境农场既搞生产,又做地方工作,也搞武装,担负边防任务,形成了一条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边境警戒线,成为兵团人巩固边防的铜墙铁壁。
对此,毛主席称赞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很有希望。”
但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兵团经济一度下滑，生产形势很不乐观，成了“包袱”，经济实力不好，再强的武装能力也是枉然，最终导致被撤销。
撤销后的兵团被改成新疆农垦总局体制，由于关系理不清，导致经济发展上仍然没有多大起色，连年亏损。
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国内和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在国内，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以经济建设为主，国际上，前苏联又入侵阿富汗，造成新疆周边局势更加复杂，而新疆农垦总局的体量又完全不能胜任新疆兵团作用的发挥。
在此情况下，新疆兵团的恢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王震副主席的一再提议和建议下，小平同志亲临新疆兵团进行调研。
最终于80年代初兵团在邓小平、王震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恢复建制。
兵团恢复原建制后,根据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在农牧团场全面推行了“以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为主体、兴办职工开发性家庭农场和发展职工庭院经济为两翼”的“一主两翼”为主要内容的多种形式的承包经济责任，以及在兵团所属企业中全面推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理顺了兵团国营农场职工与企业、企业与国家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的基本关系。
兵团恢复建制是中国屯垦戍边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恢复建制后,兵团仍是党、政、军、企于一体的屯垦戍边组织,在西北边疆发挥着稳定政治、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兵团发挥各项作用的引擎。
根据有关农垦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借鉴农村改革的经验,兵团进行了责任制改革,首先在农牧团场全面推行了以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为主要内容的多种形式的承包经济责任制。
这项改革改变了多年来全民所有制一统天下、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方式,使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相结合,报酬和劳动成果直接挂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场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
改革中所形成的庭院经济模式被农业部和自治区党委肯定为“改革中的成功创造”，兵团的模范作用在全国得到了肯定和学习。
深化责任制改革,推进企业承包成为屯垦理论这一阶段发展创新的途径和目标。
20世纪80年代后期,根据国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理论的指导下,兵团以进一步理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为第二步责任制改革的目标，在所属工交建商企业中全面推行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改革赋予屯垦成边事业以第二次生命,大大解放了兵团的生产力,使兵团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职能作用进一步提升。
兵团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为提高戍边能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效保障了国家西北边境安全,稳定了因苏联入侵阿富汗所带来的边境动荡局面，为顺利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前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所造成的西北边疆局势紧张和兵团在“文革”期间撤销后经济连年亏损,成为兵团恢复兵团的重要原因。
